内容提要由空间集聚所引起的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之间的权衡问题是经济地理学的前沿研究主题之一。本文基于中国1999～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空间集聚对地区总体经济增长及其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经验研究。研究表明，空间集聚是推动地区总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导致地区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因素。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在空间集聚的扩散阶段还没到来之前，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重点不应是平衡地区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而应侧重于尽量消除阻碍空间集聚和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因素，以实现生产在地理上集中但生活水平趋同。
关键词空间效率区域平衡经济增长
一引言
zia在地理空间上，经济活动会不断集中，即集聚，是现实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显著特征，美国、德国和日本已经在集聚中逐步走向平衡。空间集聚究竟是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还是造成了空间不平等的加剧?早期的部分学者认为，空间集聚及其所导致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会带来效率损失，比如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和资本未能得到充分利用而引致总体经济效率的下降，高度的区域不平衡会扭曲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而不利于国民经济管理。而且，空间集聚下的经济劣势会逐步自我强化，进而带来就业、贫困和健康等方面问题，早期的政策制定者们也一直试图通过制定区域政策来缓解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学者发现空
间集聚在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同时，其溢出效应会促进总体的经济增长，旨在平衡经济增长的政策干预可能会带来空间效率的损失。Martin（1999）基于一个融合新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动态模型所进行的研究表明，由于总体增长和区域公平之间存在权衡，从而促进区域公平的政策可能不会形成最有利于增长的地理分布。Dupont（2007）的研究指出：由于存在地方化的溢出效应，政策制定者将面临一个权衡：经济一体化会促进经济增长和降低区域发展不平衡，而集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会加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最近，Cerina和Mureddu（2012）也从总体效率和区域公平权衡的视角研究了集聚与增长的关系，他们的分析表明，在支出份额内生化的假定下，即使知识溢出不是地方化的，集聚也会带来增长效应。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集聚以及集聚带来的效率和公平的权衡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如陈钊和陆铭（2009）的研究指出，制造业向东部和城市地区的集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是加大区域和城乡间发展差距的关键因素，而通过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等政策的调整，可以实现经济发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朱希伟和陶永亮（2011）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程度并不高，进而认为中国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不应是控制经济集聚以达到总量意义上的地区平衡，而应把重心放在推进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完善落后地区的教育和医疗制度等方面。
1978年以来，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及适应具体社会经济形势的需要，中国的区域发展政策发生了一些调整和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区域发展政策更侧重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中央政府重点实施了
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心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随着上述战略的实施，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迅速，但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平衡性也越来越突出，迫使中央政府在考虑经济效率的同时，也要考虑经济发展的公平问题。在此背景下，效率优先的非均衡发展政策逐步调整为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特别是1999年以后，社会公平更是成为区域政
策的主要目标，中央政府先后于1999年、2003年和2005年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均衡与协调发展战略。这些战略的实施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地区间收入差距自2004年起出现下降趋势，沿海地区制造业集聚势头也开始减缓。当然，对于上述政策的效果，特别是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还需更深入的评估和有待时间的检验。在学术层面上，关于如何解决集聚所带来的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与区域协调发展间的冲突，也存在较大争论。部分学者认为，引导沿海企业和资金向中西部转移，在中西部地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是实现区域平衡发展的有效途径（魏后凯，2008、2009）。但也有一些学者指出，进一步促进人口和经济活动向东部集聚，虽短期内会使地区差距扩大，长期看却加快了产业从集聚到扩散转移临界点的到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范剑勇，2009）。面对上述政策背景和理论分歧，准确判断空间集聚在中国是否存在经济增长效应就显得尤为重要。
现有文献对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但并未取得一致结论。一些学者证实集聚的确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Mitra和Sato，2007；Geppert等，2008），也有一些学者
发现集聚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Brulhart和Sbergami，2009），甚至存在阻碍作用（Combes，2000；Sbergami，2002）。在这些研究中，Mitra和Sato（2007）、Geppert等（2008）与Combes（2000）忽略了集聚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且所采用的经济密度或产业地理集中度等集聚指标也过于粗略；Brulhart和Sbergami（2009）与Sbergami （2002）虽然考虑了集聚变量的内生性，但其选取的集聚指标值得商榷。Brulhart 和Sbergami（2009）主要采用了人口在75万以上的城市人口比重、城市化地区的人口比重以及首位城市人口占全部城市人口的比重等指标，它们更多反映了区域的城市化率而非空间集聚水平；Sbergami（2002）使用Balassa指数、熵指数和Krugman指数等来度量集聚，三个指标虽有助于验证结果的稳健性，但都忽略了子区域面积差异带来的影响，从而存在空间偏误。对此，本文综合利用中国省级（包括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下文均以省来表述）和地级区域层面的数据，围绕集聚变量的度量及其内生性问题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拓展。①
在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来度量某一特定区域的集聚程度。早期学者大都使用市场或城市规模来进行度量，但Ciccone 和Hall（1996）认为，相对于规模变量，使用经济密度指标度量区域内部聚集程度更为合适，其优点在于它部分剔除了区域空间尺度差异的影响，而且对于多数地区来说这一指标更容易得到。但由于经济密度与经济活动的集聚性并非密切相关，因此它只是衡量地区内集聚的一个较为粗略的代理变量（Bosker，2007）。特别是在度量较大空间尺度范围内的集聚时，密度指标的缺陷更为明显，此时较为精确的度量方法是以较小的地理单元为基础来
构造较高水平地理单元的空间集聚程度（Spiezia，2002；Gardiner等，2011）。因此，本文将借鉴Gardiner 等（2011）的研究，选用两个新指标来衡量集聚程度，分别是调整后的集中指数②和市场潜能。调整后的地理集中指数通过加权等方式能够降低加总的偏误以及克服经济活动集中在面积最小的子区域这一极端情况带来的统计误差，是衡量区域内集聚（within-region agglomeration）较好的指标。而市场潜能衡量了区域间集聚（between-region agglomeration），能有效捕捉临近区域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学者们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难题是内生性问题。现实中，许多经济活动集聚地区存在一些固有的特征会显著影响其经济表现，进而吸引企业向该地区集聚。这
种固有特征可能与自然资源禀赋或地方政策相关，也可能与一些无法观测的地区特征，如人文环境或商业氛围等因素相关。所以，如何将影响地区经济表现的集聚因素从各种复杂的因素中分离出来是许多经验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是综合运用动态面板的系统广义矩法（GMM estimation）和工具变量法（Ⅳ estimation）。近年来，学者们开发动态面板的GMM估计以用于解决内生性问题，该方法可以在具有内生性的回归中寻内部的工具变量来进行估计。工具变量法也是处理变量内生性的较好途径，其关键在于寻合适的外部工具变量，我们将采用各省级区域的地理特征，如地理中心度、地表粗糙度和地面坡度等指标作为集聚变量的外部工具变量。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权衡的理论机制和经验证据介绍；第三部分为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第四部分为检验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的权衡：理论机制和经验证据
自Kuznets（1955）提出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的假说以来，“效率-公平”的权衡便受到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大量文献对居民收入（或财富）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但二者在空间上的关联，即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之间的权衡问题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研究视野之外。③因为在标准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下，空间平等与总体效率之间不存在冲突：由于受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区域间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能带来要素报酬的收敛，从而在不损害总体效率的前提下，促进区域公平的实现。Myrdal（1957）对新古典收敛假设提出了质疑，他指出，由于存在累积循环因果效应，资本和劳动力的同方向流动将使得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总体效率和空间平等不可兼容。其后，以Hirschman（1958）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和Friedmann（1966）的中心-外围理论为代表的非均衡发展理论也强调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往往是一个相伴而生的过程，因此空间公平与总体效率之间将存在潜在冲突。Williamson（1965）融合Kuznets（1955）、Myrdal（1957）和Hirschman （1958）等人的思想，明确提出了空间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倒“U”型关系的假说。此后，少数学者试图为这一假说提供经验方面的验证（Amos，1988；Ezcurra和Rapun，2006；Barrios和Strobl，2009），但相关研究依然没能得到足够重视。近些年来，得益于Ma
rtin（1999）、Baldwin等（2003）、Dupont（2007）与Cerina和Mureddu（2012）等人的贡献，新经济地理一增长（NEGG）模型在将集聚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内生化的同时，进一步扩展了对空间集聚福利效应及其政策含义的分析，从而使得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之间的权衡问题成为主流经济学领域的一个新研究热点。
新经济地理学（NEG）模型强调经济的空间结构是两种对立力量作用的结果。一方面，高运输成本、要素流动限制以及市场拥挤效应等因素会导致经济活动的离散，即当运输成本和区际交易成本较高时，人们将选择当地供应。为了靠近不可移动的市场，企业此时就会在空间上表现为离散。另一方面，随着运输成本和区际交易成本的降低，企业空间上的集聚就可以充分受益于集聚带来的外部效应，从而集聚力超越离散力。随着空间集聚程度的增加，地区收入不平衡现象也会加剧，而且二者相互促进。如Fujita等（1999）及Takahashi等（2013）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构建的NEG模型证明，在集聚外部性的吸引下，企业倾向于在需求和收入更高、企业间联系更密切的区域发展，此时劳动力也会被吸引到工作机会更多的区域，从而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这就是所谓的“本地市场效应”
（home market effect）。因此，集聚与地区收入不平等之间就呈现出正向因果关系：A=A（R），A′（R）＞0，即如图1的曲线AA所示，其中A代表集聚指数，R代表地区收入不平等指数。此外，Accetturo（2010）建立的一个考虑通勤成本的NEGG模型揭示，较大的市场规模和高创新率会导致更多的新企业进入中心地区，它们会与在位企业展开激烈的竞争而降低企业利润率。由于集聚程度高的
中心地区内垄断企业的数量相对较多，因而利润率的下降将导致地区收入差距的减少，这就是所谓的“竞争效应”。而且，当集聚程度超过一定水平后，类似于拥堵成本等负的外部效应也会缓解区域收入的不均衡。综上所述，可以得到在竞争效应和拥挤效应作用下，地区收入不平等与空间集聚也存在负向关联机制的结论：R=R（A），R′（A）＜0，如图1曲线RR所示。
系列NEGG模型强调，由于存在本地化的技术溢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将大大降低集聚区域内企业
的创新成本，从而有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在最近的文献中，Cerina和Mureddu（2012）发展了一个包含内生支出份额的NEGG模型，研究表明，即使技术溢出是全球性的，创新和收益递增部门的集中也将促进整体的经济增长，从而证明了空间集聚程度与总体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所谓的“本地溢出效应”。二者的均衡关系可以表述为：G=G（A），G′（A）＞0，即如图1中的曲线SS所示，其中G代表经济增长率。
均衡点的确定是所有NEG模型的关键所在。在上述空间集聚、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之间的交互作用中，“集聚与地区差距”曲线（AA）与“集聚与竞争—拥挤效应”曲线（RR）的交点确定了最终的均衡点，即集聚点（A*）、区域不均衡点（R*）和经济增长点（G*）。根据NEG模型的原理，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替关系：空间集聚虽然增加了地区不平等，但也促进总体经济增长。因此，从国民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其核心寓意在于，那些单纯旨在阻止空间集聚（减少地区不平等）的政策可能会导致发展的低效率。如果政策制定者企图通过政策干预来减少区域发展不均衡，比如通过分散经济活动的产业转移政策降低空
间集聚程度，或者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使RR曲线向内移动到RR1，此时空间集聚就会下降到A1点，地区不均衡就会下降到R1点。这是因为当购买力转移到落后地区时，该地区的市场需求就会增加进而吸引更多企业投资，劳动者收入也随之增加。但其消极影响是，空间集聚程度的下降不利于技术外溢和创新，以至总体经济增长率也同步下降到G1点。
当然，由于本地市场效应使得空间集聚与收入差距正相关，而竞争和拥挤效应使得空间集聚与收入差距负相关，二者的结合会使得集聚与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当空间集聚达到一定的限度，例如，当A超过A*，空间集聚达到最优水平时，竞争和拥挤效应将超过本地市场效应，从而地区收入差距会有所缓解。随后，空间集聚的扩散阶段也将到来，而随着经济活动的扩散，地区收入差距将进一步缩小，最终表现为所谓的“在集聚中走向平衡”（陈钊和陆铭，2009）。只是在当前阶段，中国整体可能还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即收入差距与空间集聚总体上还表现出正向关联。
在经验研究方面，许多学者基于不同的时空数据检验了经济增长与空间集聚之间的关系。以Ciccone和Hall（1996）的经典研究文献为开端，部分学者采用就业密度作为集聚的度量对集聚效应进行了估计，研究证实就业密度对地区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Ciccone，2002；Baptista，2003；Bode，2004）。使用就业密度虽然克服了过去使用城市或市场规模来衡量经济集聚的缺陷，但是他们使用的都是截面数据，因而只是考察了集聚的静态生产率效应。于是，一些学者开始考察地区内部经济活动集聚对以人均GDP测度的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如Henderson（2003）对70个国家的跨国研究证实，集聚对于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影响，只是在较低收入国家，以最大城市人口份额衡量的集聚水平对经济增长才显示出促进作用。Brulhart和Sbergami（2009）在利用105个国家1960～2000年的跨国数据进行分析时也发现，在人均GDP达到一个临界水平（10000美元）之前，集聚有利于经济增长，超过这一临界点之后，总体经济增长与地区平衡之间的权衡将不复存在。类似的，孙浦阳等（2011）基于
全球85个国家近10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了国家内部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伴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集聚的好处将被削弱。虽然上述研究对集聚和动态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直接检验，但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都忽略了对集聚区域溢出效应的考察，即没有考虑对临近区域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
事实上，一些学者在对集聚和增长联动关系的经验检验中，也开始关注集聚的区域溢出效应。Sbergami（2002）使用欧盟内部6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对包含集聚变量的经典增长回归方程进行了估计，发现在控制了到中心市场的距离（反映空间溢出的变量）和就业密度因素后，空间集聚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Crozet和Koenig（2007）基于欧盟1980～2000年地区层面的数据对经济活动集聚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内部集聚和外部集聚都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且生产活动内部空间分布越不均匀的地区增长越快。但是，由于上述研究并未充分考虑其他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从而回归结果可能并不稳健（Bosker，2007）。Bosker（2007）采用欧洲16个国家208个地区1977～2002年的数据，对一个标准的增长回归方程估计发现，内部经济活动密集的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更慢，而外部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据此，他指出理论上所宣称的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益处，如本地市场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可能已被空间集聚带来的负效应，如拥挤成本和高房价等所抵消，而外部集聚带来的知识外溢更有助于本地的经济表现。在与本文最为相关的一篇文献中，Gard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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