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电影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从一九○九年，香港拍摄第一部短故事片伊始，迄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共生产故事片和戏曲艺术片（包括国语片、粤语片、朝语片和戏典艺术片）多达七千多部。近年来，人口六百多万的香港，年产影片在百部左右，除了满足本地区人们消费文化的需要外，还开拓了大陆、台湾以及日本、东南亚、北美等国际电影文化市场。
香港是个商业社会和金融中心，尤其是六十年代迄今，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在这种社会制度和殖民统治下，大部分香港人缺乏历史感，亦因为香港小岛式的地域位置，令香港人一般缺乏国家民族观念和归属感，形成岛屿式的无根文化现象。基于这些因素，形成了兼容并蓄，中西合壁，重技术、技巧，着眼于娱乐的电影特。
由于香港的电影剧作者在创作时都较重视影片的商品属性和商业实效，强调娱乐功能和观赏价值，善于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科技手段审美经验，不断地交换和更新表现形式和艺术技巧，造就了一批电影事业家、创作者、电影导演和演员，却没有著名或较为出的电影理论家。香港的喜剧片和功夫片开拓了台湾、日本、东南亚和北美的电影市场，但是电影理论的
建树却并不多。故此，对于八十年代初期"香港新浪潮"的出现和其后的"第二新浪?quot;，尤其是屡获国际荣誉的王家卫电影剧作，却未能够予以合理的评述。
王家卫虽然是九十年代香港影坛的文化新贵，为最多文化人、影评人讨论的电影编导，但文化各界人士对他作品的评价却并非一致喝彩。先是《阿飞正传》被视为历史面貌含糊；《东邪西毒》的情况更极端，不但众影评人反应各不一样，一些报导更加责备其庞大的制作费，冷潮热讽，众说纷芸。而继《重庆森林》之后，《堕落天使》一片反而引来了年轻影评人激烈的批评，他们呼吁"反王家卫电影剧作神话"。这种引来评论界的热烈评论现象，自八十年代初的"新浪潮"过去多年之后，实在很难想象。在"新浪潮"时代，像王家卫这类极具尝试性的作品其实并不鲜见。例如，当时黄志强的《打擂台》（1983）及方育平的《美国心》（1986），虽然曾被舆论视为失败之作，但因是"新浪潮"的电影作品，故都得到一定的同情和支持。王家卫的电影剧作，于九十年代直接继承八十年代的"新浪潮"精神，把持了"第二新浪潮"当中的重要位置，可惜却未得到"新浪潮"时代评论界同样的思想准备；只能
归结的是，对于"第二新浪潮"的电影作品的评价，皆因香港电影缺乏本体的研究及反思，反映出研究和评论的贫乏。除了一些吹嘘票房的互利影评外，评论界显得平庸化，容不下一些脱轨及富创意的尝试。
本文欲针对香港评论界的一些缺漏，重新对王家卫的电影作品作一次深入研究。王家卫身兼编导二职，一般评论，只侧重其导演手法的阐述，这亦基因于香港电影创作及评论界对电影剧作本体不予重视，忽略剧作本身的演变过程和香港电影的关系，香港电影剧作的传统及创作之间的契机。另外，在研究王家卫电影时，不少评论只着重从电影现象作文化评述，而漠视了王家卫电影剧作与香港电影商业类型之间，以及当代电影剧作国际潮流间的一些关键。本论文正欲从这些研究的漏洞方面作补充，务求从电影剧作本体出发，调理出王家卫电影剧作与香?quot;新浪潮"、"第二新浪潮"、"九十年代"、"过渡期电影"、流行商业类型元叙事手法，以及世界电影创作主流等等课题之间的关系。
第一章香港"新浪潮"、"第二新浪潮"与王家卫电影剧作
八十年代中叶，香港的"新浪潮"已成为香港电影工业的一个主要成份，丰富了香港电影剧作在题材及创作风格上的容量，而一般评论没有刻意就"新浪潮"电影的艺术成就以定其位。"
新浪潮"许鞍华的出现，源于七九年一班深受西方电影艺术冲击的电视创作者正式投入电影创作之日，如方育平、许鞍华、徐克都是属于这一代的电影工作者。这一个以电视创作为基地的传统，亦孕育出了包括关锦鹏、张之亮、王家卫等等在内的"第二新浪潮"的电影创作人，后者们的电影剧作，吸收了"新浪潮"电影的创新精神，把香港电影创作发展推去了另一个高峰。
要讨论王家卫电影剧作，则不得不论及"第二新浪潮"，要谈论"第二新浪潮"则必须从香港"新浪潮"的出现说起。
"新浪潮"的"新"，带有多传统及过去分别的意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多与从前的历史及传统分家，代表了一种对从前史的评价态度，同时亦意味着一种创新和实验取向，力求突破传统而别具一裁。例如，意大利五十年代的"新写实主义"是对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后的电影事业的一次重新评述及振兴，而法国的六十年代"新浪潮"是源自对法国五十年代的商业电影工业机制的不满，这一个新电影气候薰陶下的电影剧作，选材上更着重表达当代人的生活状态，并通过崭新的电影手法表现。那么，及至香港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兴起的香港"新浪潮"，则展示了香港电影剧作发展上的一次转型。这种变革和创新精神，实在为日后"第二新浪潮"的电影剧作奠下了根基。
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是香港电影的蜕变阶段。六十年代的香港已由转口贸易港，逐步发展为商业大都市，经济进入高度的繁荣。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香港市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人们对电影有了新的要求，他们不再满足五、六十年代电影的单纯教化作用，而是把看电影作为一种娱乐形式──通过消费给观众提供娱乐消闲的功能。由此，香港电影开始摆脱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传统。1966年大陆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导致香港社会1967年的动乱。以拍社会写实片著称的几家制片公司一时无所措手而停止拍摄片，小型制片公司顿感有机可乘，蜂拥拍符合港人口味和娱乐需要的影片，新派功夫武侠片成为本时期类型影片的主流。
蜕变阶段的香港电影，经历了一个由停滞、衰退到转型的变化过程，培养了一批具有低俗审美情趣的电影观众。七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深化阶段形式、故事的框架、叙事方式和表现的手法等方面来看，基本上是美国好莱坞式的亚文化电影，其主流电影有两种形态：一种揽笑──喜剧片，二是动作──功夫片。
二次大战后的香港发展至七十年代末，其间是经历了另一个阶段的进程。首先，香港的电子媒体发展至七十年代开始及至电视的出现，都改变大众对影象及娱乐方式的索求。其次，
香港社会在步入七、八十年代，开始进入其经济起飞的阶段，香港亦逐渐从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身份而跃居为国际经济及金融体系一员，得到国际的认同的位置。第三，香港本土新一代的年青电影工作者勇于尝试，并以电影作为表现他们生活态度及感受的媒体。这一班年轻的电影创作人，在突破传统的樊笼时，亦为求建立自己一代的电影风格而努力，故在电影风格以至剧作特上，跟传统的香港电影类型，如功夫片，国语文艺片等等，都有明显突破之处。
七十年代末期，动荡不安的国际政治形式、香港经济的高度展和腾飞、独立电影制片机构的风起云涌，使得具有正义感的影视工作者鄙弃"四头"（噱头、拳头、枕头、鬼头）影片而开拓新路。1979年，徐克的《蝶变》（把科幻和武侠合二而一）、许鞍华的《疯劫》（把悬念性和推理性结合起来处理凶杀案件）、章国明的《点指兵兵》（以逼真自然的光影展示警探和罪犯的搏杀）三部影片不仅票房价值颇高，还获得了电影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被后人誉为"香港新浪潮电影的经典作品"。"新浪潮"影片不仅引起了影视界的重视，同时也受到制片人的青睐。
随后，《地狱无门》、《夜年》、《投奔怒海》、《似水流年》等"新浪潮"电影形成了一股
对香港影坛的冲击力量。这些影片强调并突出个性，在"满足个人"和"满足观众"间求得平衡，而又偏重于"满足观众"，以便追求商业上的最大成功；这些影片重视电影语言的创新，善于用较新的技巧创造"外在真实的表象"，以造成真实、鲜明、大胆、饱满、具有冲击力的画面视觉效果。
"新浪潮"发展至八十年代中叶，则明显分立了两种电影剧上的取向，其中一种派别，就是继承社会和政治，题材取向，如《男多女少》（1983）、《家在香港》（1983）以及方育平的电影《父与子》（1981），《美国心》（1986）等等。另一个"新浪潮"引领下来的电影潮流，就是侧重艺术形式与主题追求的影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谭家明的电影系列：《烈火青春》（1982），以及王家卫参予编剧的《最后的胜利》（1987）。谭家明影片着重庞大复杂的剧作结构，利用如"青春片"及"黑帮片"等类型电影模式，而衍生出类型电影叙事模式外的情感描述。例如《最后胜利》的主题和风格二者的搭配，是一种奇特的组合。谭家明以他一贯别具一格的特，细腻的情节，再加上"黑帮片"的类型模式，写出了江湖儿女情仇恩怨，粗豪谷丽之外，实创"黑帮片"另一番光景。谭家明利用流行电影类型，却变成一部反讽英雄及黑帮电影潮流的作品，是一种以俗攻俗的手法。这种既考虑市场，又另辟途径的剧作策略，也正是后来王家卫所继承的地方。例如王家卫的《旺角卡门》与"黑帮片"
、《春光乍泄》与"同性题材电影"等等之间的类型关系及突破便师从了这种策略。本文将就王家卫电影剧作和香港国际电影剧作潮流之间的关键作深入探讨。
香港电影在"新浪潮"期间，普遍在艺术性、社会性及主题开拓上都比过往有更大胆、更突出的表现。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自由港，擅于吸收新的艺术元素，并开革新之风。然而，虽然在艺术品格和社会性主题的追求上新锐独特，但在剧作内容上往往未达到深刻的水平。尽管香港的新浪潮导演方育平、严浩等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强烈的独创精神和较高的表现技巧，却也只是在香港现有的电影机制内进行小规模的调整和改良。虽然这种调整丰富了香港的电影机制，却不曾从根本上改革现有的电影体制，而只是巧妙地把艺术性和商业性结合起来。所以，"新浪潮"电影在香港影坛崛起不过两年，不少新锐导演便很快地转到拍摄主流电影方面来了。"新浪潮"后劲不足，究其原因，首先是香港是一个极商业化的投机城市，电影剧作始终以纯大众娱乐为纲领。其次，香港亦因为其中西文化枢纽的位置，迅速收各类型文化资金，但亦因为急功近利，迫切于商业效益的应验，故每当欲把题材和形式推进至较深层面时，便往往显得情理不足，根基薄弱，而陷于一片混乱。许鞍华、徐克、章国明、谭家明、方育平、严浩、吴守森等创意的电影创作者，都在剧作上出现这种情况。尽管如此，"新的浪潮"对整体影业仍然带来新血和冲劲，有助于主流电影的革
新和转型。
故随着"新浪潮"这批先驱主将而出现的师弟、师妹，则较为实际，能够着重艺术创新和商业考虑，并随着而带领了"第二新浪潮"的潮流，进行较之"新浪潮"温和的电影剧作改良和尝试。尽管香港"新浪潮"电影，从1979年崛起至1982年已成了强弩之末，但仍有一些有追求的电影艺术家一直坚持拍摄艺术品位较高的文艺片，并在影片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思想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道路上进行认真地探索，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赢得了海内外同行的好评。如严浩的《滚滚红尘》，关锦鹏的《人在纽约》、《阮玲玉》，许鞍华的《客途秋恨》、《上海假期》，罗启锐的《七小福》，刘国昌的《庙街皇后》，王家卫的《旺角卡门》、《阿飞正传》等艺术性较强的影片，它们尽管数量不多，票房价值也未必高，却代表了香港电影创作的最高水平，这些影片给充满商业气息的香港影坛，带来了一股清新脱俗的新风。
"第二新浪潮"中的电影潮流，又分两个体系：其中一种不唱高调，而做出比较"雅俗共赏"的成绩，胜在把影片处理提具体细致；另一种则继承了"新浪潮"兴起时的奇特视野和尖锐创意，在电影剧作的主题及形式上都带来了不少变革。关锦鹏及王家卫的影片则属于后者。
王家卫的影片侧重商业类型与作者艺术视野的"拼凑"，则在具有典型后现代的艺术取向外，更显出王家卫在把持商业艺术的平衡上的剧作特，艺术与流行文化的混杂，一是后现代文化及电影剧作的特。第二章将就香港电影的发展与后现代电影文化的出现，与王家卫电影剧作的关系，进行深入讨论和分析。
第二章香港类型电影与王家卫电影创作
王家卫的电影剧作突破了类型电影的界限、叙事模式和市场效益要求。不过，王家卫并不认为他的剧作是一种前卫艺术的索求。在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下，电影剧作的创作观念，并不在于力求独一无二的创新。相反，洞悉电影市场与流行类型电影走势，才是后现代电影创作的轴心。王家卫的电影剧作，处处流露出对类型电影及作者本位主题意义的思考，虽是通俗类型电影的素材，却洋溢即兴的活力与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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