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崇义“神主牌”考释
[摘要]: 尤崇义墓与石质“神主牌”，1982年4月，被列为贵州省文物古迹，并收录于《贵州省志·文物志》。但神主中錾刻的名讳与各类方志及族谱记载有异，这令许多方志爱好者及犹氏家族大惑不解。“神主牌”到底制作于何时？为什么记载与实物名讳差异呢? 笔者带着疑问，于2019年4月3日，再次到尤崇义“神主牌”收藏处进行实地考察。并结合《瓮水犹氏文化志》及《瓮安县志》等相关志书的记载，本着历史背景与实物对照的原则进行研究，得出“神主牌”制作于南宋时期的结论，是贵州省少有保存极好的南宋历史文物。。
为了说明尤崇义”神主牌”制作年代，及为什么古籍记载与实物名讳差异。我们有必要从历史背景出发，先对“庙制”、“宗祠”、““神主牌””的历史存在作一说明。
庙制：即宗庙制度。是人们对祖先崇拜的产物，西周以来，有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无庙制度。并设左昭右穆，次序无乱，岁逢节序祭祀。始祖居中，父居左为昭，子居右为穆；一世为昭，二世为穆，……；长为昭，幼为穆；嫡为昭，庶为穆。[宋]朱熹在《家礼》中云：“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位”。[清]阮
葵生《茶馀各话（品官家祭）》云：“品官家祭之礼，居室东立家庙。一品至三品庙五间，……；四品至七品庙三间，……”。又《茶馀各话（庶士家祭）》云：“凡庶士[贡监生员有顶戴者]家祭之礼，于寝之北为龛，以版别为四室，奉高曾祖祢，皆以妣配，位如前仪，……”。再《茶馀各话（庶士家祭）》云：“凡庶人家祭之礼，于正寝之北为龛，奉高曾祖祢神位，岁逢节序存果蔬新物，……”。由此看出，宗庙制度，等级分明，规制严谨。直至清代，“家庙”乃非同于一般宗族“祠堂”。按犹法贤《瓮水犹氏宗祠碑记》记载，犹氏“家庙”，缘于尤崇义之子尤朝觐，“广明元年，复调征黄巢，疲精壹力，与贼持，当贼奄有燕洛，时势孤屈，卒亡于阵。天子推恩，赐祭葬，晋秩平播万户侯”而设。历经“家庙”演变为“寺庙”，再由“寺庙”演变为“宗祠”的过程。尤崇义““神主牌””，是“家庙”、“寺庙”、“宗祠”三者的唯一遗存物。
宗祠：即祠堂、祖祠、宗庙、祖庙、家庙等，是供奉祖先和祭祀场所。严格意义讲：“宗祠”并非“宗庙”，庙是天子皇族专有，士大夫及庶民不敢建“家庙”于正，除非得到皇权特许。随着科举制度产生，打开了士庶和品官之间的通道，在[宋] 朱熹《家礼》思想的指导下，将士庶祭祀先祖不能建庙，改为士庶祭祀先祖建设“祠堂”，以满足士庶祭祀先祖的社会需求。又因“祠堂”规制仿“宗庙”，所以才有“祠”、“庙”混用历史。直到[明]嘉靖十五（1536）年，礼部
尚书夏言，奏请《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起，才下诏“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建立“祠堂”。而之前的“祠”多为先贤名宦所立，民间庶民只能在先祖墓葬之地，建一“看坟屋”而也。按《瓮水犹氏文化志》记载及实地考查可知，茅达寺位于瓮安县珠藏镇营院北，是瓮水犹氏宗族总祠遗址，也是犹氏始祖尤崇义墓葬地，尤崇义“神主牌”就是这里发现的历史遗物。因此，“神主牌”既是“家庙”遗物，也是“寺庙”信物，也是“祠堂”始祖“灵位牌”。
神主牌：指供奉祖先或死者用的灵牌，即牌位、灵位、神位等。一般为木制，但也有石制、陶制和砖雕等。它是伴随“宗庙”而产生的陈列物件，在《史记》、《左传》中均有记载。并且天子、诸侯、大夫、士的神主，规制有序。按死者等级不同，大小有别，材质也有异。书写的内容有制约，牌头和侧雕都有忌讳，不得随意自作主张，尤其龙凤纹的使用，更为严谨认真。
《瓮水犹氏文化志·图志》所载：尤崇义“神主牌”，原供奉在瓮安珠藏镇，尤崇义墓旁所建“宗庙”内，历经改“庙”为“寺”，又改“寺”为“犹氏总祠”，后来又由“祠”变“庙”，因“寺庙”的存在，地名也由茅达石更名为茅达寺，尤崇义“神主牌”一直与诸神灵共奉于此。1951年，破除封建迷信，拆庙改建学校，庙被毁。族人犹昌文一家世代居住在石坟寨，守护尤崇义墓。
20世纪50—80年代，破‘四旧’风气很盛，加上‘文化大革命’运动，犹昌文不得已将尤崇义“神主牌”埋藏在地下，躲过一劫。到1982年，在瓮安全体族人要求下，从土中挖出，供大家瞻仰敬拜，当时烫金“神主牌”仍耀眼，出土后逐年风化，金消退。尤崇义“神主牌”为墨石所造，龙头照顶，通体祥云环绕，雕刻为镂空工艺。疑为当年在外地加工之物，工匠误将‘義’错刻成‘兿’。
2019年4月3日，笔者再次到尤崇义“神主牌”收藏处，进行实地考察，“神主牌”为墨石所制，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分主“神主牌”高80厘米，宽50厘米，厚7厘米；正中有楷书阳刻“唐朝勅封萬户侯猶崇藝侯爷之神位”十五个字。下部分基座高25厘米，宽50厘米，厚40厘米。基座上边四周雕刻有石围栏，现已毁。             
《瓮水犹氏文化志·艺文·崇义祖墓志》：“祖本姓尤，讳崇义，其事家乘详载，典籍可稽也。义祖唐元和十五年，祖籍山西太原府，因仕唐为都总管，寄籍于京兆长安菜园街......乾符元年与其兄崇仁，弟崇礼奉旨督师南征播州，告捷，崇义因军功授播州宣慰使。次年，瓮水蛮变，复命进剿，既平，命留镇其地。广明元年，长子朝觐袭职，奉命征讨黄巢，阵亡，僖宗        （尤崇义”神主牌”摄于2019年4月4日）
勅封播瓮万户侯。宋熙宁五年，裔孙道明中进士，神宗赐姓，易尤为犹，自此姓著焉”。又清乾隆时期傅玉书《桑梓述闻》也云：“瓮水土县丞犹氏，其先长安人。唐乾符二年尤崇义以都总管南征，克平，留镇其地。后调征黄巢战死。子朝觐复以功授播州蛮彝长官司，裔孙道明举宋熙宁辛丑进士，神宗以尤悔字不佳，命易尤为犹”。由此可知，尤崇义之姓均载为“尤”，名为“崇义”；姓氏“犹”姓是二百年后其裔孙尤道明中进士时宋神所赐，而尤崇义“神主牌”中却书为“犹崇艺”，是为何故？笔者从瓮水土司犹氏的历史演变，以释其疑。
一、“神主牌”规制特别
首先，尤崇义“神主牌”尺寸极大，高约1米多，宽、厚约半米。按《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记载，“神主，以木为之，方尺二寸，穿中央，达四方。天子主长尺二寸，诸侯主
长一尺”。又[明]嘉靖九年，嘉靖皇帝名曰“正名分”的一纸诏令“去塑像,设木主,罢封爵”。规定文庙先师木主尺寸为：“高二尺三寸七分，阔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长七寸，厚三寸四分，朱地金书”。由此看出，尤崇义“神主牌”除了在家族中有极重要的地位外，还彰显了皇权独尊的特点。由于它的尺寸大，最宜“寺庙”陈列供奉，“庙、寺、祠”陈列均可。
其次，尤崇义“神主牌”为墨石石质，重达近百斤。石材黑润细腻，软硬兼顾，是上等的石雕材料，绝非本地所产，这种石材所产何地?无从考查。就其体积和重量而言，更象“寺庙”之物，这也合乎唐宋祭庙，明清兴祠的历史演变规律。
再其次，尤崇义“神主牌”，雕刻为“龙头照顶，四小龙护主，通体祥云环绕，镂空雕刻”。“龙图腾”形象从周朝至宋代，通过漫长的历史中更多是比喻贵族身份，并非象征君主帝王象征。直到元明清时间，才演变得特别高贵，为君主帝王专用符号。至元代以后，“龙图腾”、“龙纹”“龙雕”等与“龙”有关的饰物，才为帝王所独占，平民百姓不能滥用。如：[元]世祖忽必烈曾明令市街不得织造或贩卖日月龙凤纹的缎匹,违者除没收其缎匹外,“仍将犯人痛行治罪”。[元]仁宗普颜笃汗曾定服等第，除蒙古人外，其他人“不许龙凤文”，器皿不得使用龙凤纹，帐幕“不得使用赭黄龙凤文”,车舆亦“不得用龙凤纹”。就历代“龙形”变化而言，唐
代“龙形”奔放雄健，长颈巨首，口吐运气；宋代“龙形”更为洒脱，龙身粗壮，龙爪四肢张开，尾为蛇状；元代“龙形”头小身细长，爪有三四五区别，鹿角方格鳞，龙身矫键充满生机；明代“龙形”身体粗状，龙须上卷，鱼鳞五爪。
综上所述，尤崇义“神主牌”不会早于北宋，也不会迟于元代，应该是南宋时期的文物。
二、帝王赐姓，光宗耀祖
在我国古代，姓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符号，还是血缘、家族乃至社会地位的象征，有着特殊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赐姓是姓氏的主要来源之一，自秦汉以来，赐姓现象越来越普遍，唐五代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比较罕见的。皇帝对异姓臣民赐以皇族姓氏，或者赐予他姓，用以褒奖功劳，勉励勤能，笼络人心，具有重要的政治内涵。《贵州通志》、《遵义府志》与《瓮安县志》等多种志书记载，瓮水犹氏始于犹道明。犹道明于北宋熙宁四年（1072年）中进士，当时贵州云南科甲未开，犹道明成了开云贵科甲第一人，破云贵科甲天荒。神宗皇帝大加赞赏，亲笔赐书“克壮其犹”。从此，瓮水尤氏便易尤为犹。据1925年贵阳文通书局发行的《犹氏族谱》载：唐乾符二年（公元875年）以播州宣慰使入主瓮水其地，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嫡长子朝觐袭职，奉调征黄巢阵亡；景福初（公元892年）朝
觐子铉袭职，移治三元坝（今遵义桐梓县松坎镇境），卒；同光元年（公元923年）子如椿袭职，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奉调征马湖羌夷阵亡；如椿子泰袭职，卒；泰子时杰袭职，卒；时杰子堂袭职，卒；堂子道明袭职。自道明以上七世祖皆为尤姓。宋熙宁间，来自西南蛮荒之地的尤道明，竟然能高中进士，宋神宗甚喜，遂以“尤悔字不佳”，赐姓易“尤”为“犹”。这对于执掌一方的尤氏家族，是一件极为荣耀的大事，也是当朝统治者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
尤氏入黔始祖崇义，来自于京兆长安，后裔一直传承着中原文化。尤氏家族根据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样也传承着宗庙祭祀制度。尤氏家族为了向世人炫耀当今皇帝对本家族的恩宠，彰显其地位，遂将早已故去祖先的姓氏也易为当今皇帝赐予的犹姓，这就不足奇怪了！
所以，尤崇义“神主牌”中，已经将“尤”书写为“犹”，充分说明“神主牌”制作在易姓后，即上限不会超过犹道明生活的时代。又据[宋]《播州冉彦正墓碑》记载：（冉彦正有）“女三人，皆适诗礼家。长女夫犹悟道觉夫，业进士。次女夫李□仁伯荣，癸卯捧乡书。季女夫杨震雷道困，已酉类省奏名”。此碑制立于南宋淳祐十（1250）年（庚戍）三月十六日。以证明，尤姓早在南宋前就已经易姓为“犹”了。
三、遵宗法制，避讳帝名
中国自古以来对人的取名非常重视，从周朝起，命名就纳入礼法，形成制度。后来在孔子“正名”思想影响下，人们把为后代取名看得更加神圣，甚至神秘。中国古代由于宗法制的影响，在名字的使用上有避讳的制度。人物姓名的避讳，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皇帝的名字，全国的臣民都要避讳，这可以叫做“国讳”，也可以叫做“公讳”。另一种是，父母或先祖的名字，全家族后代的人都要避讳，也可以叫做“家讳”，或者叫“私讳”；还有一种是既非皇帝，又非宗亲，而是周公、孔子一类圣人的名字，也要避讳，可以叫做“圣讳”。在这三种姓名的避讳中，“国讳”是最为严重而又最为严格的一种，是封建王朝统治下的臣民甚至皇帝本人也必须遵循的。据《公羊传》记载，孔子作《春秋》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后来，这种习俗经过长时间的应用，不仅需要避讳的地方越来越多，而且不少朝代的皇帝还规定了避讳的范围和方法，让人们必须遵照使用，否则就会被治罪甚至杀头，由此，避讳变成了一种法律，让人不得不极为重视。
宋神宗赵顼，是宋朝的第六任皇帝，其高祖是第二任皇帝宋太宗，名赵光义。宋熙宁间，尤道明得到神宗赵顼赐姓之后，瓮水犹氏对自己的始祖名字，也必须得避讳！为了避讳宋
太宗赵光义之名，故将始祖崇义名字中的“义”易为“艺”，这就是避“国讳”、“为尊者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