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国防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至公元1840年战争终结大约经历了4000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国防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培育了民族的凝聚力和自强不息、卫国御侮的尚武精神，最终形成了多民族、大疆域的国家。
1、古代的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
我国古代为提高国防能力提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一是“以民为体”，“居安思危”
的国防指导思想；二是“富国强兵”，“寓兵于农”的国防建设思想；三是“爱国教战”，“崇尚武德”的国防教育思想；四是“不战而胜”，“安国全军”的国防斗争策略等。遵循这些思想，使我国取得了无数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代代繁衍，生生不息，使国防出现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鼎盛时期。
2、古代的兵制建设
所谓兵制，就是军事制度，现在一般称为军制。它包括武装力量体制、军事领导体制和兵役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在武装力量体制上，我国古代一般区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秦朝以前，武装力量比较单一，在军事力量构成上，实行兵民合一的民军制，平时生产劳动，战时集合成军，以临时征集的方式组成军队。秦朝以后，随着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经济生产的发展，各朝代根据国家的状况和国防的需要，以及驻防地区和任务，将军队区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并对军队的组织编制、屯田戍边、兵役
军赋、军队调拨、军需补给、驿站通道、武器的制造和配发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通过法律形式颁布执行，如唐代的《卫禁律》、《军防令》等。在军事领导体制上，夏、商、西周时期还没有专门的军事机构，国王一般亲自主持军政，领兵作战。春秋末期，国家机构出现将相制，以将为主组成军事指挥机构。战国时期，将军独立统兵作战已很普遍。秦统一后，设立了专门管理军事的机构，最高的军事官员称太尉。隋朝对国家机构进行了改革，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专门设立了主管军事的部门――兵部。宋朝为了防止“权将”拥兵自重，在中央设立了枢密院，作为军事领导的最高机构，主官用文官担任。枢密院对军队有调遣权，但无指挥权；将军对军队有指挥权，但又不能调遣军队，造成枢密院和将军的相互牵制。各朝代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的做法虽然不尽一致，但皇权至上，军队的调拨使用大权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在兵役制度上，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人口状况和军事需要而发展变化。奴隶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战争规模小，主要实行兵民合一的民军制度。封建社会时期，民军制度逐渐演变为与当时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兵役制度，如秦汉时期的征兵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兵制、隋唐时期的府兵制、宋朝的募兵制、明朝的卫所兵役制等。
3、古代的国防工程建设
我国古代为抵御外敌的侵犯，巩固边海防，修筑了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国防工程。如城池、长城、京杭运河以及海防要塞等。城池是我国古代国防建设中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工程。城池建筑始于商代，之后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完善，一直延续到近代。由此，城池的攻守作战成为我国古代战争
中主要的样式之一。长城是城池建设的延续和发展，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后，为了防御北方匈奴的南侵，于公元前214年，将秦、赵、燕三国北部的长城予以修缮，连贯为一。故址西起临眺（今甘肃岷县），北傍阴山，东至辽东。后经各朝代多次修建连接，至明代形成了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万里长城。京杭运河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隋炀帝时在原有的旧河道上开凿连贯。运河北起通州，南至杭州，全长1794公里，把南北许多州县连成一线，对军事交通运输和“南粮北运”起到了积极作用。
古代海防建设是从明朝开始的。为防止倭寇的袭扰，明朝在沿海重要地段陆续修建了以卫城、新城为骨干，水陆寨、营堡、墩、台、烽堠等相结合的海防工程体系。
4、古代国防的兴衰我国古代国防的兴衰是与各朝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密切相关的。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国防史，我们不难发现，当统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政治修明，经济发展，军事强大，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时候国防就强盛；当统治阶级走下坡路，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军事孱弱，民族分裂，国内混乱的时候，国防就削弱、就崩溃。
从整个历史来看，我国古代前期国防日趋发展，日趋强盛，以至于发展到鼎盛。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到盛唐就是如此。其后国防便日趋衰败，以至于一触即溃，不可收拾。从中唐到两宋、到晚清就是如此。其间，虽然盛唐之前有两晋的糜烂，中唐以后有明清中前期的振作，但整个封建社会国防事业由盛及衰的
基本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从汉、唐、明、清等几个大的历史朝代看，国防事业也都是由兴而盛，由盛及衰。其间固然不乏极盛之前的短暂衰落，衰败之后的一时复兴，但终其一朝由盛及衰的基本趋势也是没有改变的。
一、中国古代国防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学的产生
中国古代军事学萌发于三代而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战争是军事学产生和形成基础。战争是阶级社会里常见的现象。说，战争是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是有阶级以就有了的。有战争，就会有组织军队和指挥军队打仗的军事思想。但形成系统的军事学说则要晚得多。中国夏商周三代，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上下之间的征伐和反征伐战争，有汤放桀和武王伐纣式的改朝换代战争。但从总体上说，那时军队和战争规模都不大。战争的指挥和战场的变化尚不很复杂。那时已有军思想，但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军事学说。到了春秋时代，王室衰微，已无力控制强大的诸侯。诸侯之间展开频繁的争霸和兼并战争，许多诸侯因此亡国。频繁的战争而又涉及国家安危，社稷存亡，使战争问题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都不能不考虑和研究战争问题。关于战争问题的著作和论述开始大量出现。仅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专著，流传到汉初的就有180余家之多。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墨道法诸学派也都谈论战问题。军事学
逐渐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问。
在大国争霸和兼并之下，诸侯国之间的空隙地和缓冲国逐渐消失，大国之间的边界已直接相连，各国领土都有了比较稳定的边界。这一过程在文字上的反映，就是没有边界的国（或）变成了有边界的国（國）。大国之间常因边界争端而发生战争。如楚国钟离边民同吴国边民争桑而发生冲突。演变成两国边邑大夫相互攻伐，又升级为两国之间的战争。诸侯之间的相互攻伐，使相互防范意识大大加强。如郑国发生火灾，子产授兵登陴以防不测。而晋国边吏因此前来责问，也是一种防范心理。诸侯或国家间的相互防范的思想，就是国防思想。国防思想随同军事学的产生而产生，随军事学的形成而形成了。到战国时代，众多诸侯已演变成七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七国继续相互攻伐和相互防范，七国为适应这种形势，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变革。军队的组织和训练，战争的规模和方式，武器制造和国防工程建设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军事制度更加完善。中国古代的军事学说和国防思想达到了成熟阶段。
△足食足兵的治国理想
足食足兵是孔子的治国理想。后来成为儒家学派的治国理想和古代中国的治国理想。足食足兵是孔子对子贡问政的回答。据《论语》载：“子贡问政”。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也”。足食，就是要使国家和人民丰衣足食。不仅在和平时期，正常年景，就是在非正常年景，在发生战争时，也要保证
中国军事排名人民有吃有穿，同时保证战争的需要。这就意味着要千方百计发展经济。在农业社会，就是千方百计发展男耕女织的农业。在现代社会则要努力发展三大产业。保证国家和人民对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足兵，就是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在孔子的时代，国家不可能保持很大的常备军队。只能保持一定的常备军队，同时加强后备建设，教民以战。孔子很重视教民以战。他谈过“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就是可以当兵打仗了。又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把不教民战看得这么严重，说明对教民以战有深切之感。
在孔子看来，有一支相应的常备军队，加上训练有素的人民，以满足国防需要，就是足兵。民信之也，就是使民信之。孔子有一次说自己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就是使朋友信任自己。所以“民信之”，就是使民信之。是为政者通过教化和自己的行为取信于民。足食、足兵、取信于民，三者是相互促进、相互统一，不可分割的。去兵去食之说只是一种假设，是为强调取信于民的重要性。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去兵，更不可能既去兵，又去食，还能使民信之。孔子多次回答问政。如回答齐景公问政、子张问政、季康子问政、子路问政、仲弓问政、叶公问政等。问的具体，孔子也因人因问作出具体回答。唯对子贡问政、孔子是从治国理想的角度来回答的，回答的是如何治理国家这个一般性问题。孔子是历史学家，通晓三代以下的历史。足食、足兵、民信之是孔子对治国历史的总结，是对治国理论的概括，是孔子和儒家的治国理想，后来成为古代中国的治国理想。儒家的足食足兵，在法家那里称为富国强兵。商鞅说：“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富国包括
足食、强兵就是足兵。富国强兵比足食足兵更富于进取性。法家还提倡耕战。耕以富国，战要强兵。同时，商鞅在秦国变法，用法治取信于民。秦国用富国强兵之术，实现了足食足兵的理想。孔子足食足兵的治国理想，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发展经济、增强国防，使政府和人民上下同心。足食足兵的标准是动态性的。历史上的治国论者都想做到足食足兵。后来的封建王朝也有过足食足兵的时候。在当代，足食就是富足的物质生活。足兵就是强大安全的国防，使民信之就是政府要取信于民。在当代实现足食足兵的治国理想，就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强国。富强包括足食足兵，民主才能取信于民
△中国古代国防战略和重点
《左传》载：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结其四援；完其守备，以待不虞。就是那时的国防战略。所谓天子守在四夷。是说天子修德以服四夷，四夷臣服于天子，天子靠四夷的臣服，保持夷夏和平。所谓天子卑，守在诸侯，是说天子无力使四夷臣服，就靠诸候藩屏。诸侯守在四邻，是说诸侯与四邻交好，靠四邻藩屏。诸侯卑，守在四境，是说诸侯已不能靠四邻来藩屏，就应设防于四境。诸侯设防于四境，并努力争取邻国友好，就是所谓慎其四境、结其四援。结其四援，是国防战略的重要内容。完其守备，以待不虞，是不断充实国防力量，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中国真正有国防，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互相攻伐和兼并，已无可靠邻国作为藩屏的时候。最初的国防包括诸侯之间相互设防和部份诸侯国对四夷的防御。到战国时
代，秦赵燕三国筑长城驻重兵以拒匈奴，可以说是后来封建王朝的国防初型。秦灭六国，统一全国后，统一的封建王朝就把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作为国防重点了。北方游牧民族同中原人民原是一家。《左传》有“我诸戎是四嶽之裔”的记载，《史记》说匈奴是“夏后氏之苗裔”。由于农牧业分工和自然条件的差异，草原人民因从事放牧而成为游牧民族。又由于游牧经济的特点，他们的物质生活资料不如中原人民丰富。草原人民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取得产自中原的物资：一是通过边市贸易，用牲畜和畜产品交换；二是在臣服于中原王朝的时候，由中原王朝馈赠和赏赐；三是用武力向中原地区掠夺。中国古代国防的重点，就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和掠夺。
中国自三代以下，王朝的盛衰治乱引起频繁的改朝换代。改朝换代又总是通过战争实现。自秦以下，都通过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和封建统一战争实现。在中原封建王朝衰落或中原处于内战的时候，北方游牧民族会频繁地向中原侵扰和掠夺。中原王朝要用很大的力气来阻止他们的侵扰和掠夺。同时，多民族国家的封建
统一战争又会延伸为民族统一战争，铲除封建割据必然包括铲除民族分裂割据，并同防御游牧民族侵扰和掠夺联系在一起。这样，中原封建王朝必然把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作为国防重点。有的封建王朝甚至把全部力量用于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侵。这是中国古代国防的一个突出特点。
△长城是中国古代国防的象征
长城是中国古代国防的象征。长城首先象征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保卫和平劳动的决心和意志，反映了中国古代国防的重点和对象，是向北防御游牧民族的南侵，保卫长城以南农业居民的和平劳动。长城又反映了中国古代国防思想和国防战略的防御性质。长城，即使至今仍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国防工程，但只具有防御性，不威胁任何人。长城有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保卫长城以南农业居民和平劳动的功能，但没有杀伤性。只起挡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说，长城可以说是中华军事文化中仁慈和人道精神的象征。《老子》尤其提倡仁慈的战争观。长城并不是古代中国北边的国境线，而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同农业居民的分界线。长城旨在隔开和阻止游牧民族向农业地区的侵扰，同时也阻止内地亡人或官吏侵扰草原人民的和平生活。长城只在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时，才发挥国防的功能。比如秦汉长城防御匈奴南侵，北魏长城防御突厥南侵，明长城防御蒙古南侵。一旦北方游牧民族不再南侵，恢复同中原王朝的边市和贡偿贸易，长城就不再起国防作用。比如匈奴降汉并恢复和平的时期，突厥和北方各族归附唐朝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夷汉就是一家，长城不再是国防线。长城也不是汉族防御少数民族的防线。北朝是入居内地的鲜卑族政权，但已放弃游牧而改为农业定居，北朝也筑长城防御游牧的突厥。同样，北方游牧民族如果放弃游牧而改为定居，如回纥，中原王朝也不需要筑长城来防它。此外，如元朝、清朝都是既统一了各游牧民族，又是入主中原的王朝。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再要长城来防御游牧民族。中国古代国防，也有中原王朝向经常南侵的游牧民族主动出击的时候。但出击是为解除游牧民族南侵威胁。如秦汉对匈奴的出击，北朝对突厥的出击，或者将其从某一地区驱逐，或者迫其放弃南侵而归附。西汉击破楼烦王、白羊王后，将归附的匈奴，仍安置在沿边塞外，保其旧号而
臣服于汉。对其原来的放牧地，最初的设想是招回月氏、乌孙人放牧。中原王朝军队向漠北出击，并不想占据游牧民族放牧的草原。中原农业居民认为长城以北地区不宜农耕，不愿到那里定居。就是游牧民族一旦进入内地定居，也不愿再回漠北。这特别有力地证明，历史上的中国，没有向北扩张的动因。由长城所象征的中国古代国防的防御性质，为现代中国所继承。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喊出了“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口号。因为我们已没有长城之险，在寇深祸急的情况下，只得用我们的血肉筑成长城，挡住日寇的杀掠，保卫民族的生存。最终目的是把日寇赶出中国。我国人民解放军被誉为钢铁长城。虽然不再是血肉而已是钢铁，但仍是长城，只防御外敌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