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中国工人的悲剧缩影
有这样一个产业，在为别人做嫁衣；有这样一种青春，在绝望中挣扎。
富士康跳楼事件的心理传导已经发生。目前为止，第14跳、15跳已被证实属实。无论传闻的真实性如何，悲剧已足够沉重。富士康,这样一个据说要排队应聘的为世界500强企业代工的国际化工厂,一个接一个的鲜活的生命选择了登高一跳。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悲剧？
这里有两年轻人。一是与我一样的大学生, 他们生活在象牙塔,与图书馆、湖光山相伴。另一工作在钢铁机器,巨大货柜,有无数繁杂精密生产环节的厂区里。他们生产着世界上最顶尖的电子产品,却以最慢的速度进行着自己的财富积累。困惑、纠结、甚至愤怒，让人们不免要问，富士康这家全球500强企业到底是怎么了？那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又面临着怎样的工作和生活？富士康所谓的“半军事化管理”究竟是怎样的？
从目前可以获得的信 息来看,作为世界最大的代工工厂,和试图在大陆谋求更大发展的公司,富士康在同类公司中绝非声名不佳的“血汗工厂”; 即使《南方周末》记者以“普工”的身份打入富士康内部卧底,也没有发现多么惊人的黑幕。正是因为不能用通常因果规律出事件的成因,才使得同类事件连续发生,以至于公司高层采取请五台山高僧做法事的无奈举措。   
正是从该公司请高僧做法事的无奈的“虔诚”中,感觉到当前许多企业对延长劳动时间来换取效益最大化的心安理得,而这种严重偏离人性化管理的残酷劳动制度,已成为许多企业追求效益的共识,并已约定俗成到“合法”和被劳动者接受的程度。这从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通过加班加点才可获取生存的需要的意识来看,要满足劳动者生活需求,只有通过超负荷的工作才能获取。所以,每个富士康工人都要与公司签订“自愿加班切结书”。而这份“自愿加班切结书”是没有多少“自愿”成分的,从签不签这份“自愿加班切结书”得出的结果,并不是在满足生活保障的前提下,再争取额外的酬劳,而是放弃权利,或者放弃生存的选择。
让人纠结的是,如此的用工现状和劳动管理,并非富士康“独门家法”,比之更甚的有听闻。不要说黑煤矿、黑砖窑,就服装加工企业而言,都是不开夜工不称其为服装厂的。许多闲散社会青年,农村富余劳动力,都把服装厂的“多劳多得”作为获取较高报酬的不二选择,谁都知道这“多劳”指的就是超时的劳动时间。对于许多企业来说,这样的剥削已成惯例,早让为了生存的人们彻底放弃了权力。如此低廉的经营成本,才使我们有了“制造大国”的称谓。在这个意义上,富士康成不了特例。
那么,为什么只有富士康才发生“九连跳”的惊人事件?那就是它所面对的是一尚存梦想而没
有彻底麻木的年轻人。现实可以抹杀他们对权力的维护能力,但不能阻止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而这些本应是每个人都具备的。从一连串跳楼事件中,我们目前还无从获悉每个人的个体因素,但年龄上的共同点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事件当事人的年龄都在十几到二十多岁,而进入富士康这样一个企业,也应该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富士康有多少员工这是有着梦想的一代,不同于他们的父辈只满足于挣得赖以养家糊口的工钱。这一代人会把工作和快乐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把辛勤的劳动付出和将会获得的生活能力做一个比对,也许还会追求劳动过程中的快乐。只要把人回归到应有的社会价值上,这样的要求是最基本的。而当现代企业把人当作智能机器的管理模式下,迫使这些“智能机器”把潜能发挥到极致,而忽略了他们作为人的精神需求,社会活动空间的缩小和人际关系的冷漠,无不摧残着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本来脆弱的神经,与他们进入社会实现理想的初衷相比,挫折引起的失望,足以将他们推入自贱的泥淖。
沉湎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管理层当然不会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原因是他们把企业员工当作了赚钱的机器,脱离了人性的管理制度在达到效率优化的同时,必定把具有思想的劳动者驯化成冷冰冰的机器。问题在于,不是所有的血肉之躯都经得起这样的摧惨。“血汗工厂”往往披着比“山西黑砖窑”更为体面的外衣，但是，它却改变不了资本无道德的丑陋一面，祛除不
了存在的严重危害职工权利与生命安全的隐患。对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来说，除了它本身具有巨大的资本力量，还因为它给一些地方带来强大的ＧＤＰ政绩，很容易深得权力的呵护。这样的资本在运行过程中，是很容易变得肆无忌惮的。前些年发生的富士康状告记者案，就曾令世人为之震惊。遗憾的是，与资本暴力进行博弈，当前正在陷于一个死结。一方面，劳资地位极不平等，公民根本不具备起码的个体维权能力；另一方面，被寄予厚望的公权力很难走出“ＧＤＰ”的政绩偏爱，而是沉浸于资本的过度迷恋之中。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就很难指望法律来阻挡资本无道德的暴力铁拳，来避免孕育出更多社会危机。于是，在劳资博弈中就会发生种种令人不堪的悲剧。
天地之大德曰生,为什么工人们就选择了死路?富士康压根没想明白。也是,他们根本不会去深入地发自内心地关注员工甲、员工乙的感受。所谓“生”者,既是生存,也是生活。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有生理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这些需要恐怕无一能真正得到满足。机械化的工作根本谈不上创造,谈自我实现有点奢侈;基层管理者动辄呵斥工人,尊重也谈不上;工人在工厂里基本上没有社交活动,住在一个宿舍里的都很陌生,情感没有归属;高强度的站立劳动,手被机器轧伤是常事,不安全;至于生理上的需要,不停地加班恐怕充足的睡眠是无法保障的。既然如此,看不到生的意义何在,像机
器一样的存在,也就会像机器一样思考,正如4月初一名跳楼女工声称的那样,“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太长,这让她很心烦”,所以跳下去就成了“机器们”让自己停摆的方式。
所以,富士康应该汲取教训并引起重视的问题,具有全社会的意义,如同校园凶案一样,不能作为个案来看。少数用极端行为表达对生活的绝望或对社会的仇视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只有这些人承受着生活的负重。如果再次把人比作机器,那就是这部分人的“保险丝”细了一点,而“保险丝”相对粗一些的或者根本就没有了“保险丝”的人,他们同样是生存在不堪负重之下。我们不应该因为“连续事件”才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流布全球的“中国制造”,是中国的骄傲,更是来自乡野的中国工人胼手胝足尽其所能做出的惊人奉献。他们“候鸟”般穿梭于中国的城乡,让一座座城市日长夜大,让一条条新路伸向远方;他们让中国的GDP一年又一年地不断跃升;他们只手擎天,顽强地抗击所向披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让中国屹立不倒,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他们更是中国共产党党旗上的“镰刀铁锤”,是一直默默俯身成为共和国执政基础的工人、农民合二为一的“农民工”。
然而,如果不是类似“九连跳”、“年底讨薪”等极端事件,生活在安宁中的人们对这个体鲜有关注。远离家人,拿着微薄的工资,做最苦最累的活儿,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体育娱乐
、没有继续教育,这些同样拥有青春热血,有正常交往欲求,生活在信息开放的现代社会的年轻农民工,在那些乏人关爱的“螺丝钉”般的岗位上,会有怎样的恍惚和痛楚?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曾让我们在笑声中认识了工业时代流水线对人的异化。那时,我们以为这种可怕的异化是彼岸的旧创,现在,我们的一些企业,也走进了“摩登”的怪圈。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化经济增长方式,终结对那些暴富的“500强”的盲目崇拜,才是最大的“以人为本”,才是稳定以“镰刀铁锤”为国本的最基础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