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作家吴晓波的一篇文章流传比较广，一开始我都没有打开看，只知道他说自己从不炒股。我觉得这种态度是值得所有妄想在股市中大赚的人学习的，不懂这个市场就不要进去，就当股市是个陷阱好了。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长途车上有人说自己的易拉罐中奖的，还是半路上突然有人说捡了钱要和自己分一半，或是英文邮件说要把几百万美元转给自己，只要抱着不占别人便宜，有不懂就不参与的风险意识，基本上就不会上当。同样股市不论股市是个亿人坑，还是个圈钱市掠夺市，只要做到不懂不做，就基本上不会大亏出局。
不过这周五打开吴的这篇文章看了全文，我发现吴晓波对中国股市的认识已经落后了好多年。这样的文章，很有可能令不少需要改善财务状况的年轻人，错失本轮牛市。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中国这个国家的文化从大禹治水到现在，从未断绝。不像在埃及、希腊、罗马、伊拉克（古代的巴比伦）这些地方，现在的人根本不是几千年前创造了灿烂古代文明的人。原因多种多样，但我想中国人追求个人、家庭（特别是后代）在财产、社会地位、阶层上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国现在处于几千年来最好的实现向社会上层进阶的时代，各种限制大量消失，社会机会也比较多。不过值得现在40岁以下年青人警惕的是，
中国社会经济越发达，社会进步的空间相对就越小。现在中国的一些富人，不论是马云、马化腾、丁磊、王健林、史玉柱、刘永行、宗庆后，都不是什么官二代或是富二代。但新一批创业者要想发展起来，可能就要从他们手中抢市场、抢生意，谈何容易？香港有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霍英东等一代超级成功者，但正是这些人垄断了市场，后面的一代、两代人，都没有可能成为他们那样的大商人。即使是李嘉诚，他最初不是做的地产生意，而是塑胶。一次要向国外市场发展时，一个大客户要求他提供担保人，李的岳父，一个经营钟表的富人，就拒绝给他提供担保。中国很多巨富起家的时候，是商品短缺的时代，卖什么都赚钱。现在呢？几乎没有哪个行业不过剩。职场的竞争也是越来越残酷。以前底层人士的子女凭一张大学毕业证，就能上升一个或以上的阶层。现在平安的董事长马明哲，以前就是个司机。但现在，博士毕业又能如何？如果创业有难度，有风险，有门槛，投资房地产也有门槛，现在更有风险，那股票市场就是比较现实的改善财务状况的途径。
这里还是要强调，希望不要误导人，股市基本上只可能是少数人赚钱多数人亏钱，没有经验，缺乏股市知识，投资理念不对的人，赚到的钱其实就是白骨精送给唐僧的馒头，会诱惑他们在风险更大的时候投入更多的资金。所以一般人只能买公募股票基金。最近不少人
问我一些关于股市的问题，这里选一些出来，有这些现象的，赶紧离开股市，我也不会回答这些问题：（1）问该不该买某只股票或已经买了该如何操作，这说明很可能没有靠得住的投资方法，投资之前也没制订投资方法，于是对出现不利情况也不知如何处理；（2）求推荐一些股票投资方面的书。没看过50本以上的书居然进了股市，和扔掉800度的眼镜开车一样危险。真正有一定基础了，值得一看的书根本看不完，哪里还要人推荐；（3）问后市是涨是跌，这说明心里根本没底，对持有的股票不放心，因为没有研究透。
在目前这个房价高企，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生活成本逐步抬高的时代，单靠在大中城市打工，恐怕要想有所发展，难度是比较大的。这两天看到一个表，是在北京月薪1万能有多少节余（见下表）。三险一金、个税、食宿杂费加起来一共6300元。这是个人生存、并且保持适合工作的精神状态的所必需的，活用一下马克思的概念，可以叫“个人劳动力再生产”。此外作为一个社会性存在，我们必须去维护自己的社会关系，表格只列出了三项，甚至忽略了伴侣的重要性，总计达到1300元，可以称之为“基本社会关系再生产”。扣除所谓的“个人劳动力再生产”与“基本社会关系再生产”，余额就剩2015元。这2015元最终规定了我们个人发展的限度，它可以让我们泡泡吧、吃几个夜宵、多几次聚会，但肯定支撑不起买房、买车、组建家庭的计划。2013年北京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是5793元，所以可以明白在马克思
的经济模型中，为什么假定无产阶级没有储蓄了吧。
如果多数人都不能做生意，不宜介入门槛已经很高的房地产投资，更不宜炒作期货等高风险品种，则股票市场就应当关注。但一般人不能直接进股市，否则多数的结果就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只能买公募基金。关于公募基金好在哪里，我已经写了至少五六篇文章说过了。
最近股市虽然涨了不少，但大盘股估值仍具有非常明显的投资价值，对缺钱的人，还是一个不错的机会。现在不少30岁左右的人，可能手里挺有钱，那也要积极追求较高的投资收益。因为他们的子女成年时，中国GDP增速可能连5%都不到。如果不赶紧抓住中国现在的投资机会为子女创造一定的基础，子女单匹马在社会上就可能比较艰难。看看欧洲，一半的年轻人失业。在美国，能实现社会地位提升的私立学校，一年学费就相当于全家一年的毛收入。
这里说一个在英国拍摄的记录片。这个片子拍摄周期长达四五十年，拍一些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的成长经历，直到这些人现在有50岁了。结果发现，上层社会的孩子，长大后还是上层社会；中层人士的子女，成年后还是社会中层；底层人士的子女，还是底层。拍的这些孩子，只有大概一两个，在50岁左右的年龄，所处社会阶层比父母的阶层提升了一级。
如果现在的年青人不希望自己子女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对于自己原地踏步甚至倒退，就要注意储蓄并投资，可不能象西方一些傻呼呼的年青人一样把心思放在约炮、纹身、勤换手机、、派对和一些垃圾人物的绯闻（我发现天涯论坛上访问量排名第一的版块赫然是“娱乐八卦”）上，并提高自有资金的投资收益率。
以下讲讲吴晓波的这篇唱黑中国股市的文章，粗体字是我的点评。
王健林的岳父吴晓波：中国股市的谜底比你想象得还要阴暗
这个股市的基本表现，不但与上市公司的基本表现没有关系（第一句话就是错误的，即使是最残酷的2001-2005年的熊市，也有中集集团、茅台、苏宁电器、中兴通迅等大批业绩大幅增长的公司股价逆市大涨），甚至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表现也没有关系，它是一个被行政权力严重操控的资本市场，它的标配不是价值挖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而是“人民日报社论+壳资源+并购题材+国企利益”（这明显就是上一轮牛市甚至是上上一轮牛市的格局，那么多中小板、创业板50倍甚至更高市盈率发行，体现了什么国企利益？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社论，只要还有脸，可以讲讲，但市场早就见识过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了。我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的大熊市中，官媒N评股市，大唱投资价值，极大地败坏了自
己的名誉）。
12月5日，沪深两市的股票交易突破一万亿元天量，那天，我在上海出差，看到朋友圈里如瀑布般的惊呼后，我到盥洗室洗了一把冷水脸，然后问镜子里的自己：你动心了？在确定答案是“否定”的之后，我打开电脑，写下这篇专栏的标题。
几天后的12月9日午后，当我正为此文写下最后几段文字的时候，沪指暴跌5.43%，失守2900点，两市交易量突破1.2万元。
在这种充满了戏剧性的时刻，我的心里既无侥幸，也无悲喜。因为，正如标题所示：我从来不炒股。
如果我说中国股市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怪胎”，也许没有人会反对（没有一个国家的股市从第一天起不是怪胎的，中国政府最大的能力就是象打淮海战役一样能把夹生饭吃下去，对于水平好的投资人，中国股市不论多怪，多妖，都是一个提款机。长期投资于公募基金的人，收益率显著超过长期存款或是债券）。
上海和深圳的两个交易所分别成立于1990年底，始创之初，制度构建十分粗鄙，几乎没有
顶层设计，第一批上市的公司大多为华东及华南两地的地方中小公司，沪市的所谓“老八股”中好几家是注册资本在50万元的区属企业。1992年8月，深圳发生120万人争购股票认购证事件，场面火爆失控，政府被冲，警车被砸，北京在失控中发现了一个“超级大油田”，两个月后，证监会成立，股票发行权逐渐上收，至1997年，两所划归证监会统一监管，在这一时期，决策层形成了一个非常诡异的战略设计：中国资本市场应该为国有企业的脱困服务.大量陷入困境的国企“搓泥洗澡”，打扮成白富美的样子被挂到了市场上，有一位叫张化桥的香港证券分析师甚至认为，当时的国企上市很少有不在财报上动手脚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如果为国企脱困服务就定义为怪胎，那眼光未必太狭隘了。难道为民企骗子服务？让一部分人早日成为亿万富翁？中国最近一次熊市持续了7年之久，为历史上最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新股发行制度向民企老板全面倾斜，嫌他们赚得太少。当然，这些民企老板后面，或许有一个个的官佬）
当年还有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就是所有的国家部委都分配到了两到三个上市指标，连共青团、全国妇联都不例外，而这些部门没有合适的企业，其指标就被拿到市场上“出售”，价格大约在2000万元左右，一些在那一时期上市的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大多途经的是这一“灰通道”。
那些“白富美”在财务报表上打扮得很漂亮了，但体制和制度几无改变，掀开假面，当然不堪一睹，在上市数年之后，企业很快再度陷入泥潭，成为了所谓的“壳资源”，这时候，在二级市场上就出现了狙击手，他们被叫做“庄家”.庄家们通过低价收购未流通的“内部职工股”，成为这些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然后在二级市场上大兴波澜。1999年5月19日，沉寂多年的股市突然井喷，构成“5·19行情”，一些从来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如亿安科技、银广厦、中天科技等等，忽然日日狂涨，激荡得人人心旌荡漾，在它们的背后则是庄家们的贪痴狂欢。
当时，庄家对股价的控制几乎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我在《大败局2》中曾记录这样一个细节：2000年2月18日，当时第一大庄家、中科创业的实际控制人吕梁新婚大喜，他的操盘手们用“科学而精密”的手法控制股票起伏，硬是让中科创业的收盘价恰好停在了72.88元。操盘手们用自己的方式给老板送上一份别人看来瞠目结舌的礼物。
及至2001年1月，经济学家吴敬琏将中国股市直接比喻为，甚至认为前者还不如后者有规矩，“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吴敬琏进而揭示了中国股市的制度性缺陷：“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
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从而使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
吕梁等第一代庄家折戟于2001年春季之后的一次股灾，随之出现了以德隆唐万新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庄家，他们的手笔越来越大，高举混业经营的旗帜，动辄以并购题材拉抬股价，靠高额民间吸资来构筑资本平台，用唐万新自己的话说，“用毒药化解毒药”，最终在2004年的另一次股灾中玉石俱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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