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昆明医科大学2021年教研教改立项一般课题“习近平历史观深度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究”(2021-JY-Y-008)。
作者简介:尹记远,昆明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云南省情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开展
民族工作的历史贡献
尹记远
(昆明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 要:云南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民族问题是解放战争时期面临的实际问题。这一时期,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为组织、发动少数民族众支持、参与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主要表现在:确立新型,增进了各族人民对党和人民军队的认同;拓宽培养渠道,锻造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发动武装斗争,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动员参军参战,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形成斗敌合力,保证了武装部队的安全和斗争的开展;确保部队供给,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
关键词:解放战争;云南;民族工作;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1)03-0082-0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云南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是祖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一个缩影,民族问题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站在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前线,从云南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严格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结合云南革命的具体实际,把民族工作放在众工作的首位,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政治主张,开展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民族工作,使民族工作在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开创了新的局面,为各民族同心戮力争取云南解放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纵观这一时期云南民族工作的历史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新型,增进了各族人民对党和人民军队的认同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继续实施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不仅对少数民族采取了一些歧视性措施,而且还在民族与民族之间不断制造矛盾,再加上云南本身就少数民族众多,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语言习惯和生活习惯,具有各自的民族观念,这就决定了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解决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民族工作时强调:“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年第3期NO 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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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人心。”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云南地方组织自始至终将民族问题放在重要的地位,准确把握云南多民族省份的基本省情,旗帜鲜明地将民族平等团结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重点,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主张,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先后专门就民族工作发布过许多文告,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压迫剥削的种种罪行,响亮地提出了“云南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口号,①明确指出“共产党的是真正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的政策,与国民党匪帮的大汉族主义是截然不同的”,②号召“各少数民族互相尊重、友谊团结,参加解放事业”、③“反对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团结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④为各族人民指明了争取自由、谋求解放的道路。在实际工作中注意调整、加强民族团结,真诚善待各少数民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融,以心换心,以信任换信任,以真诚的帮助换取各民族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和同心同德,逐步确立起既体现充分尊重“多元”、平等团结,又凸显高度认同“一体”的新型,形成了云南历史上各族人民空前团结的局面。至今仍竖立在云南普洱县(今宁洱县)的《民族团结誓词碑》(1950年立)就是有力的证明。上面写道:“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意,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⑤
民族工作的有效开展,用铁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使绝大多数兄弟民族从党的政策宣传和部队的实际行动中了解到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主张,加深了对党和解放军的认识,各少数民族众从自己的亲身体会中深深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他们的救星,从而对共产党和产生了无限的崇敬,心悦诚服地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把“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看作自己的靠山和亲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欢迎和拥护;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革命工作,看作与自己有切身利益的工作,以前所未有的忠诚,来拥护和支持”。⑥通过革命斗争,少数民族与共产党和解放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峨山地区的少数民族众称游击队为“我们民族的队伍”;⑦西双版纳的众把过去“塔汉奔”(他们的军队)、“塔汉书”(你们的军队)的称呼改为“塔汉好”(我们的解放军);⑧彝族众亲切地称干部、战士为“阿斯纳苏波”(咱们彝家人),称游击大队为“阿斯塔厄棱”(我们是一家人);⑨佤族人民心中也树立起了“共产党伟大,解放军伟大,祖国伟大”的信念; 瑏瑠有的少数民族甚至以毛为姓, 瑏瑡来表达对领袖和共产党的赤诚之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开展民族工作的历史贡献★尹记远
②③④⑤⑥
⑦⑧⑨
瑏瑠 瑏瑡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 7—1949 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第1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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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各族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认同成为推动云南解放的强大动力。
二、拓宽培养渠道,锻造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
少数民族干部是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调节的中心环节。中共云南地方组织从成立之初就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看作党开展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使党的民族工作取得了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解放战争时期,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动员广大少数民族革命力量,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更加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骨干和桥梁作用,不断拓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渠道。
在斗争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少数民族干部。这一时期,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陆续增派党团员到农村,特别是到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山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不仅使原有的少数民族干部发挥了特殊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带动提高了广大少数民族众的思想觉悟,调动了少数民族众的革命积极性,使各地党组织又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骨干,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活跃在党和军队的重要岗位上。如在滇西北党组织和边纵七支队156名县团级干部中,就有100多名是当地少数民族,其中在担任过县委书记、县长、团长、团政委的76人中有55人是当地少数民族,在区乡、营连的干部中当地少数民族的比例更高。①
通过短期培训和正规教育来培养和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能力素质。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各地举办了各类短期或长期的军政干校、训练班,通过培训,使各族青年提高了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坚定了革命理想信念,初步掌握了开展民运、统战工作和武装斗争方面的基本知识,增强了组织领导才能,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党员和干部。比如在曲靖地区:1947年至1950年2月,中共罗盘地委和罗平县各级党组织先后举办了8期各种类型的干部训练班,每期均吸收少数民族干部中的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参加,其中1949年6月从八达民族游击独立大队抽调60余名少数民族青年,举办了
董子健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经过培训,组成沙人(即布依族)工作团,1949年9月又专门举办了一期共70余人的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据1950年2月统计,罗平县有少数民族干部近200人;平彝县在1948年6月至1949年底也先后举办干部训练班6期,训练干部300余人次,其中少数民族干部60余人次。②其它地区亦开展了有效的培训工作,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党员和干部。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秘密将知识分子党员疏散隐蔽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校,以学校为据点,招收当地少数民族青少年入学,挑选少数民族学生担任班干部、学生自治会干部,培养民族工作骨干,并把工作向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延伸。其中,建水建民中学号称云南的“陕北公学”,先后曾有地下党员及进步众近百人在该校工作和任教,为我党培养了大批干部;峨山中学被誉为滇中地区的“革命摇篮”,学校把少数民族学生中涌现出的革命积极分子吸收加入“民青”,把先进分子吸收入党,仅彝族党员和民青成员就有100多人。③
据资料统计,解放战争时期,到1949年9月,全省共有少数民族干部1392人(其中几乎各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年第3期NO 3,2021
①②③王元辅:《解放战争时期云南人民武装斗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5期,
第72—75页。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部、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00页。
中共玉溪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滇中革命武装斗争纪实(1944 3—1950 3)》(内部资料),第2页。. All Rights Reserved.
少数民族都或多或少占有一定比例,如人口较少的基诺族,也有何贵等干部)。①这些少数民族干部政治过硬、敢于担当,不仅能带兵打仗,而且会做众工作,具有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对宣传和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促进民族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都起到巨大的作用,在武装斗争中,他们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和艰苦磨炼,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云南革命斗争的中流砥柱,也是解放后开创党的各项工作的骨干力量。
三、发动武装斗争,创建了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1947年12月,省工委建水会议作了在全省开展武装斗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广大农村的决定后,全省开展了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争,创建起了革命根据地。
云南少数民族居住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70%以上,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云南发动众的工作就是做
发动少数民族的工作,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游击区,实际上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和游击区。省工委在部署和发动武装斗争的时候,正是从这一省情入手,充分认识到云南各族人民在游击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开始就将工作重点放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组织和发动了少数民族参加游击战争,掌握了部分秘密武装和接受党领导的统战人士的武装。
这一时期,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各地的武装斗争,都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首先立足、发动,并以这些地区为中心向四周发展的。据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回忆说,解放战争后期“游击战争遍及全省90多个县,滇池边上的昆阳,昆明远郊的安宁,近郊的大板桥、大小连山等地都有游击队的活动。根据地日益巩固……已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国民党省政府的许多县长(约近70人)不敢或不能到职就任”。②1947年6月6日,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敌后武工队首先在宣威的板桥发动武装起义,揭开了党领导下的云南各族人民游击战争的序幕,之后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武装,创建了10块革命根据地,它们是:彝族聚居的弥泸和滇西革命根据地,哈尼、彝、傣、佤、拉祜、布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滇南和思普革命根据地,壮、瑶、苗等民族聚居的开广革命根据地,彝、苗、布依等少数民族聚居的罗盘革命根据地,彝、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滇东北革命根据地,彝、哈尼、回等少数民族聚居的滇中革命根据地,白、纳西、傈僳、藏、普米、怒、独龙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的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彝、回等少数民族聚居的滇北革命根据地。这10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都离不开少数民族众的积极拥护和参与。
四、踊跃参军参战,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在党的和民族工作的广泛宣传及贯彻执行下,云南各民族众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他们拥护党的领导,踊跃参军,成为人民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成立时,“边纵”在云南的10个支队、2个独立团中,少数民族战士占了很大的比例。彝族是云南分布最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此仅以彝族为例说明。由于云南的地理条件和民族分布的特点,“边纵”第二、三、六、七、八各支队及滇中游击团的根据地,都是在彝族人民广泛居住的山区,广大彝族青年踊跃参军,壮大了人民武装,其中第二支队和滇中独立团彝族战士占50 以上;第三支队、第六支队、罗盘支队、第七支队、第八支队、第十支队中,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开展民族工作的历史贡献★尹记远
①②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部、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党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第23页。
郑伯克:《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郑伯克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498—499页。. All Rights Reserved.
彝族战士占20%~30%;活动于文山州的第一支队也有占10%的彝族战士。①
由于参军热情极高,各少数民族形成了不少单独的战斗组织。如边纵七支队6个主力团中就有基本由白族组成的2个团、以纳西族为主的2个团,7000多名指战员中,有5000多名是少数民族,其中白族约3000人,纳西族1000多人,藏、彝、傈僳、普米、土家、苗、回等1000多人;17个主力营中,除汉族为主的4个外,白族为主的7个,以纳西族为主的3个,傈僳族为主的1个,彝族为主的1个,土家、傈僳、苗族合组的1个,还有1支藏族骑兵大队,1个彝族直属营。②其它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是如此。罗盘区民族独立游击大队下辖2个布依族中队、1个彝族中队;③高良特区也有2个少数民族中队:一个是以壮族为主的150余人的中队,壮族何良武任中队长,一个是以苗族为主的90余人的中队,苗族杨洪春任中队长。④边纵第六支队威宁游击团下辖6个连队(无营建制)共790人,指战员中,有彝族280人,苗族82人,回族5人,布依族4人。⑤活跃在弥泸地区的边纵第二支队13团少数民族指战员占51%,14团军事干部中彝族占三分之二。⑥战斗在滇南地区的边纵第十支队,少数民族战士也占了很大的比例,如江外独立营3个连,第一连彝族占60%,壮族、哈尼族占15%,第二连壮族占50%,傣族占20%,哈尼族、彝族占30%,第三连90%是哈尼族。⑦滇中地区的通海县蒙古族一次就有60余人参加游击队,该县纳古乡一地就成立了一个回族连。⑧在思普地区,有临沧的拉祜族、傣族、布朗族和少部分汉族在圈控组成的本地第一支人民武装,有在沧源组建的佤族第十大队和佤山守备大队。此外,各民族地区的护乡团,几乎全由少数民族组成。
五、形成斗争合力,保证了武装部队的安全和斗争的开展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民族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各族人民支援革命的积极性,子弟兵战场杀敌,少数民族众侦察敌情、传送情报、冒死掩护军队和干部。在他们的掩护下,游击队来去自如,有时与敌人就在一个村里,敌人也像聋子、瞎子一样,全然不知。还有一些杰出的少数民族人士曾打入国民党内部收集军事情报,如回族地下党员聂映仙曾利用其在国民政府云南省民政厅和省公路管理局工作的合法身份,成功收集到当时云南关于各地的农村情况、征兵、征粮、征税情况和各地方官员贪污违法情况以及全省的公路交通进度概况等方面的重要情报,1948年3月又受党派遣去智取国民党全省军事地图。这套绝密文件,对于云南地下党在各地开展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⑨
“九·九整肃”后,国民党以滇东、滇东南根据地为重点,对边纵发动了大规模清剿,少数民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年第3期NO 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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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⑦
⑨《彝族简史》编写组编:《彝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2—193页。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驰骋在滇桂黔第二战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273页。中共曲靖地委史志委员会、中共黔西南州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六盘水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滇桂黔罗盘
区党史资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9页。
中共曲靖地委史志工作委员会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曲靖地区中共地下组织的建设》,内部资料,第234页。
中共昭通地委组织部、中共昭通地委党史征集研究室、昭通地区档案馆:《中国共产党云南省昭通地区组织史资料云南省昭通地区政权、军事、统战、团系统组织史资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页。
昆明市路南彝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编:《路南彝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708页。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部、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第381—382页。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5页。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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