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 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Feb.,2001
第22卷第1期 Journal of Chenzhou T eachers C ollege V o1.22N o.1
腐败是太平天国败亡的根本原因
戴大新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收稿日期:2000-10-16
作者简介：戴大新(1975-)，男，湖南常德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蜕化，最终导致了它的败亡。
关键词：腐败；太平天国；败亡；原因中图分类号:K 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042(2001)01-0035-05 关于太平天国败亡的原因，史学界向有定论。
普遍认为，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是失败的根本原因。但笔者却不敢苟同，因为
“借师助剿”在“辛酉”
(1861年)后才确定，而此时太平天国已日薄西山。因此，从事物矛盾转化中的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来看，太平天国败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与镇压，而是太平天国自身的失误和衰落———具体来讲，即是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集团上下普遍腐败造成的。本文拟从其腐败的三个方面：政治腐败，生活腐化，思想蜕化，来略窥太平天国从兴盛走向败亡的历史轨迹。
一、政治腐败
太平天国政权封建化程度加深的过程，也是其
政治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过程。随着农民政权朝着封建王朝转化，历代王朝政治中的腐败现象：任人唯亲、贪污纳贿、巧取豪夺、拥兵割据、内讧分裂等等，在太平天国政治生活中也频频出现。
(一)任人唯亲，铨选紊乱
天京内讧前，杨秀清总理朝政时,“事事严整”,[1]
官员的选拔和任命基本上能做到任人唯贤。内讧后，洪秀全把事变原因归结为异姓专权,“故未
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1]
大搞任人唯亲。李秀
成说:“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萧有和，第二重用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第三重用干王洪仁王干，第四重用驸马钟姓、黄姓。”这班人都是他的至亲。其中除了洪仁王干对天国有所建树外，萧有和、驸马黄姓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子，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斗争经验。大权实际上由王长次兄所把持。而此二人昏愦残暴，贪鄙庸劣，把天国后期政治搞得乌烟瘴气，大大地加速了天国的败亡。
1859年4月，洪仁王干来到天京,“未满半月，封为
军师，号为干王，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1]
洪秀全自食其言，打破了永不再行封王的诺言，就此打开了后期滥封王位的口子。陈玉成、李秀成相继封王后，洪秀全见二人各拥众数十万，惧怕他们权势太重，会有奸心，就大封王位，以分割其军权，使他们互不统属，互相牵制。1862年初，从陈坤书封护王始，此后年余间，英、忠、侍、辅四王部下重要将领多封为王。到1863年4月，封王即达90多人。后更滥到毫无标准，变成一种毫无目的乱政。李秀成说:“自此之后，日封日多。然封这有功之人，又思那个前劳之不服，故而尽乱封之。……有
陈坤资料银钱者，欲为作乐乾，用钱到部，而又保之。无功偷闲之人，各有封王。”黄文英也说:“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宗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的也都封王。”到天国败亡时“竟有二千
七百多”。而且有的将帅为扩大势力，私铸印信，私给官凭，使铨选更加混乱。无功者封王，使得“在外带兵之将，日夜操劳之人，观之不忿，力少从戎，人心不服，战守各不争雄。”[1]
(二)贪脏枉法，结党营私
天京事变，杨韦相残，阴森恐怖之惨景几使洪秀全杯弓蛇影。他消极吸取杨韦擅权的教训，认为祸根源于外姓、外臣，非洪姓所为。因此，他感到只有专用洪姓，依靠亲信，才能巩固洪姓“家天下”。这样，一个以洪秀全为首，包括其外甥、女婿、兄弟、嬖臣在内的洪氏集团和裙带王位网在天京形成了。
石达开因安福二王挟制被逼出走远征之后，洪秀全迫于朝臣压力曾一度革去长次兄王位，但二人始终没有离开权力中枢，在天国后期时时操纵朝政。尽管“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回执，认实天情”,“既无尺寸之功，又无形合政绩”,[1]但洪秀全从心底坚信他们的忠诚,“京中之事，俱交兄洪仁达提理”。[1]长次兄有洪秀全背后撑腰，因而敢明目张胆地贪脏枉法，挟权。李秀成从长期保卫天京的需要出发，出京前要官员们“凡有金银者，概行要多买米粮，切勿存留银两，买粮为首”。洪氏兄弟却乘机，规定凡买粮者，必须领票出京，要票必须用银钱来买，无钱就不给票。即使买票出京的人，买回
粮食还得课以重税。以致“是以各不肯买粮入京”。他们的胡作非为严重地破坏了天京的筹粮工作。
另外，他们结党营私，大搞帮派活动，以谋帮派私利；同时，排斥异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中伤洪仁王干，诋毁李秀成。并且公然卖官鬻爵，只要捐钱纳币向洪氏集团行贿的，不问何人，都能封王。陈坤书就向洪氏兄弟使钱买得护王。相反，大批誓死忠于天国的人却得不到封赏。“有功者不得奖赏，人心不服”。天国面临“内无佐政之人，外无调度之将”的困境。[1]
(三)拥兵自重，山头林立
天国起事前夕，即已存在山头倾向，不过还不明显。几个“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1]除了洪秀全、冯云山外，都有各自的部众。从表面上看，太平军是统一的军队，实际上是各派起义队伍不稳定的共同体。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之所以尚未激化，一是“东王令严，军民畏”。[1]杨秀清用铁的手腕统驭诸王和属下，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二是面临外部敌人的威胁，天京之围未解除。1856年秋，江南大营覆灭，天京之国既解。杨秀清凯觎最高权位，企图取洪代之。最终“祸起萧墙”，天京变乱发生。内讧中，杨韦秦身死，石达开出走。至此，前期山头不复存在。
天京事变，天国元气大伤，清军乘机反扑，天国连连丧师失地，疆土日蹙。为刺激统兵将帅们征战回方，保卫既有领土，洪秀全遂采用“分地制”，即将所辖领土划成几块，交给统兵大将镇守。洪秀全本意是为了固守天国、开疆拓土，殊不知竟开了后期山头主义之滥觞。在各自的分地内，将帅各有谋划，
各有打算，不可避免地引发诸多矛盾和冲突。特别是英、忠、侍、辅四王部下重要将领多封为王后，诸王在各自所辖区域内大行其道，不服约束，以致拥兵自重，抗命中央。造成天国境内山头林立，俨然一个个小小的独立王国。
天国后期许多战役的失利和军事重镇的陷落，是和诸王各自为政，互不配合分不开的。陈玉成倾尽精锐死保安庆，李氏兄弟却对此漠不关心，热衷于开拓苏浙根据地。结果，安庆陷落，陈玉成兵团覆亡，皖北沦丧，天京暴露在湘军眼皮底下。
洪秀全滥封王位，本想借此总揽大权，巩固洪氏王朝；但诸王彼此互争雄长，胜不奥援，败不相救，结果“政涣人散，外合内离”[2]。
(四)巧取豪夺，鱼肉百姓
太平天国并不是农民的王道乐土。太平天国虽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宣称要剥夺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但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3]因为，太平天国实施的是承认地主土地所有权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因此，农民土地问题并未解决，阶级地位也没有根本改变，仍处在社会最底层。
从现有资料来看，在天国统治下，农民负担依然沉重。除了田赋捐税之外，各种苛捐杂税五花八门，
多如牛毛且层出不穷。更有甚者，天国后期，政权当局公然协助地主榨取农民。苏浙占领区当局颁布严令禁止佃农抗租,“违者本人处斩，田亩充公”[4]。为了更好地对付农民抗租，由太平军出面成立官方机构———收租局，武装帮助地主收租。另外，还多次出动武装镇压农民反对地主剥削的斗争，滥施捕杀之外，还“焚村落”。[5]
天国后期，财政困难，而军队庞大，无法供给，就只得强行摊派军捐，甚至强征强索。天国控制区因连年征战，早已残破不堪，这就使得农民苦不堪言。加上很多太平军军纪松驰，纪律败坏，同清军一样烧
杀劫掠，更令农民雪上加霜，民不聊生。
因此，天国后期，广大农民对这个日益封建化的政权失去了信心。普遍认为它和清王朝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残酷剥削、压榨农民的暴力工具。所以，逐渐地和太平天国、太平军离心离德。太平天国也正是在失去广大农民的支持下变得“人心冷淡，而锐气减半”的。[1]
(五)内讧分裂，自毁长城
天京内讧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和分水岭。如果说太平天国的败亡是一曲悲剧，那么，天京内讧则是悲剧的序幕。
天京内讧使革命事业处于关键时刻的太平天国由盛转衰，形势急转直下，先前存在的逐鹿中原、问鼎北京的可能性也完全消失了。叱咤一时的太平天国此时已凸显败亡的征兆。一是经过内讧，天国失去了起义初期那种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首义诸王，或死或走，洪秀全已是硕果仅存，太平军骨干力量至少损失两万人以上，石达开出走时又带走大批精锐部队，使得太平军元气大伤,“战胜攻取之威，大逊于曩时”。[6]二是内讧导致政治上的分裂且此过程一直延续到天国败亡。内讧前，天国实行极权政治，各方佐将乃至诸王唯杨秀清，不敢有丝毫违拗消极。内讧后，中央权威消弱，地方势力坐大，弱干强枝局面渐显。政治上的分裂引发战略上的分散主义，天国后期连连丧师失地，与此有莫大干系。三是内讧造成维系人心的理想的破灭和精神的崩溃，以致士气涣散，人心迷惘。人民众对神天上帝的宗教信仰和建立地上天国的政治理想开始怀疑和动摇，直至完全失去了信心而绝望。
天京内讧，天国兄弟间互相残杀，屠刀挥向同胞，制造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悲剧。杀戮功臣，自折股肱，无异自毁长城，自掘坟墓。
二、生活腐化
生活腐化堕落是与政治腐败相伴而生的。政治腐败必然诱引和刺激生活上的腐化堕落，历代王朝兴亡史无不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太平天国也未能幸免，和前朝相比，其生活腐化靡烂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搜罗美女，广置姬妾
早在起义发动初期，洪秀全就据有很多民女,“洪秀全耽于女，有三十六个女人”,[1]反清大业刚起步，洪秀全就按照封建帝王的标准来享受了。太平军打到武昌，盘踞近月，洪秀全不去考虑革命的下一步目标，却忙着张罗为自己选妃。天国的首都还未建立，他便急不可耐地建立了颇具规模的后宫。定都天京后，长期流动作战的太平军总算有了一块不算稳固的基地，尽管城外不远处就有清军屯驻。天国领袖们也不管城外“兄弟姊妹”的安危，紧闭城门，搜罗美女，广置姬妾，把在革命中夺取来的权力变成自己的特权来享受。洪秀全“盛置妾媵、僭称妃嫔”,“妃嫔在武昌选四十人，至江宁选百八人，陆续增添，大约不满二百人。”[7]洪秀全如此，其他首义诸王也不例外。“自洪逆宣淫，伪王效尤，而杨贼尤甚”,(杨有清)“盛营宫室，多立妃嫔，穷奢极欲。”[7]石达开的家属在天京事变中全部被杀，到大渡河时又有妻妾五人。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九岁时就有了四个妻子，还不算宫女在内。
首义诸王纵欲享乐，多立妻妾，还煞有介事地说是上帝赐与的特权,“今上帝圣旨，大员妻不止。”[8]却用极端禁欲主义约束部下，颁布十款天条，严格区分男行女行，禁止夫妻同居，断绝人伦。以致广大人民众“嗟怨之声”长久不息，因而革命热情大减，甚至心怀怨望。
(二)大兴土木，盛营宫室 扬
早在太天军攻占武昌后，洪秀全就开始盛营宫室,“迨陷武昌省城后，始盛饰伪宫”。[7]占领南京后，洪
秀全先是住在清两江总督署，旋觉得其不够气派辉煌，与他这个真命天子身份不符。于是毁“行宫及寺观”,[7]大修天王府，工程极浩大，役使军民无数。所筑“城周围十余里，城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7]。上行下效，其他各王也大兴土木，修营宫殿。杨秀清东王府“土木冠绝天京”。余则，韦石二王及已牺牲了的冯、萧“亦有伪府，奢侈暴 ，大略相同”[7]。受前期诸王影响，天国后期诸王率多侈治府第，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苏州忠王府就是一例。其奢华侈丽之程度，规模之巨大，连见过大上海十里洋场的李鸿章都叹为观止:“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9]其他各王也东施效颦，亦步亦趋。听王陈炳文在嘉兴，侍王李世贤在金华都建有奢侈豪华、规模浩大的王府。甚至一些位卑权低的三等列王、朝将、主将也大事营造宫室、府邸。[10]太平天国自奠都后，一直都处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大兴土木，盛营官室，只会涣散革命众的战斗意志，使革命蒙受重大损失。
(三)大摆仪仗，讲究排场
从昔日一介草莽到雄踞一方的统治者，地位的巨大变化，追求特权享受，大讲排场的风气在天国领袖中迅速滋长起来。
据《贼情汇纂》载“专供洪逆役使者，统计一千六百二十一人，合即洪逆侍从仪衙之官，头目若是之多，其所属执役之人，愈不可数计。”洪秀全出行则坐六十四人抬大轿,“伪天王舁夫六十四人。”[7]杨秀
清东王府服役人员更多，名目更是花样百出，累计共3564人。比起杨秀清，韦石二王只稍逊之。北王府服役人员1991人，翼王府1961人。尤其是杨秀清，一进入“小天堂”就丢掉了紫荆山种山烧炭时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作风,“凡杨贼出，一人骑马负金鞭，鞭长三尺余，前后导从约二千人”,[11]“如赛会状”,[7]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尊贵无比，高高在上。李秀成说他“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确实如此。
吃的方面也大讲排场,“洪逆朝晚两食，掌疱用金碗二十四支备水陆珍馔，杯节亦用金镶，后更用玉盆玉杯，贼多效之”。[7]
和前期诸王相比。后期诸王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更以显示威风，讲究排场，大摆仪仗为能事。进出随从成阵，旗帜如云，华盖当道。“李世贤出入用辇，取江南美丽数百，跨马前行皆宫装，彩迷目。辇后十四、五岁娈童千余人，跨马随之，谓之排尾。”[13]更有奇者，各级官员平时用餐时也不忘讲排场，也要哆锣击鼓，奏乐助兴。(官员)“每日晨起，放炮三声，伪典乐者即吹打至洗脸毕方止，吃饭亦然，凡为贼目者，无不如是也。”[4]
三、思想蜕化
进入天京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加之地主阶级思想遗毒侵蚀，太平天国领袖们的思想意识也由开始的不思进取到腐化变质直至完全蜕化。
(一)坐井观天，不思进取
太平军从起事始不到三年就横扫大江南北，直捣南京，建立起了一个与清王朝完全对峙的新政权。这在历代农民起义史上不啻是一个奇迹。但也正因为这个胜利来得太快太易，给太平天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致命伤。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不难窥出，天国此时就已微显败亡的端倪。
太平军从桂西一隅呼啸而起，一路上破铜关闯铁卡，斩将下城，势如破竹，因此天国领导人误认为
清军已不堪一击，未意识到清军主力还未出动，因而滋长骄傲轻敌思想，一味沉浸在自我陶醉自我欣赏之中。胡说什么“当今真主灭妖，十之八九”,“……妖氛几尽，而今余烬犹存，匿迹燕省”,[12]以为胜利已唾手可得。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和短浅目光，使他们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认为“建都既成，天下大定”[12]，躲在巴掌大的金陵内，坐井观天，认为天国就只有井口那么大，一进入南京，似乎就真的进入了“小天堂”,“四海臣服，万众归心”,[8]了不起了，看不到天京以外的广大天地。于是关起门来贪图享乐，在玉帛美女的包围诱惑下，天国领导人丧失了革命斗志。苟且旦夕，不思进取的思想意识占了上风，创建平等平均“人间天国”的理想已成了剩风余响。
(二)信仰颓变，思想蜕化
太平天国以反封建始而以其政权的封建化结束，为何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悖论呢?历史已证明，农民领袖们的信仰颓变，思想蜕化是太平天国农民政权蜕变的起点。
洪秀全的思想在起义前，是以“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18]的反清思想为主的。可与此同时，洪秀全的思想深处却已萌芽了封建帝王思想,“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13]显然是以刘、朱自况。入主南京，更加快了洪秀全皇权思想的孕育。他以人民的救世主自居,“宰制天下”，把原来的“兄弟姊妹”变成自己统治下的子民。这不仅从森严的等级制度，世袭制度，以及生活上的极大悬殊表现出来；而且在天国发布的许多文告中也表现得很明显。
《天朝田亩制度》被“照旧交粮纳锐”所取代，表明太平天国那些出身农民的“新贵”们已站到地主阶级立场反过来压榨广大贫苦农民，这在天国苏浙占领区表现得更加突出，残酷剥削镇压农民(前已述及，此不赘记)，这样就把应倚为长城的农民完全推到了敌对面。
农民领袖们思想蜕化的再一个表现，是由起义初对孔孟和儒家思想的贬斥，改变为利用儒家思想维护“天朝”的统治。洪秀全亲自动手删改四书五经，将其中一切所谓的“鬼话、怪话、妖话、邪话”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但是从留下的记录看，洪秀全删除的部分只不过是与拜上帝教教义相抵触的字句，对儒家传统思想中的糟粕，并没有触动，而是通过改头换面，新瓶装旧酒的形式，继承和保留下
来，并力图作为其改朝换代的工具来使用。
太平天国叱咤风云十四年，纵横驰骋十八省，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炎黄大地上演出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宏大悲剧。它的失败，曾令无数革命先烈抱恨终天，仁人志土扼腕叹息。综合分析那段历史。在当时情
况下，太平天国获得改朝换代，夺取刘邦朱元璋式的成功，其实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之所以没有取得这一胜利，其根本原因并不是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与镇压，而是由其自身的原因决定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内因起决定作用。农民是小生产者，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阶级局限性决定他们自身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特别是进入天京后，阶段性的胜利滋长了农民领袖们贪图享乐、奢侈腐化思想，且愈演愈烈，造成了领导集团从上到下的普遍腐败，以致积重难返，最终败亡。因此，是太平天国自己打败了自己，是农民阶级无法破译的腐败这个历史瘤疾断送了太平天国。而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与镇压仅仅只是其失败的外因，并不是根本原因。
历史并不就是陈迹。已成为历史的太平天国其功过是非可以任人纷纭众说，但其败亡的惨痛教训，却永远值得后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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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金华]
Corruption Is the R oot C ause of T aiping R ebellion’s F ailure
DAI Da-xin
(Literal Arts Institute,Hunan N ormal University,Changsha410081,China) Abstract:C orruption is not only the cause of ruin of all s ocieties,but als o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state power’s col2 lapse.T aiping Rebellion failed to break away from the historic shackles.A fter making T ianjing the capital,the leading group’s universal corruptions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such as:corruption in politics,diss olution in life and degenera2 tion in thought,led to its failure.
K ey w ords:corruption;T aiping Rebellion;C ollapse;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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