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情文学：《玉梨魂》、《雪鸿泪史》＆鸳鸯蝴蝶派的小说
近代上海，在社会性质发生变革的同时，其文化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城市社会的人员结构不同了，文化诉诸的对象也不一样，过去是士大夫特权的文化，在某种机制的催化下，成为了社会上更大一部分人的消费。要评价文化上的这些变化对于文化发展本身的利弊，也许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研究清末民初开始的文化转型是在如何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却是历史研究中很有意义的工作。
应该说，清末民初的“小说革命”其实际影响对于上海、广州这样的沿海开放城市和对于中国内地是不一样，在中国其他内地，小说革命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在民国建立以后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发生更大的作用，而对于上海等沿海城市，因为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造成了人们对于文化生活的新的要求和趣味，新的小说就在这样的时刻成长为城市的一种新的文化形式，融入整个都市生活中。写作成为职业，阅读成为消费，在都市社会经济结构下变成了现实。当然，这个过程在晚清就开始进行。
民国初年的上海文坛，是一个小说风行的时代。上海小说的繁荣始于晚清，这个过程实际上同近代上海城市市民社会的兴起密切相关，近代小说的读者就是那些近代城市中正在成长的新市民。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造成社会中人们文化趣味的变化。晚清上海小说的发达正是新的文化趣味的表现之一。有人认为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对小说的鼓吹，造成了小说较高的社会地位。其实正相反，是小说在一般市民中日益蔓延的流行趋势，使得梁启超等人产生了利用小说进行政治思想宣传的愿望。梁启超
等人提倡的“小说界革命”，功利性是十分明确，而且他们那种广告式的语言，把小说变成了一种神话：“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比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至力支配人道故。”“故今日欲改良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新小说始。”
本世纪初年的政治小说，只是满足了当时人们高涨的政治热情，并没有对社会也没有对文化提供更多的新东西。世纪初的亢奋过去后，上海社会又回到了原来的正常生活中，小说重新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项内容。不过，社会心态很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小说的欣赏也跟着起了很大变化。同时，从晚清到民初小说风格的变化中，我们还可以得到
一个明显的信息，民初上海的文化消费者比晚清要年轻得多。晚清上海流行的狭邪小说、谴责小说，在民初已经渐失影响，取而代之的是哀情小说。这表明晚清的小说读者大多数还是旧文人，到民初，小说读者已经有了大量的学生（包括女学生）。
一、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源流
哀情小说，也称鸳鸯蝴蝶派小说。“鸳鸯蝴蝶派”一词的出现是带有贬义的，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
一些主张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对民初活跃在上海文坛的一批文人作家的一种创作倾向的概括。据研究者考证，较早提出“鸳鸯蝴蝶派”这一名词的是周作人，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研究会上讲演《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提及“《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
周作人这里的“鸳鸯蝴蝶体”的意思是指专写艳情的小说。1919年1月12日，周作人在《每周评论》发表的《论“黑幕”》一文中曾写到：“到了袁洪宪时代，上下都讲复古，外国的东西，便又不值钱了。大家卷起袖子，来做国粹的小说；于是《玉梨魂》派的艳情小说，《技击余闻》派的笔记小说，大大的流行；”周作人在这里把鸳鸯蝴蝶派作为复古思潮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在1919年1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1期《新潮》杂志上，署名志希的《今日中国小说界》一文，将民初的小说分为三派：一为“罪恶最深的黑幕派”，二为“滥调四六派”，三为“笔记派”。其中，在“滥调四六派”中就列举了徐枕亚的《玉梨魂》和《余之妻》、李定夷的《美人福》和《定夷五种》。钱玄同在《“黑幕”书》一文中谈到：“其实与‘黑幕’同类之书籍正复不少，如《艳情尺牍》、《香闺韵语》及‘鸳鸯蝴蝶派小说’等等”。
很明显，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人士眼里，“鸳鸯蝴蝶派”主要是指民初的艳情小说。 他们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批判主要基于道德上的，认为这类小说“贻误青年”“陷害学子”。对于民初艳情小说，一些保守的人士，早在新文化运动以前就提出了批判，他们认为艳情小说是“青年之罪人”：“近来中国之文人，多从事于艳情小说，加意描写，尽相穷形”“一编脱稿，纸贵洛阳”，青年子弟，“慕而购阅”，结果“毁心易性，不能自主”。艳情小说造成了“今之青年，诚笃者十居二三，轻薄者十居七八”。
新旧人士一样反对艳情小说，只是，新文化人士认为那是复古的祸害，旧派人士认为那是趋新的弊端。实际上，被称之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并没有统一的文学纲领和团体组织，加上经过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新文学在整个社会的思潮
中取得了较优异的地位，遭其批判的鸳鸯蝴蝶派就被当作落伍、腐朽的一种反面标靶，同时其涵义和人员不断地扩大变化，并且不断地被非文学化。以至于到后来，鸳鸯蝴蝶派变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维持时间最长、人数也最为庞大的一个文学流派。新文学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时期，一是五四时期，二是三十年代初
出版言情小说 应当说，民初时期的鸳鸯蝴蝶派作品的含义还是比较清楚的，它是指当时在上海十分流行的以徐枕亚的《玉梨魂》为代表的艳情小说，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叫哀情小说。最早被人目为鸳鸯蝴蝶派，是指围绕着《民权报》和《民权报》系统（如《民权素》）的杂志以及徐枕亚主编的杂志周围的一些作家，有人认为《民权报》是鸳鸯蝴蝶派的发祥地，《小说丛报》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
这些人主要有：徐枕亚、徐天啸、李定夷、吴双热、胡仪 、刘铁冷（刘铁冷，名绮，又名文魁、字汉声，又字松涛，宝应人，家学渊源，民初任《民权报》编辑并执教于上海各学校，著有《铁冷丛谈》、《铁冷碎墨正续集》、《四六丛话》、《鸥梦轩诗牍》等，小说有《征夫恨》、《斗艳记》、《野草花》等。）、蒋箸超、包祖香（包祖香，别署独醒，吴兴人，曾任《民权报》本埠新闻版编辑，
著有弹词《玉女怨》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被称为“三鼎”的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这些人大多数是江南文人，文化背景和趣味非常接近，加之又是十分相投的朋友、同事，互相间影响呼应，并且几乎同时在《民权报》上发表长篇哀情小说，造成了风靡一时的文化风气，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徐枕亚的《玉梨魂》。
徐枕亚（1889－－1937），江苏常熟人。原名觉，别号泣珠生、东海三郎、青陵一蝶。徐枕亚的祖父是当地的名儒，父亲也擅诗文，他从小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诗词，1904年毕业于常熟虞南师范学校，后在本乡担任小学教员。（这个小学是徐的父亲徐懋生创办的，名叫“善育小学”，两年之后，徐懋生病故，学校也就关门了）1909年执教于无锡西仓镇鸿西小学。
1912年，经哥哥徐天啸推荐，徐枕亚进入上海《民权报》担任编辑。在编辑的同时，他开始在《民权报》副刊上连载长篇小说《玉梨魂》，小说甫刊登，就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读者追着每期连载的报纸阅读，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现象。在报纸上刊载完了以后，《民权报》的总务主任将小说印成单行本，以民权出版社的名义发行，结果一发不可收拾，不到两年，这本十万言的小说再版了十次。
二次革命失败后，《民权报》
骨干戴季陶和何海鸣流亡日本，《民权报》也因其反袁的政治态度，遭到袁世凯政府的抑制遂于1913
年底关闭。《民权报》部分同人集资创办《小说丛报》，请徐枕亚担任主编，徐为了筹集入股资金，同民权出版社交涉收回《玉梨魂》版权事宜，结果最后通过诉诸法律才将版权收回。此后十年里，《玉梨魂》又印行了23版，这还不包括上海以外的大量翻版盗印。
《玉梨魂》的主要故事情节，来自于徐枕亚的亲身经历。徐在无锡西仓镇鸿西小学教书时，特别喜欢班上有个名叫蔡如松的学生，对他悉心指导，其母陈佩芬因此深为感激，并对徐枕亚产生了爱慕之情，徐也从心里爱着她。陈佩芬是个年青的寡妇，迫于礼教，两人没有勇气结合。最后，陈佩芬竭力促成侄女蔡蕊珠与徐枕亚结婚。但徐枕亚总觉得除却巫山不是云，心中一直郁郁难解，据说，直到很久以后，朋友还在徐枕亚的卧室里看到陈佩芬的大幅照片。
在《玉梨魂》一书中，故事演化成：书生何梦霞在无锡富绅崔家当家庭教师，与崔家的守寡媳妇白梨娘由互相倾慕到爱恋，但两人的感情“发乎情而止乎礼”。为了了却两人的情病，白梨娘移花接木，将小姑崔筠倩许配给何梦霞，自己以身殉情，崔筠倩因对包办婚姻不满也郁郁而死。历经感情坎坷的何梦霞因之万念俱灰，东渡日本。辛亥革命时回国参加武昌起义，以身殉国。临死时怀揣他与白梨娘互相酬唱的诗词册。
对于这样一个爱情悲剧故事在当时社会上产生极大影响的原因，后人多有评说，有人认为《玉梨魂》出现在一个传统礼教社会行将到头而新的理想社会还没有出现的特定时代，社会情绪中充满的压抑感
和悲剧感，使读者很容易在这个流露着不可抗拒悲剧命运的小说中到共鸣。有学者说：《玉梨魂》“对中国的旧文学和旧道德忠心耿耿，他却引发了读者对面的极大恐惧感，其撼人程度，超越了日后其他作家抱定反封建宗旨而写的许多作品”〖9〗。作为小说，《玉梨魂》是很特别的，它是用四六骈文形式写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完全用骈文对偶文体写的小说并不是很多，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考证过，最早用骈体作小说的是唐朝的张 的《游仙窟》，后继者有清代陈球的《燕山外史》。〖10〗当然，经过晚清大规模的西学传播和文体革命，出现于民初的《玉梨魂》虽然采用的四六骈体，但同晚清的小说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它在骨子里有更多的融会中西文化的东西。有研究者指出，《玉梨魂》的骈文体和《燕山外史》的骈文已经有很大不同，前者全书仍以散体为主，掺入大量骈句，
用典也大大减少。而民初社会极为推重骈文，政府发表文告、通电多用骈文，以至许多军阀都专门聘养会骈文的秘书。
有人注意到，《玉梨魂》受到了中国传统言情小说的影响，如它在开头写何梦霞荷锄埋葬梨花构筑香冢时，吟颂“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诗句，我们明显可以看到《红楼梦》的影子，而白梨娘以身殉情的情景，人们也可联想起《花月痕》中秋痕上吊自尽的故事。
被认为是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的李定夷也曾谈到《花月痕》与《玉梨魂》的承继关系：“同光间魏
子安写的小说《花月痕》，系白话章回体，亦极为一般人所倾倒。后来在民初继社会小说而起的排偶小说，词华典瞻，文采斐然，与其说是脱胎于《燕山外史》，毋宁说是拾《花月痕》的牙慧。”同时，《玉梨魂》还受到了西洋小说的影响，夏志清认为：“今日我们虽可笼统地说，晚清小说家看了西洋小说的译本后，多少有兴趣试用新技巧，《玉梨魂》是第一本让人提得出证据，说明是受到欧洲作品影响的中国小说”。
法国作家小仲马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所写的小说《茶花女》，在欧洲社会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轰动后，被林纾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本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最早的刊本是己亥（1898年）正月福州出版的木刻大巾箱本，此后这本小说风行海内，先后有十二个版本再版二十多次，成为晚清影响最大的一部西洋小说，当时的文人将它比作西洋的《红楼梦》。这部小说改变了中国士大夫头脑中“唯中国有文学”的观念，同时也提高了小说在中国文学中乃至在社会上的地位，严复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之叹。
“《茶花女》一书，显然对徐氏有巨大影响，不仅提供了高洁女性血泪史的西洋例子，更重要的是，供给徐氏写小说结尾的一个直接样本。”同《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样，《玉梨魂》也采用日记形式交代故事的结局，最后又都采用“后记”形式来交代“叙述人”的凭吊。徐枕亚在《玉梨魂》第二十九章中写到：石痴校长知作者素有东方仲马之名，故嘱其作《玉梨魂》，可见徐枕亚对《茶花女》的借鉴是十分自觉的。
李定夷（1889－－1964），字建卿（一作建青），署墨隐生、墨隐庐主，江苏常州人。出生世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预科，并开始其著译生涯，有三十多部作品传世，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1912年夏，李定夷入《民权报》任编辑，并兼任《中华民报》编辑，他在这两家报纸副刊上连载哀情小说《鸳湖潮》、《陨玉怨》、《茜窗泪影》等。1
914年，他协助徐枕亚编辑《小说丛报》，他撰写的《潘郎怨》（1915年12月出版单行本时改名《昙花影》）与徐枕亚的《雪鸿泪史》同时在该刊连载。1919年，李定夷因其挂名所办之中华编译社的主事者携款卷逃，心境大坏，远离上海，1925年起脱离文坛，供职于财政部，经北洋政府而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1957年后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吴双热（1884－－1934），本名吴光熊，字渭渔，别字双热（吴原来别字恤，把恤字拆开取热血热心之意，此为双热之本意。），又暑一寒。江苏常熟人，他同徐枕亚是同乡兼同学，两人又结金兰契。吴双热在《民权报》主编文艺副刊，为该刊附赠的有光纸石印《民权画报》连载小说《兰娘哀史》，并在《民权报》副刊上连载另一部长篇哀情小说《孽冤镜》二十章，与徐枕亚的《玉梨魂》相间刊登。其后又与徐枕亚一起编辑《小说丛报》，并曾赴广东任《大同日报》编辑。晚年任中学教师。
如果说，《茶花女》在晚清的影响主要还是集中于知识分子和文人中间，那么，作为民国初年最流行
的小说《玉梨魂》的读者则要更加广泛，这是因为时代发展的关系。经过晚清废科举、兴新学的运动，到民国初年已经初步享受到了教育普及的成果。尤其是象上海这样发展较为迅速的开埠城市，在晚清时已是新学和新式教育的重镇，而新学和新式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实际是教育普及的过程，是为适应近代化的城市经济文化而培养城市市民的过程。上海的新式教育是从开埠以后外侨开始的，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华人自己也开始兴办新式教育。到1906年清廷正式颁诏废除科举以后，上海的新式教育已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实践，建立了一整套从初级到中级直至大学的完整的教育新体系，上海市民的文化素质也因此有了很大的改善。二十世纪头十年，上海一地仅华人自己设立的新式中小学就有一百六十余所，其他各级各类学校六十余所，不算教会学校和起其他外国人开办的学校，这时仅上海县中等学校的毕业生就有几万人。
这些学校为民国以后的文化普及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在如此氛围下，《玉梨魂》这类小说的影响也就能走出文人圈，在一般社会中激起反响。曾朴的《孽海花》在晚清上海是一部很畅销的小说，“不到一二年间，竟再版十五次，销行至五万部之多”，
而《玉梨魂》，据研究者称“它的读者以百万计。”近代城市大众媒体的建立和完善，也是《玉梨魂》成为流行的很重要的原因。《玉梨魂》等小说首先是在报纸上连载的，后又因为各种原因持续不断地成为媒体上的热门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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