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讲座        漫谈党史研究
各位老师：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各位交流。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内容。所以今天谈谈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一、实事求是，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
有关中共党史研究，长期向人们提出的一个问题，叫指导思想。就是要人们明确以什么思想作指导来进行研究？传统的说法是要以党的历史决议作指导。历史上有过两个决议：1945年一个，1981年一个。对历史上的问题作有结论。应该肯定的是，这是那个时代所能认识到的程度。胡绳先生在八十年代曾经说过历史所以要不断研究，一是史料的不断挖掘，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前进。新史料为人们弄清历史真相提供了新证据，认识的前进又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刻，从中吸取更多的教益。所以，从原有的结论出发去研究历史，是不可取的。
过去讲党史有过这样三句话：“论从史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从历史研究来说，所应遵
循的原则是：“论从史出”。也就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因此，要说指导思想，那应该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
鉴于这个原则，所以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官方出版的著作，也突破了一些过去的框框，如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从1991年版到2002年版，对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人过去所称的右倾投降主义和三次“左”倾的路线错误，都根据所能见到的共产国际的历史档案记载的历史事实，做了相对客观的叙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把全部责任归之于陈、李、王等个人。
在研究方面，具有重大突破的是关于“西路军”的结论，否定了长期压在红四方面军头上的一顶“张国焘逃跑主义”的帽子。仅管现在也还存在不同意见，但无论如何“张国焘逃跑主义”的这顶帽子是站不住的。
从出版的书籍和文章来看，按现成结论做文章的也不少见，最典型的有一本名为《死亡联盟》的书。写的是关于高岗、饶漱石事件。因为1980年的谈话和建国后的历史决议，都维持了1955年“高饶反党联盟”的结论。所以，这本书完全按照195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关于高饶联盟的决议、在会上的结论讲话的论断，去材料加以说明。实际上，
即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可以发现在建国初期政治上与刘少奇有了分歧，而高岗与则是一致的，高岗所以敢于公开反刘少奇，与这一背景有很大关系。
从新世纪以来出版的原东北局的领导成员张明远、张秀山的回忆录，杨尚昆日记，《刘少奇建国以来文稿》等披露的资料看，说高岗在财经会议挑起“批薄射刘” 风潮 ，不符合事实。把批薄一波的“新税制”作为财经会议的重点是事先安排的，证据之一，原决定财经会议由薄一波准备，1953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改由周恩来主持。6月5日，指示杨尚昆将有关“新税制”的五个文件印发与会人员。证据之二，会议开始后的第三天，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总路线的报告，《毛传》作者说，毛的的意图，就是要以总路线作指导思想，通过对财经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和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总路线上来。而批薄一波“新税制”有利于资产阶级，必然联系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上关于富农问题的争论，这就必然联系到刘少奇，形成“批薄射刘”；再说同年10月举行的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出现“讨安伐刘”的局面，也与有关，会前指示中组部，这次会议要检查中组部的工作，听取各大区的意见。检查工作当然就要检查与总路线不符合的问题，中组部1951年初答复东北局关于富农党员的意见，不能不成为批评的重要内容，这又把安子文与刘少奇联系了起来。刘少奇所以在这两次会上反复做检讨，显然不是高岗所能挑得
陈坤资料动的。而且，被认为是高岗与饶漱石结盟的重要证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在会上的发言，也是欲加之罪。《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收入有1953年10月4日由刘少奇亲自签发的电报证明，张秀山所以到会发言，是中央发电报要他来的。这些事实向人们表明，有关高、饶结盟反党的说法值得重新研究。
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历史结论是否站得住，一是根据事实说话；二是根据实践检验。研究建国后的历史，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是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众所周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叫“一化，三改造”。“一化”，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三改造”，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经修改定稿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解释说，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换句形象的话说，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经过1953年到19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十年“文化大革命”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造成的结果是经济面临崩溃，人民一无所有。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改革开放，从允许知青商店、个体经营，到允许雇工，民营经济，再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个过程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当年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的总路线，是不是符合中国实际？以至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1985年，在谈到历史经验时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可以说，这是对人们头脑中疑问的最早回答。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建立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质疑。但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本子中，仍然是采用的历史决议的论断。
1994年，胡绳委托龚育之主持编写建国后（1949-1978）的党史本子，明确指示，写建国后的历史，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笼罩全局，这样才能体现出九十年代党史研究的水平。所以，如何写好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一问题，就成为全书能否达到这一要求的关键。
1998年，书稿送胡绳审读后，胡绳写了一段批示，他说：总路线的提出不是迟早问题，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是应当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继续发展，还是应当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当时认为已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直接搞完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这是脱离中国实际的。 对胡绳的这个看法，当年曾受到一些人的非难和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