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郁达夫的《迟桂花》和施笃姆的《迟开的玫瑰》为例，分析两部小说的婚恋叙事主题、框架叙事结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以及叙事母题，对两部作品的中篇小说叙事模式进行平行对比，探索中国新文学先驱对于德国诗意现实主义的接受及其深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原因。
关键词：中篇小说叙事模式；德国诗意现实主义；新文化运动出版言情小说
一、德国中篇小说叙事传统和诗意现实主义
意大利作家薄卡丘135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集《十日谈》奠定了欧洲中篇小说创作传统，小说包括外部框架叙事和内部叙事。《十日谈》的外部框架是七对男女到乡下躲避佛罗伦萨市区的，为了打发无聊时光，这七对男女讲述了一百多个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小说的内部情节，其中“鹰的故事”为整部小说集的亮点，“鹰”这样一个中心母题是一部优秀中篇小说的必备元素。
文艺复兴以降，歌德等德国作家传承了中篇小说创作范式，歌德把中篇小说定义为一个发生的闻所未闻的事件[1]。浪漫主义时期（1798-1830），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童话齐头并进，施莱格尔和蒂克认为中篇小说一定要有一个不可预知的、然而却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发生的、清晰可见的转折点[2]。中篇小说繁荣期是“诗意现实主义”时期（1850-1890，）诗意现实主义是德国文学史上介于浪漫派和自然主义之间独具特的文学创作时期，诗意现实主义的概念由奥托·路德维希最早提出。按照路德维希的说法，诗意现实主义既不能对现实进行理想主义美化，也不能一味按照自然主义方式复制现实，诗意现实主义所追求的是对现实进行诗情画意的艺术加工[3]。一方面，中篇小说叙事模式符合现实主义的客观化报道诉求，另一方面，类似“鹰”这样一个隐喻使得小说富有深刻的象征含义，因而中篇小说成为诗意现实主义作家钟爱的叙事方式。诗意现实主义杰出代表台奥多·施笃姆把中篇小说称为戏剧的孪生妹，中篇小说的框架好比戏剧舞台和观众：观众构成一个社会圈子，一个假设的叙事者负责为观众叙述内部情节，内部情节的封闭性得益于外部叙事框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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