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这个名字人们或许不会陌生。他是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曾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初期的最高决策人和领导者，使红军遭到惨重损失。但对于他随后知错改错，尤其是在中国的婚恋经历，大家未必清楚。李德曾经传奇般地娶过两个中国女子，并生有一子。还算和谐的婚后生活和出人意料的结局，成为他晚年抹不去的苍凉回忆。
“洋顾问”希望有个女战士陪睡
1934年1月15日，由博古（秦邦宪，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主持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苏区瑞金召开了。当博古将坐在主席台中心位置的李德介绍给大家，说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时，代表们无不把惊讶的目光投向这个蓝眼睛、满脸胡须的老外。又听博古强调，中央苏区当前的第五次反“围剿”由李德同志全权指挥，人们更是迷惑不解，议论纷纷。这个李德是何许人？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来中国苏区前改为李德，意思是一个姓李的德国人。华夫是他发表文章时的笔名。他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的一个工人家庭。毕业于慕尼黑师范学院，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保卫巴伐利亚的战斗。他被捕入狱，3个月后逃往汉堡，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两年中李德阅读了大量军事论著及《拿破仑》、《苏沃洛夫》等人物传记。1921年底再次被捕并越狱成功。
1924年，李德结识了女青年奥尔加·奥纳里奥，吸收她参加了党的工作。他们结成了夫妻。1926年秋夫
妻俩双双被捕，投入了莫阿比特监狱。3个月后妻子获释，而李德却仍被监禁。他在狱中学会了英文和俄文。1928年4月在妻子和战友的帮助下越狱成功。后来德国共产党把他秘密送往苏联。他化名巴格纳尔，参加了苏联红军，从士兵到班长、排长、连长，很快升任苏军骑兵师参谋长，被选送到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2年8月，李德毕业后被莫斯科情报总部派往上海，任务是携带4万美金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两名苏联情报人员。他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尤尔特联系后完成了“赎人”任务。又通过尤尔特见到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他们多次接触，共同讨论一些问题。李德的阅历和军事见解令博古很是佩服。
李大双的老婆 1933年1月，上海形势吃紧，中共中央机关决定从上海迁往江西瑞金。博古对军事一窍不通，他相信李德的才干，所以很想抓住这个帮手，就通过尤尔特跟李德谈了。据李德在《中国纪事》这本自叙中说，当时他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共产国际执委会必须发一个相应的指示，给他一个身份。于是尤尔
特和博古向莫斯科发去了电报，答复是：“同意李德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33年9月李德办妥签证后从上海来到瑞金。当天晚上，博古、张闻天就和李德用俄语进行了长谈，博古并代表中央宣布：“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中央决定从今天起，李德同志主管
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红军训练及部队后勤工作。”这样，8万多中央红军的指挥大权，就阴错阳差地落在了并“没有指示权力”的李德手中。这件事从根本上说，是李德和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同属于苏联体系，他们在一些国内外重大问题上认识十分吻合，私交也不错，因而借助有苏联背景的洋人搞军事指挥同盟，以排除他们并不认可的，就显得不太奇怪了。
为接待好这位“洋顾问”，在当时苏区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专门为他在瑞金城郊盖了三居室的住宅，一间卧室，一间会议室，一间住翻译和警卫员。房子四周是稻田，还放了几只水鸭，人称“独立房子”。这也是人们后来称呼李德的代号。红军尽量弄到许多西方人的生活必须品，所以李德经常口叼雪茄，喝着咖啡，同他的两个翻译及博古等玩扑克游戏。33岁的李德精力旺盛，表现出比东方人更强烈的求偶欲望。陈士榘上将后来回忆说：“李德刚来到部队，提出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好笑的条件，就是希望有个中国女战士陪他睡觉。这在德国、奥地利可能不算什么，在中国尤其是在红军，就显得有点可笑。我们在底下还议论说，外国人真是随便。好在他也听不懂。”博古虽然对李德言听计从，但在这件事上他还是顾及影响，暂时没有照办。
李德不懂汉语，不懂中国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在课本上学到的条条框框，和在“独立房子”里挂着的几张很不准确的地图，发号施令，所以他的指挥与前线实际情况往往差距很大。而且李德宣布，运动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发展苏联式的正规战；而只不过是个“乡巴佬”，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全盘否定了适合红军的游击战术。所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都是按照李德“短
促突击”、“两个拳头作战”、“打正规阵地战”那一套进行的。很快就把瑞金这艘航船推向了偏离航向的血海。
1934年4月广昌战役，就是一次失败的阵地战、消耗战。红军主力以江西广昌为中心，与敌军飞机大炮抗衡，苦战18天，最后被迫撤出广昌城，造成4000余人阵亡，20000余人受伤。第三军团长彭德怀气愤地当面大骂李德：“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你
的计划造成了大量的牺牲，难道你的良心不感到责备吗？你就不心疼吗？”到了8月，红军的北部防线被突破，东线被打开，在四面告急的情况下，李德无计可施，托病躲避。蒋介石得寸进尺，欲一口一口地吃掉苏区，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被迫撤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红军总部从江西瑞金出发，踏上悲壮的长征路。李德和博古拒绝提出的向黔北进军的建议，并企图剥夺参加长征的资格；他们强令部队采取“甬道式”搬家，甚至连印钞机、夜壶、石板等东西都带上，不堪重负，行动迟缓。转移途中又消极避战，采取逃跑主义。在突破国民党封锁线的一个多月里，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血的事实，引起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愤怒和不满。
组织出面给李德夫人
长征时李德是带着夫人的。这要从他来苏区不久讲起。
李德当时提出派一女战士陪他睡觉的要求未得到满足，便在“独立房子”里抓耳挠腮，不久闹出了骚扰女性的事件。
一天中午，李德穿戴整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腰束武装带，骑上马，直奔少共中央局（团中央）驻地。原来，他看上了在这里工作的一个女团干部。众目睽睽之下，李德轻巧下马，快步走到那位女团干面前，用德语示爱说：“你长得太美了，我太喜欢你了，太需要你了！”虽然不懂得李德的话，但他炙热的眼神让这位女同志感到很不自在。
这时正巧女团干的丈夫走了过来，他也是少共中央局的领导，曾留学德国，能听懂德语。见洋顾问肆无忌惮地挑逗自己的妻子，就大声说：“顾问同志，请你自重，这是我的妻子！”那位丈夫一把拉过妻子，头也不回的朝屋内走去，“砰”地一下关门声将李德尴尬地晾在那里。
李德的尴尬事件很快就在苏区传开了。博古也对李德的冒失举动看不惯，但他认为“洋顾问”一个人在中国不容易，他的生活确实需要照顾。博古让人留心这件事，给他个夫人。
李德有一次从红军大学讲课回来，被一个正在河边洗衣服的少女吸引。那少女见洋顾问走过来，便冲着李德好奇地笑了笑。这一笑却深深地打动了李德，他愣愣地眼望着女子洗完衣服远去。这情形被李德的警卫员看得一清二楚，回去后便把这个“重要情况”向博古作了汇报。博古马上交代社会部的人模一下这个女子的情况，看能不能“撮合”一下。
一打听，这个姑娘叫赖水娣，是当地苏维埃主席杨世梁的远房侄女，于是这个任务自然就交给杨去办。开始姑娘的父母大摇其头，表示“嫁给洋人”难以
接受。杨世梁说这个洋顾问来头大得很，就连中央也要听他的。好说歹说，赖家才答应了让女儿去见一面。
听说要相亲，李德心花怒放。在博古和杨世梁的陪同下，在一个军属家里见了面。李德的英武形象打动了姑娘，在博古等人的撮合下，姑娘点头同意了。
然而就在李德美滋滋准备结婚的时候却节外生枝。负责调查的社会部报告说，这个姑娘有丈夫，而且是反动民团的头子！原来，赖水娣很小就被城里大户买去做了童养媳，后来红军来了，赖水娣趁机跑回了家。现在她“丈夫”加入还乡团，叫嚣如果赖水娣不回去完婚就杀了她全家。赖水娣之所以隐瞒实情，答应与李德结婚，也是出于害怕，想寻求保护的意思。
博古大骂杨主席不搞清楚，说这样一个受过地主家庭熏陶、又没与反革命丈夫脱离关系的女人，怎么能够嫁给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呢！“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这桩婚事就此告吹。
博古决定通过组织上，在红军女同志中为李德一个政治上可靠的妻子。他将中央局妇委主任李坚贞来，对她说：“交给你一个任务，给李德同志介绍个女朋友。”李坚贞表示很为难，因为她知道，女同志都不愿意嫁给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博古手一挥：“这是政治任务，你必须完成！”
李坚贞不敢怠慢，了好几个，她们果然都不同意。李坚贞左思右想，想到了同乡萧月华。萧月华1910年8月出生于广东大埔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曾给人家当童养媳，1926年加入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任大埔县妇女部长。1932年8月，率领中央红军回师汀洲途中，见到萧月华，并谈了话，认为她是一个很好的妇女干部，于是让萧月华随部队来到瑞金，在少共中央局当文书。她长得算不上漂亮，文化水平也不高，但却很贤惠，壮实。爱打篮球，能歌善舞，同志们都叫她“小百灵”。
当李坚贞动员她给李德做夫人时，她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表示坚决不干。对萧月华来说，李德是个外国人，双方语言不通，生活习惯迥异，而且比自己大10岁，前不久他骚扰本单位女团干的事已传为笑谈，与这样的人结婚她无论如何是不情愿的。
过了几天，李坚贞又萧月华谈：“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领导干部，给他做老婆，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组织已决定你同他结婚。”萧月华沉默不语。“你必须完成这个任务！”李坚贞又说。
萧月华哭了，“党组织为什么要把这种任务交给我呢？这比入地狱还难啊！“月华，这是你对革命作出的一种特殊贡献，明白吗？”
革命高于生命，重于一切。
萧月华含泪答应下来了。李坚贞也哭了，说：“你的这种献身精神很可贵，党组织非常感谢你！”萧月华长叹了一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认了……”
李德自然欢天喜地。由博古主婚，李坚贞作为“娘家人”，将萧月华送入“独立房子”。不懂外语的萧月华，还是遵命照料李德的生活，好不容易学会了烤面包。白天工作，晚上还要“舍命陪君子”。这纯粹是一桩政治婚姻，毫无感情可言。李德对萧月华十分冷淡和刻薄，也很小气。他发现盒子里的饼干好像少了几块，就怀疑萧月华偷吃了，大吵大闹。为此，萧月华被骂挨打是家常便饭。被欺负狠了的时候，萧月华就反驳几句。有一次跑到博古那里去诉苦，要求离婚，但博古总是以“服从组织”来要求她委屈求全。
萧月华、贺子珍、邓颖超等30多个女同志组成卫生部干部休养连，随同红军一起长征。可是在贵州黎平县时，李德又把萧月华叫来，稍不留神又是一阵打骂，她的皮肤留下一块块青紫。萧月华虽然遭受了很大委屈，但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环境下，她只有以大局为重，有泪往心里流。
李德认错让萧月华感动
李德、博古强令中央红军同湘西红2、6军团会合的长征计划，由于蒋介石的重兵把守使红军继续蒙受损失。、周恩来等经过激烈斗争，拒绝了他们的错误主张，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黔北进军。由此红军突破乌江，攻克遵义，战局出现转机，避免了全军覆没。人们从血的教训认识到，改组党和军队的领导，解除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权，已是当务之急。
1935年1月15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了。尖锐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
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苏联有效而在中国不通的战略战术。……他包办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取消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大多数与会者都表示赞同的意见，批评和揭露李德等人的错误。
李德拒绝批评，也没承认任何错误。他辩护说“我的话可以听也可以不听，红军遭受损失要自己负责”。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遵义会议撤销了以李德为首的“三人团”，博古降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成立了、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新的军事指挥小组，确立了的领导地位。从此李德成了“局外人”。心情大坏的李德于是经常打骂萧月华，把失去指挥权的怨气发泄在无辜妻子的身上
。长征一路，两人便吵闹、厮打一路。
但李德毕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对自己由于错误指挥所造成的红军惨重伤亡逐渐有了良心发现和自我反省，不久他便痛快承认了那一套不适用于中国的教条主义错误。他坦荡地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李德主动要求下放到林彪的红1军团，亲身体验的游击战术打法。3个月后，李德被派到长征途中恢复的红军大学讲授军事课。此时的李德全然没有了当初的狂妄。他运用
军事理论，列举大量红军作战成功的战例，论述和肯定游击战术的正确性，他说：“我听了的讲课，他很伟大，中国红军也很伟大！”讲到这里，李德由衷地竖起大拇指。听过李德讲课的陈士榘评论说：“李德在被削掉了兵权、并受到严厉批评和羞辱后，还能保持如此平和的心态，却也难能可贵。当时相当多的红军学员对李德都产生了新的看法，觉得他是一个可敬的德国布尔什维克。”
李德不仅在思想上佩服，现实的斗争也使他站在了正确路线一边。
1935年9月10日，张国焘企图武力阻止中央红军北上，迫使和中央军委纵队连夜紧急转移。当时与中央军委纵队一起的还有红军大学的学员，李德也在转移的学员队伍中。而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秘书长黄超等都是追随张国焘的。转移途中，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政委）派一队骑兵追来，他们高喊：“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去！你们不要跟他们走！”李特也极力阻止北上，大喊：“不要跟、周恩来他们走，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
李德见状非常愤怒，他一把将李特从马上拽了下来，不许他胡说，要拉他去见——现在的李德已经认为是中共“独一无二和无可争议的领袖”，他坚决拥护毛的北上方针。而李特说“不去，不去见”。李德挥舞着拳头喝道，“你必须去，一定要去！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方针，不经同意，任何人不许擅自把部队拉走！”二人争吵越来越激烈，几乎拳脚相加。那时敢于以这种方式和李特对抗的只有李德。
在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正巧来了，他高声说：“不要吵了！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不愿意北上的也可以，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嘛。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就放他走吧。”这样，李特带了一些愿意南下的人走了，李德则随和中央纵队继续北上。
李德斗李特的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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