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心态、玩梗美学与广东表达:《四海》的叙事话语建构
作者:姚睿 陈星驰
来源:《电影评介》2022年第03期
        2022年春节贺岁档期,《四海》与《长津湖之水门桥》《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奇迹·笨小孩》(下文称《奇迹》)等片在全国各大院线同步上映。作为韩寒编剧、导演的第四部电影,《四海》早在上映前就获得了破亿元的预售票房成绩。①但在上映后的大量网络负评使影片“高开低走”,排片量骤减,获得了远低于同档期的其他影片的票房收益。本文将结合影片的叙事形态与春节档期的特点分析《四海》的得失成败。
        一、“韩寒宇宙”与少年心态
        韩寒不仅是他每部作品的唯一编剧与导演,还以出品人与制片人等身份介入电影生产与宣发营销等各个环节。目前他创作的四部电影已具有可供辨认,构筑“韩寒电影宇宙”的“作者性”元素。这些元素包括:喜剧类型与“文艺感”的融合风格;流量明星与“开心麻花”演员构筑的喜剧元素;游荡者与赛车手等职业身份的小镇青年像;小镇、大都会与自然景观并置的多维
空间景观;摩托车或汽车等隐喻“人生之路”的贯穿道具。这些元素共同构筑了韩寒的电影宇宙,并塑造出韩寒电影中贯穿的精神内核——“少年感”(Adolescence)。具体体现为:(一)类型与风格层面,韩寒的每部作品均是以喜剧为基底,整合文艺基调的“少年电影”。其作品风格经历了从《后会无期》的状态化叙事与非整一性情节[1]到《乘风破浪》与《飞驰人生》的娴熟类型叙事的转变,每部电影都带有少年成长母题与公路片印记。(二)演员层面,常采用刘昊然等春节档常驻明星与冯绍峰、邓超、董子健、周奇、刘浩存等具备话题热度的流量明星,为粉丝营销提供话题基础。同时,借助沈腾、张本煜等优秀喜剧演员的加盟进而与“开心麻花”和“万合天宜”的系列喜剧作品形成互文,如《飞驰人生》就选取了曾在《夏洛特烦恼》里有过精彩合作的沈腾、尹正与田雨,以构筑熟悉的麻花喜剧风格。(三)在人物塑造层面,影片主角的社会身份以小镇青年为主,职业多为汽车与摩托车手,如《乘风破浪》中的赛车手徐太浪(邓超饰),《飞驰人生》的张驰(沈腾饰)与《四海》的吴仁耀(刘昊然饰),通过手握方向盘的公路旅行隐喻“人生之路”。[2]而小镇青年与赛车手的设定也映射出成长于上海郊区的车手韩寒的“自指”意图②。(四)视觉符码层面,以东极岛、亭林镇与汕头南澳岛等小镇空间,上海、广州等表征现代性的都市景观与新疆巴音布鲁克等自然景观构成。汽车与摩托车等结构性道具不仅承担着连接小镇、都市与自然景观的叙事功能,也是韩寒电影彰显“少年感”的重要视觉符号。
        韩寒的经历曾被媒体报道塑造为6个可供指认的公共文化身份:“青春作家、差生、车手、博客写手、公共知识分子与人造偶像”[3],这些媒介形象建构出的多元文化身份彼此叠加、联动赋能,为韩寒的导演身份与电影作品提供话题性。在“车手”身份的描述中,媒体报道的话语框架在韩寒不断获奖之后转变为“从业余玩票成为最好的职业车手”。赛车因此成为构筑韩寒电影“少年感”的核心表征。《四海》中的古惑仔元素(香港演员陈小春与万梓良也友情客串)、兄弟情与地下赛车等元素承袭自《烈火战车》《阿郎的故事》与《天若有情》等经典赛车港片。周欢颂看到周欢歌的摩托车被烧毁时脱口而出:“哥,我知道你最喜欢《烈火战车》”,直接通过台词指涉了《烈火战车》。《四海》中吴仁耀在弯道飙车翻车后救警察的情节也与《烈火战车》结尾阿祖对大伟的保护形成情节互文。除了摩托车竞技的热血场面外,吴仁耀看的漫画《龙珠》与《奥特曼》的奥特之父人偶与贴纸,赛车头盔与竹蜻蜓等道具也点缀出影片的少年心态。
        除了赛车外,以特写形式出现在吴仁耀枕边的小说《麦琪的礼物》也是理解影片意图的重要抓手。该小说作者欧·亨利被誉为美国短篇小说之王,其叙事素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叙事特点。借鉴经典情节模式是大众电影的重要编剧技巧。在《四海》之前,《中国合伙人》就曾挪用欧·亨利的小说《爱的奉献》中的情节——谎称教钢琴的妻子为帮丈夫筹
集学费,在洗衣店打工时被熨斗烫伤,正巧被一直谎称在画廊工作,事实上却在楼上烧锅炉的丈夫意外发现。当善意的谎言真相大白时,两人紧紧相拥。《中国合伙人》将《爱的奉献》中的人物关系赋予了在美国奋斗的孟晓骏夫妇,塑造出两人在艰难处境下的相濡以沫。①《麦琪的礼物》讲述了两个相濡以沫的年轻夫妻互赠圣诞礼物,却阴错阳差,礼物变成了无用之物。《四海》对《麦琪的礼物》的处理是隐喻式的,不同于《中国合伙人》对人物关系的直接挪用,也不同于《肖申克的救赎》对“越狱工具”圣经的道具功能挖掘,《麦琪的礼物》仅在全片不经意地出现了一次,并未与情节直接关联,而仅用来暗喻主题。影片中,吴仁耀为周欢颂买了项链并藏在汉堡中制造意外感动;而周欢颂为了赎回吴仁耀的摩托车而默默攒钱(从追债人的台词可推断,周欢颂甚至为此借了),期待为他制造意外惊喜。由此可以看到,《四海》并没有挖掘《麦琪的礼物》的叙事功能,而是借以暗示主旨。这种需要观众自行脑补的处理方式彰显了《四海》的“文艺片”质感。
        二、“玩梗”密集症与结构的断裂
        《四海》另一重创作特点在于韩寒通过“玩梗”创作出的美学风格。“梗”是源自互联网的概念,一种说法认为“梗”源自相声艺术中“哏”的讹传,用来指代笑点。②熟谙ACG(动漫与
游戏)的网生代青年受众到了日文“ネタ”(讀音为Neta)对“梗”现象进行进一步描述,为“梗”赋予了“桥段”或“典故”等意义。在经过不断的意义“旅行”之后,“梗”在当下主要指代特定的网络流行用语、热播游戏、动漫与影视桥段或表情包。“梗”元素是社会热点与大众文化的“暗号”,通过互联网的编码解码与受众传播实现情绪分享。
        “梗美学”是带有网生代青年文化烙印的“话语狂欢”。作为大众文化载体的电影正是互联网“梗美学”的最佳载体,这种“梗美学”的创作起点是为电影提供叙事张力与喜剧情境,进而塑造角;落点是通过营造话题,从而被热搜、抖音等平台广泛传播,以实现营销价值。电影作品缔造的常见“梗”有“起名梗”、台词的“双关梗”与“谐音梗”等等。纵观韩寒的四部电影,密集的“玩梗”创作已形成了他的风格标识,韩式“金句”早已风靡互联网,如《乘风破浪》里对李荣浩的“你敢不敢把眼睛睁大一点”等针对演员特点调侃的“外形梗”,以及《后会无期》里的“我从小优,怎么从良”的台词“双关梗”。“梗美学”还体现在韩寒对影片片名与角姓名的表意功能挖掘上。《后会无期》的英文名为“The Continent(大陆)”,即是影片主角浩汉和江河在故事里穿越过的轨迹;《乘风破浪》英文名“Duckseed(浮萍)”,喻示了美好又脆弱的青春年代;《飞驰人生》英文名“Pegasus(天马)”是韩寒用漫画《圣斗士星矢》中的天马座比喻主角张驰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而《四海》的英文名“Only Fools Rush In”曾是
猫王(Elvis Presley)的歌词,影片通过片中“傻子才会陷进去”的台词强化了片名的主旨意涵。中文片名《四海》也有着“四海为家”“纵横四海”的暗示,引发受众的遐想与自行缝合。实际上,这种“玩梗”创作早在韩寒的小说创作阶段便已建立,已成为韩寒反叛自嘲的文化形象的不可缺失的组成。不断的“玩梗”创作也强化了韩寒的个人品牌并带动了其电影作品的二次风靡。
        “玩梗”创作也大量出现在《四海》中。如吴仁腾、吴仁耀与“无人疼”“无人要”的“谐音梗”,以及对“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来自电影《风云》)等源自其他流行文化的诗词进行的戏仿、解构与二度加工等。而劳力士手表与“Relax”等台词梗还对小镇人物微妙的内心尊严与进行了善意自嘲,创造了新的流行文化表征。这些“梗”较好地化解了受众对于人物的不负责任与莽撞等负面行为的反感,从而将这种不完美转化为现实质感,使角成为“有缺点的好人”。在通过赋名生产意义的同时,韩寒也让《四海》中的角命名与其命运产生错位。在影片中,刘昊然饰演的主角吴仁耀遭遇了“无人要”的悲剧与孤独处境,表现在他被辜负的友情(周欢歌的担保人与队友红尘的举报)与被利用的亲情(父亲为了赚钱而返乡,并非为了探望他和奶奶)。《四海》展现了“陌生人时代”的善意与温情,尤其在影片前半段的南澳小镇中,陈小春饰演的退役车手在飙车时对吴仁耀的谆谆教诲;吴
董子健仁耀救了冯绍峰饰演的警察一命,冯绍峰也奔赴广州表达谢意并奉劝他主动投案;乔杉饰演的杂技团老板在广州对吴仁腾的收留等等。
        电影发行专家赵军曾认为“文化从本体论的意义角度让渡为方法论的价值市场,电影的话题属性强过了艺术属性。”[4]事实上“梗”从生成到流行再到衰退的周期愈发短暂,虽能促进短期营销,却很难对影片的艺术品质形成本质提升。密集的“玩梗”创作让《四海》的所有人都成了“段子手”,也引发了《四海》的叙事结构失衡。影片前半段有周欢颂的“你陷进去了吗?”一语双关的老道犀利,后半段就有对“含早”的误读与“天空不会回答”的“琼瑶式”天真无邪。叙事结构的不连贯也割裂了人物的成长逻辑,“祝愿每个酒店都含早”等“金句”就成为了“为赋新词强说愁”。在此基础上,女性角的刻板塑造也造成了受众对《四海》的诟病。韩寒电影常塑造出保有少年心态的男性形象,女性角往往是少年凝视中等待被救助的欲望客体。在《四海》中,周欢颂的台词“我们谁也别搀扶,除非有人摔倒”,虽试图传递出彼此独立的爱情观从而塑造出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但后半段却被“含早”等背离人物定位的台词解构,进而演化为互联网对扮演者刘浩存演技的质疑。①
        缔造流行语的“玩梗”冲动体现了作家韩寒的文学追求,也暴露出导演韩寒的自我中心
困境(Egocentric Predicament)。[5]韩寒以往的作家、赛车手与网络公知的文化身份与实践可以通过他个人完成,与其反叛、自嘲的个人化标签并没有本质矛盾。但作为大众文化工业的电影价值(票房与口碑)必须借由迎合主流市场的营销手段与团队协作实现,这就需要妥协与折衷。身兼出品人与创作者的韩寒一方面受限于资本运作的市场规律,需要创作被市场认可的大众电影,因而采用了能够保障票房的演员班底、喜剧类型策略与玩梗技巧等。另一方面,受制于自身的多元文化身份和珠玉在前的作品“包袱”,韩寒潜意识中期待突破,希冀形成与前三部影片的追梦和热血主题完全不同的表达。当这两种观念无法调和时,就出现了影片的内部断裂。《四海》的下半段不断通过自我打岔、自我否认与自嘲等方式解构上半段建构的乌托邦世界,通过戳破“理想”的幻梦以形成现实质感。虽然忠诚实现了“作者”韩寒的美学追求,却没能满足市场的期待。同时,这种叙事策略却遭遇档期错位。从预告片、再到主创访谈都营造了一种合家欢喜剧电影的预期,但悲剧结局却与观众的预期相悖,导致受众产生认知偏误和不满情绪。即便对没有看过预告片的受众来讲,这种“一半是类型片、一半是文艺片”的基调也严重背离了大众对春节贺岁档喜庆、团圆和快乐的预期诉求。即使“开心麻花”与沈腾的品牌效应(“含腾量”)也未能挽救影片在后期排片与口碑的颓势。观众的口碑发酵随着互联网口碑的下滑而整体下滑,最终导致影片排片量的骤降。
        三、空间叙事与广东表达
        《四海》中的广州塔“小蛮腰”等标志性建筑强调了电影与现实的联系,但显然运用的是假定性策略。现实中登顶“小蛮腰”并乘坐观景纜车至少要数百元一次,显然不是《四海》中被缠身的吴仁耀与周欢颂所能消费起的。从这个层面上,《四海》的南澳岛与广州与其说是“物质现实的复原”,不如说是基于现实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