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仙夜归临皋的阅读答案
【篇一：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心解】
txt>作者：周衡
词从苏轼夜饮起首：“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初看此节，苏轼夜饮东坡，扶醉而归，似显潇洒纵逸。其实不然。先从“东坡”看起，苏轼逸事大凡与“东坡”关联，往往有一种畅快洒脱之气，如“东坡肉”、“东坡肘”、“东坡帽”之类，然这些符号仅是对苏轼黄州之后精神气度的概括，其与地理概念的“东坡”有本义和引申义的区别。苏轼贬官至黄州，其官衔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水部员外郎向来是闲官冷曹，故苏轼《初到黄州》云：“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而苏轼虽为黄州团练副使，但身份却是“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轼不过是圈养于黄州之罪人，其薪俸之低可以想见。苏轼作于元丰三年的《答秦太虚书》云：“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
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琐屑间有一种难言之酸楚。为解营生之困，故有东坡之耕，苏轼《东坡八首并序》记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余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又《与章子厚二首》：“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可见此时的东坡见证的不是苏轼的旷达潇洒，而是落拓困苦。想苏轼本“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墓志铭》），甫过四十的苏轼身处壮岁，本应驰骋庙堂，指点江山，然今蜗居荒城，困于僻地。苏轼此时曾作《方山子传》一文，中云：“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两个胸怀壮志的英雄文人不相逢于朝堂都市，而邂逅于贬地，其“俯而不答”是为遭际而悲，其“仰而笑”是为遭际而倔强，愤激痛楚之气流溢其间。想苏轼东坡耕作之余，夜饮之间，念及功业幻灭，人生落寞，自生无以排遣之闷气，酒也就成为此刻苏轼唯一可作消解的救赎之物，因此“醒复醉”三字里隐藏的不是一个放纵的苏轼，而是一个苦闷的苏轼。
夜饮渐久，酒瓮已空，“归来仿佛三更”，此句语义平直，然意蕴深沉。“仿佛三更”，即苏轼对于此刻的时间处于一种模糊状态，这种模糊是来自酒意的迷茫，更是来自刻意的忽略。
时间，向来是中国文人关注的重点，而众多优秀文人的时间意识中无不隐藏着文人对功名的焦
虑，如孔子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如屈原云：“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凡心怀功业梦想的文人，其时间意识比心性平庸者来得深刻强烈，因为心性平庸者或许可以接受人生空来而空去，或能接受平凡地度过此生而不会有太强烈的焦虑心。苏轼不是心性平庸者，但为何会对时间模糊地处理，甚至有种对时间无所谓的态度？若此刻苏轼身在朝廷，深夜之中，他须心念明日上书封事、朝廷议对。杜甫《春宿左省》：“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又古代文人凌晨上朝，郑处诲《明皇杂录》记云：“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五鼓，相当于五更。若苏轼居于庙堂，或不会出现“归来仿佛三更”的行为。而此刻苏轼能如此，就在于其身为贬官，且“不得签书公事”，明日不必面见君王，明日亦不必忙于简牍，故可以“醒复醉”至于“三更”。但从苏轼心理来看，苏轼未必就能乐于如此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是以丧失其政治梦想和功业成就为代价的。因此，《临江仙》一词开篇看似平易，其中却深藏着苏轼苦闷愤激的心理状态。从艺术性来看，此句妙在草蛇灰线，癯而实腴。一首好诗，用句流行话说，就是“给你一些，不给你一些”。蛇行过草丛，蛇已不见，然蛇迹犹存。文学就是如此，作者之意犹如蛇之真身，阅读者可以
顺着作者在字里行间留下的痕迹，一点点去去忖度去考证，最后去建立作者可能之本意，甚至把握其真实意图。
苏轼笔端至此，似乎其饮酒之真心已展现出来，若笔势接着从自身写起，或有说破之虞，因此笔锋一转，写道：“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苏轼围绕“家童鼻息”，先用“雷鸣”来润，再用“敲门都不应”来烘托，以见家童睡眠之酣。那么词人为什么要引入家童形象呢？从艺术处理角度来看，苏轼以对照原则来展现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的差异，以儿童之无忧无虑和自身之苦闷愤激相对而出。这种对照方式，在苏轼文学中时有出现，如元丰七年所作的《满庭芳》云：“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苏轼贬谪黄州自是有千般痛苦，但儿童却早就习惯了黄州生活，甚至能够“楚语吴歌”。同样，儿童与成人的对照在其他文人作品中也时常出现，如欧阳修《秋声赋》，这边欧阳修在感慨“草木无情，有时飘零。……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时，“童子莫对，垂头而睡”。又如明遗民杜濬《楼雨》：“儿童生故晚，正诵美新文。”诗人为明代之亡而悲，为眼前“鼓鼙喧绝徼，部落拥将军”而恨，但儿童却“正诵美新文”。苏轼此句再从文化角度来看，这种对照其实极其类似禅宗公案，苏轼沉于个人功业得失的痛苦时，突然一个家童心无挂碍、一念清净的状态给诗人提供了一个顿悟的机缘。家童鼻息就仿佛禅宗所谓的“平常心是道”，饥则
即饭，困则即眠，无须为眼前荣辱贵贱尘染清净之心，自然会摆脱妄念和痛苦。苏轼也确实把握住了这个契机，他“倚杖听江声”。此五字极具有画境，苍茫暮之间，清泠月之下，词人身影萧瑟，倚仗独立，脚下江水波荡，词人听到的也许不仅仅是江水之声，更有从人生深处幻化而出的种种声响，有曾经的青年意气之声，有曾经的乌台诗案之声，有此时的东坡困顿之声，种种幻想，悲欢离合，无不杂然投来，激荡在苏轼耳边心中，也刺激和引导苏轼思考困境，甚至生出跳出困境的念头。此句从创作角度看，词人以极具有画面感的景语作结，为读者提供了无尽的想象空间，也从虚实相生的原则中给了作品更开阔的意境。
词下片一开始，就进入一种禅宗式直指人心的叩问：“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景德传灯录》卷十曾载赵州从谂一段故事：“僧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从谂）曰：?吃粥了也未？?曰：?吃粥了也。?师曰：?洗钵去。?其僧忽然省悟。”这个公案，周裕锴先生《百僧一案》解得好：“粥是一种粘性的流质食品，洗钵就是要洗去粘着的物质，简言之，洗钵就是
?解粘?，而解粘就是解除执着。也就是说，学人要回迷失的自我，就得通脱无碍，随缘
皋怎么读音任性。”同样，苏轼也面临“解粘”，为什么家童可以鼻息雷鸣，而我却苦闷难脱呢？为什么我总是痛苦于自身的不自由呢？为什么我无法像那家童一样自由地生存呢？细细看苏轼此句，苏轼在问中也寻到了答案，就是“何时忘却营营”。苏轼认为，人生万般痛苦皆因我们还无法忘却营营，若一切功名妄念、利禄营苟皆能忘却，自然可以按本真去行动。同时，读者也可以发现，苏轼在问中开始平静他的心境，因为他的“长恨”正是源自他还不能放弃自己的功名梦想，因此，只有从本质上勘破，才能得到心灵解脱。苏轼这一念头一出，万念尽灭，心神通达，故出现“夜阑风静縠纹平”。夜阑珊，暮意渐退，仿佛前面就是黎明，仿佛苏轼往前走一步就是生命的曙光，风渐渐静下，江上的波涛也渐渐平下，就仿佛绉纱一般轻轻飘动，再也听不到萧瑟风声水声。
随着风静水平，苏轼曾经苦闷愤激的心灵也渐渐止泊下来，仿佛此时，苏轼真正领悟了家童鼻息的禅意，也真正领悟了营营与自由之间的二难。接下来，就该走出领悟后的那一步，词人会选择什么呢？认同功名追求而接受人生的不自由，还是放弃营营而去追求人生的自由？这一选择的结果就藏在《临江仙》一词的结尾：“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小舟”在此时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小船，而是来自庄子的“壑舟”，此话语指称的是生命，“逝”不是死去，而是贾谊《吊屈原文》中所说的“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即远离世俗
功名，逍遥于自然长河。可见，词人最后一步走向的不是功名，而是自由。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文法学院）
【篇二：2016届高三年级第三次四校联考语文】
=txt>语文试题
命题：临汾一中 忻州一中 长治二中 康杰中学
【满分150分，考试时间为150分钟】
第Ⅰ卷阅读题
甲 必考题
一、现代文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王道”，一是“民本”。孟子崇尚“王道”政治，以“王道”为最高政治理想，而贬黜“霸道”。他分别以尧舜禹、“春秋五霸”为“王道”和“霸道”的代表。孟子所说的“王”，就是“以德行仁”，让人“中心悦而诚服”；他所说的“霸”是“以力服人”，结果是“非心服”。孟子要求行“仁政”，讲“民本”，其落脚点都在“王道”上。他向往尧舜禹先王之治，实质上是希望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合一，即以尧舜禹等圣王实践过的理想政治的“类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通过对圣王历史与业绩的诠释，批判他所处的纷乱的战国时代，目的是引导历史的走向。
孟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以“民本”为基础，这与两千多年来中国以“君本”为基础的政治传统是形同水火的。如朱元璋读《孟子》至“草芥”“寇雠”之语而大怒，于洪武三年（1370）废黜孟子祠，并于洪武十七年命大学士刘三吾删节《孟子》，就是明显的水火不相容的例子。两千多年来，《孟子》成了为苦难民众伸张正义的书，它召唤着历代读书人的良心，如“诗圣”杜甫的“致君尧舜上”，为民呐喊，忧国忧时。
要讲“仁政”，就要以民为本，这就是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从这一理念出发，孟子阐述了自己的“仁政”学说。这一学说，简单说来，包含礼贤下士和保民爱民这两
方面的内容。孟子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就是说，君主若能行仁政，那他的臣民就会拥护君王，会为长官去拼命。孟子一直以为，国君和社稷都是可以变换的，就是改朝换代，而民众是不变的，民心向背与政权的稳定与否直接相关，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是，孟子以民为本的“王道”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孟子其人其书对专制政治的冲击力之大，后世的不少帝王望孟生畏，《孟子》成“经”之难可见一斑。
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这一思想，是对春秋以来“以民为本”人文主义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思想界是破天荒的，对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如果说孟子言心言性是侧重于哲学思想的话，那么他谈君谈民就是偏重于政治思想了，二者密切相关。因为孟子的理想是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的合一，也就是“王道”。
孟子“仁政”说的哲学基础是“性善论”。“性善论”，简言之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以为，仁爱基于善性，这个善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其目的是要为他的“仁政”说依据。他说“道性善”，即善性人皆有之，应当
不断加以扩充，达之于天下，那么“仁政”说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这样一来，“仁政”学说就有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普遍的可行性。他“称尧舜”，是称道尧舜的德治天下，不失为仁义之道。德治天下是人们的理想政治，孟子的机智之处就在于把自己的“仁政”说，托之于人们理想中的圣王，这样说服力、可信度都会增强。然而，孟子虽然为“仁政”说到了“性善论”这个内在依据，不过在当时崇尚“霸道”的形势下，这种
（摘编自郑杰文等主编《经学十二讲》）
1．下列关于“王道”“霸道”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王道”是孟子的最高政治理想，孟子把尧舜禹等圣王实践过的理想政治的类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
b．“霸道”是孟子所贬黜的，“王道”是孟子所提倡的，他认为二者的代表分别是尧舜禹和“春秋五霸”。
c．“王道”是孟子行“仁政”讲“民本”的落脚点，“王”即“以德行仁”，行王道的结果是让人“
中心悦而诚服”。
d．历史上，孟子处于“霸道”的形势下，他认为“霸”的本质是“以力服人”，“非心服”是其自然结果。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孟子阐述自己的包含礼贤下士和保民爱民两方面内容的“仁政”学说的出发点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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