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的有趣之处就在于，你很难定义它是科学，因为它总是根据发生过的事件来梳理规律，很难通过规律来预判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件。很多政治学家“活久见”，晚年时会推翻早年提出的观点。特别是所谓的“第三波民主浪潮”之后，目睹了冷战结束后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学家纷纷开腔；而中国的崛起、拉美的衰落、非洲的迟滞、美国的霸权、欧陆的困境，都给他们的认知产生了新的影响。政治学的发展简直不能再波澜壮阔一些了。
当代政治学讲述政治学史的时候，起始往往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落脚点往往都是福山。幸好福山是一个平易的讲述和评议者，也是一个各种学科都能涉猎的杂家。他写的两部皇皇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横跨几大洲、纵跨几千年，系统梳理了国家、民主、权力、自由等概念，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免去了“爬楼”看史的痛苦。
关于“社会契约论”
霍布斯、卢梭、洛克作为设计的理念基础，明确提出人类个体原本是“自由人”“个体”，为了更好地应对挑战、获取利益，形成了国家，让渡了自己的自由、平等、权利甚至是财产和生命，来获取国家机器的保障。这也是西方政治学说的基点：国家在保障“个体”安全的同时，必须最大程度的赋予“个体”与生俱来的自由、平等、权利。
然而，福山从生物学、人类学和考古学出发，提出人类和黑猩猩一样，生来就是聚的，并不是“个体”“自由人”，因此也不存在“生来自由”，更不存在让渡自己的权利来获得国家保障的“契约”。
所以，自由的程度、民主的程度、权利的多寡，不应该成为评判一个制度优劣的标准；与之相对的，国家能力的强弱、法治制度的规范、政府部门的负责，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符合人类福祉的。
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现代理性选择理论经济学家都认为，物质利益享有优先权，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带动了思想理论的发展。然而，这种观点很难解释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为何有同样的宗教信仰；也很难解释宗教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如此重要的地位。
以韦伯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家认为，不管经济发展到何种阶段，思想观念，特别是宗教和宗教观念，是人类行动的动力和社会身份的来源。同样的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涌现的
法家、儒家、道家、墨家，都根植于同一个生产水平；而生产力水平发展到现在，我们还是离不开这几家的思想根基。伊斯兰教在七世纪的兴盛，直接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格局，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到经济。
在福山看来，经济基础就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就是上层建筑，不存在天然的确定关系，在不同经济基础的前提下，会诞生一样的制度，在相同经济基础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体制。
谈论“亲戚关系”
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是部落社会，在部落社会中，血缘关系是最重要的维系纽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的各个部落利益均沾、安危同在，没有明确的个人产权，私人财产的处置要根据部落意愿；没有个人自由，没有平等法律，甚至没有个人生命的自由处置权。
政治权利是什么部落社会向现代国家过渡的过程，也是“亲戚关系”走下神坛的过程：比如一开始一些职位是某些家族固定把持，甚至家族姓氏都是职位的名字，像“司马”“太史”，这在现代社会中就不可能存在；再比如部落社会中的国王没有固定领土，部落中的人迁徙到哪里，他的领土就
在哪里，他对不存在血缘关系的人没有任何的管辖权，这也是现代国家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再有，原来的刑罚中，有满门抄斩或者株连九族，这就是间接对亲戚关系的一种肯定，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不会出现因一人犯罪而株连族人的刑罚。
宗教是打破亲戚关系的重要力量。不同部落的人不再以血缘为纽带，而是以信仰为纽带，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以兄弟妹相称。也因此，宗教在现代国家建立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谈论权力合法性的来源
然后就涉及到权力的来源。
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哪个方面，建立在哪个方面的基础上，就需要在那个方面极力进行巩固，这对非民选政府尤其适用。
有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于宗教，比如伊朗前领袖霍梅尼，作为大阿亚图拉推翻巴列维王朝后，直接结束了伊朗现代化的进程，全方位巩固“政教合一”的统治；有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于意识形态，比如S大林，竭尽所能的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毫不在乎其他领域；有的权力
合法性来源于资源垄断、经济发展、民族独立等等，当政后也在这几方面巩固自己的统治。很难用阶级、阶层这种概念简单进行描述和评判，只能说从哪儿来决定了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