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照片30年前，赴滇成都知青在绝食前宣誓：不回城，毋宁死！ 为了回家上京请愿
“知青大返城”的率先行动，为什么偏偏是云南知青
——30年前知青大返城的肇始内幕
本文的“云南知青”，限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他们总计约10万人，在全国1700多万知青中，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一，但他们的影响却大大超出云南：其一是思想文化领域，从这片红土地上走出来的有王小波、钟阿城、陈凯歌、邓贤、冯学敏、晓剑等，他们当中的作品影响深远；其二是1978年底，由云南知青发韧的大返城风暴，最后终结了长达10年的中国知青运动，从而引发全国上千万知青像潮水般涌回城市。
知青返城风暴为何没有肇始于更穷困的农村插队知青，没有肇始于汇聚了30万之众的北大荒知青，也没有肇始于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知青，更没有肇始于禀性刚烈的新疆知青，却肇始于山川阻隔、民风淳朴的西南边陲，并迅速波及全国。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云南知青？
云南知青的基本构成
据《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知识青年；1970年3月1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4个师，32个团，分布于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兵团先后接收知青10.4万人，其中北京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不难看出，云南兵团的知青主体，主要来自外省市。
1968年12月22日，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从此拉开上山下乡大幕。最先抵达兵团的是北京知青，他们年龄差距很大,从高六六届到初六八届。由于“”前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功底，政治敏锐，思维活跃，加上家庭背景等原因，在知青大返城之前，八千多名北京知青中的大部分都离开了兵团，包括陈凯歌和王小波。
上海知青多为六九届初中生，重庆知青和成都知青年龄最小，但生性耿直，敢作敢为，特别是重庆知青，他们少年时就见识了全国最大规模的武斗，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斗性格。
云南知青的基本待遇：口粮40斤，工资28元，房自盖，菜自种。他们的任务是砍伐森林，种植橡胶，但是当文化迥异的各地青年汇聚到边疆，经碰撞、摩擦、浸润、融汇，逐渐形成云南知青的个性特征：思想活跃、敢说敢做。
两封信和一个女知青之死
当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推行10年后，暴露的问题亦越来越严重：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后门风盛行，以至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与胡乔木、邓力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中央高层的信息，怎么会传到遥远的云南边疆呢？“当时知青并不知道中央有什么动向，这一切，是从一封信开始的。”1978年10月，一封《给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
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丁惠民说：“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但全国都在拨乱反正，为什么对关系千百万家庭稳定的知青问题，却讳莫如深呢？”
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在第二封信中，明确提出了回城要求。到12月初，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以它为媒介，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体正在形成，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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