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的起点还算准确的话，到目前为止，您经历了怎样的诗歌写作上的自我嬗变呢？
杨庆祥：虽然比较早写分行体，但真正到诗歌的内在语感
大概要到2000年左右吧，我接触到了更当代的、用汉语写作比较成熟的诗人。有个暑假我读到昌耀的作品很受震撼，发现原来汉语诗歌是如此有力量、有质感。另外一个诗人是海子，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浪漫对我也有很大影响。这一时期我的写作有一个变化，虽然也是写抒情诗，但已经能够用贴切的语感、节奏和词“没有任何人或者神可以拥有我的全部”
——诗人杨庆祥访谈
采访者：王文静，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
受访者：杨庆祥，诗人
语将我的感情做一个整合，但这个阶段终究也只是将写诗当作自我抒情的一种方式。
到了24、25岁读研究生的时候，突然有一种社会视野的洞开。在其他文章里我也提到过这其实就是阶级意识的觉醒，我突然对自己的阶层、所处的阶级、身份政治都比较敏感。开始尝试在诗歌里呈现社会学的视野，会写此前我不会去写的日常感受、街头即景，有点日常书写的感觉。同时我觉得我的这些写作差不多都是失败的，它实际上并没有提高我诗歌写作的质量。直到后来我意识到这种我想象中的“他者”或者说社会学视野其实是一个假象，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臆想，并且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并没有让我真正接触到更深层次的个人、历史和社会的最真挚、最有痛感的部分。
2011年以后我的变化很大，我意识到好的写作需要真正、无限地逼近真诚的自我，因为自我的情绪里本身携带着整个社会的样本，如果能真诚地处理这个样本其实就已经触碰到他者了。就是说，此前的问题并不在于自我，那个自我仅仅是一种假象，通过无限的、痛苦而真诚的思考才能将个体的复杂性呈现出来。这是我直到目前在诗歌写作中仍然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王文静：您是否经历过追求诗歌词语的华丽、技巧性的东西这样的阶段？就您的写作经验而言，您更信任作为诗人内心的自我感受，还是更在意诗歌技巧呢？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你演员表
杨庆祥：早期我的写作往往都比较直接，会采用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比较追求音乐性，常在诗歌里刻意塑造一个“自恋”的形象。之前胡亮曾在评论里说我诗里有种浓郁的、沉溺的东西，还挺准确的。我确实常常会在一些时刻特别沉溺在某些东西
里面，不管不顾那种。尽管在我看来“自恋”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但不可否认它有时候还是会窄化我诗歌的品格和境界。近几年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最难面对的其实是自我。中国当代诗歌写作在某种意义上，自我普遍都是残缺的，大家很容易为某种现象学的东西所裹挟，而并没有真正地、持续地拷问自己的内在性，因此也就存在内在维度缺失的问题。当然，内在的维度也不是说一个人坐在那里苦思冥想就能够完成的，它其实也需要借助很多的“他者”。
王文静：您生于1980年，已经步入不惑之年。人们常常会对诸如30岁这样的年龄节点异常敏感，您是否经历过对年龄的敏感期，这种敏感又给您带来了怎样的思考？
杨庆祥：我自己其实对年龄是非常敏感的，我的敏感并非表现在他人对我年龄的认知上，而是出于对生命本身的敏感。年龄其实就是时间，时间感其实一直是激发我创造力很重要的一个源泉。对爱的敏感和对美消逝的恐惧基本上是我整个的人生美学。
王文静：这么看，与其说您对某一个时间节点特别敏感，莫不如说您其实始终处于对时间的敏感当中，可以这样理解么？
杨庆祥：对，总是带着些哀伤吧。你明知道有些东西是无法挽留的，但你还是忍不住想说：“哎，多美啊，你能不能停下来……”，就像《浮士德》里写的那样。即便你知道它永远都不可能停下来。
王文静：我注意到，您常常在以一种“模拟交谈”的方式实现倾诉，它恰恰印证了这种倾诉的无效性。有时候您会让它失效
得很明显，更多时候很隐晦，总之都很无效。在寻倾诉中、甚至在倾诉的过程中丢失了倾诉。
杨庆祥：我诗歌里的这种倾诉性的东西，你总结得特别准确，就是以“模拟交谈”的方式实现倾诉。所以美在我这里是一个理念，我记得博尔赫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博尔赫斯经常频繁改动他作品的献词，有一部作品的献词甚至改换了十几个人。有个评论家就此作出了让我特别感动的评价，他说：“博尔赫斯在生活中永远无法到那样一个完美的爱的对象，所以他才不停地更换。”所以说美在他那里实际上就是他自我的投射，这一想象在现实中是无法到客观对应物的。
王文静：所以读您早期的诗歌会发现您最常使用“对话体”结构诗歌，似乎您潜在的倾诉和对话对象存在于诗歌之中，它自身就已经完成了某种“交谈”。
杨庆祥：你会发现我的诗歌里面那个倾诉的对象，它往往是不说话的，是沉默的。它只是在听我说，因为它一说话就不美了（笑）。我以前说过当一个人开口，他/她便不美了。所以后来我在看瑞典的神秘主义哲学家伊曼纽·斯威登堡，他有一个有趣的说法。他说爱只有在尘世间才需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
人来共同完成，他们结成夫妻完成了爱。但是在天国里面，爱的天使其实只有一个，它始终是一体的并没有一分为二，它既是男人又是女人。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它爱的因此就是它自己。
王文静：我觉得不论是创作还是批评都如同一场同文本的厮杀，语言作为诗歌的载体，它本身就对诗歌造成了外在的损伤，而对一首诗的解读不亚于对其进行一次“解剖”。您恰好在这两
0方战场上都战斗过，您更享受哪一方面的较量？
杨庆祥：这种观点很罗兰·巴特，但是我从未觉得我是在战斗，我不是一个战士，真的没有（笑）。对我而言，写批评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并没有觉得是在跟文本进行较量，我觉得自己是在跟这个作品进行对话。可能对话——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一种“较量”吧。这其实跟我的性格有关，我是一个不喜欢争辩的人。我会去表达和对话，但不会去争辩。我认为真理是不需要争论的，我不跟任何人争论，喋喋不休的争论在我看来很低级。这就很双鱼座啊，我更享受在一起亲密地相互倾诉、聊天，你不辩论也不争论，我也不辩论也不争论，我们彼此把话讲完，起身，回首，再见，或者再也不见。我对自己的诗和自己的文章也是这样的态度，无可无不可。
王文静：我读您的诗歌、像现在这样跟您交谈都会有种强烈感受，就是 “美”“爱”“倾诉”和“亲密感”似乎是您最为在意和始终在追寻的。但人类很矛盾的一点是即使再怎么努力追寻，人其实永远无法达成自己内心渴望的这种“亲密关系”。
杨庆祥：对，所以我们就像西西弗斯一样，不停地做着无用功，还乐此不疲。我们一次次投身于生活的漩涡和爱的漩涡里面，一无所获，然后我们每一次还是依然会再跌进去（笑）。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人啊，很可怜。诗人戴潍娜评价我的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她说杨庆祥诗歌里所有的爱，实际上全部事先预定就是要放弃的。
王文静：（笑）这样想来是不是太过悲观。
杨庆祥：但事实的确如此。包括亲密关系，其实永远无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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