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
人们都在说，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可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家都不知道。而什么饮食文化，烟酒茶文化，绣花鞋文化却是甚嚣尘上，迷惑了人们的心灵。
如果说，古希腊文明更多地考虑的是人与自然秩序的关系，古印度文明更多地考虑的是人与超验世界的关系，而中华文明则更多地考虑的是人类的体意识，更多地考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生要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
如果说《周易》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本书的话，这本书就记录了周文王对人生道路的思考。“复自道，何其咎？”(《小畜》)恢复我们国家的道路，走我们自己前进的道路，有什么过错呢？应该是吉祥的。这是周文王被囚禁期间的愤懑心情的发泄，他想说的是，我之所以扩展、扩大我们小邦周，是因为要抵御来至西北边陲的戎狄、鬼方等部族的侵略，我想让我的
国家强盛，人民生活幸福，这不应该是有错的。但我如今却被纣王囚禁，失去了人身自由。我不得不眼望着西郊，望着那西郊上空的密云。我“何其咎”啊？！《易·复·辞》还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意思是说，其运动的反反复复是有其道路的，它只有七天的往来反复，然后我们就利于有所前往了。可见，从公元前1050年前，人们就思考着道路的问题了。
原始时代的交通缘起，多数是以人们对于自然资源或贵重物品的开发、加工、利用和流动互通为其动因，是打破生态分布系统的初步尝试，交通的发展基本处在自然状态的听任自流之中。自夏代以后，这种消极发展的交通状况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机。首先，交通的开启已成为当时整个社会的集体行动。《史记·河渠书》引《夏书》说：“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夏本纪》说：禹“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暐。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因此可以知晓，禹根据山川地理形势规度了若干水陆通道，春秋时代人们追忆邈古历史时，每每提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左传·襄公四年》）足以说明，人们对道路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
宽阔而平缓的道路一直通向远方，引起人们无穷的遐想。人生的旅程是否也能像车路一样平缓而宽阔呢？治国的道路是否也能像车路一样平缓而宽阔呢？
流传于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尚书》、《诗经》，也有许多篇章谈到道路问题，例如：《书·五子之歌》：“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厎灭亡。”意思是说，如今失去尧帝治理国家的道路，搞乱了尧帝的法则，于是就会招致灭亡。
《诗·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意思是说，计度上天之趋势，呜呼美好不停息。呜呼大大显光明，文王规律最美善。凭借王道谨慎我，我凭王道来纠正。迅速顺从我文王，子孙后代忠诚守。《维天之命》诉说的是遵循天的规律、天的道路的问题。这是一首在祭祀仪式现场所诵唱的歌，周成王歌颂上天的美好，与殷商朝的“天命观”并不是一回事，上天的美好，是因为上天让残暴的商纣王灭亡了，这就是人类既要顺从天道，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最好例子。因为唯有上天的运行规律和趋势，处于美好而不会停止。我们人类处于这种光明境界，难道不会显现出文王所创的规律的纯洁吗？
天有天的规律，人有人的规律，人的规律要服从天道的规律，但人类又不能完全臣服于上
天的规律。人类的规律、人类的道路，首先要遵循天的规律、天的道路，然后可根据上天的道路和规律制定出人的道路。整个人类有一定的道路和规律，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各自的道路和规律，大的规律我们都知道，那就是“生、老、病、死”。然而小的道路和规律我们却掌握不住，因为我们身处人类社会，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与他人和社会有关，因此事情的规律会随着他人的规律、社会的规律、事物的发展规律而变化而发展。
尔后的管子、晏子、老子、文子、关尹子、孔子等，以及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无一不探讨道路的问题。尤其是作为周朝图书馆馆长的老子，更是以一篇专著《道德经》，专门探讨了道路和规律的问题。“道可道，非常道。”道路是可以叫作道路的，但这不是平常意义上的道路。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生命，都有道路问题，除了我们能看到和走的道路外，每天的日出日落，月盈月亏，四季的交替，植物的生长、发芽、开花、结果，动物的出生、成长、死亡等等都各有其独特的道路。大自然由许多小自然构成，诸如人与动物，作物和树木，山与泽，水与火，风与雷，天与地等，凡此不同的存在物都有自己的道路，各自遵循自己的道路。普遍性的大道由众多的小道构成，一切小道都有其自然之道要遵循，从开始到成熟最后到终点。所以，老子所说的“道”，就是一切事物的道路，就再也没有其它意思了。宋朝黄震在《黄代日钞》卷六十八说：“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谓之理而谓之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道者，道者，大路之称。即其所易见，形其所难见，使知人之未有不由于理，亦犹人之未有不由于路，故谓理为道，而凡粲然天地间，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奈何世衰道微，横议者作，创以恍惚窈冥为道，若以道为别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谢绝生理，离形去智，终其身以求之而终无得焉。吁，可怪也！”
相传老子看透了当时的形势，知道周天子王治不久，所以离开周国西出函关。函关守令尹喜久仰老子大名，所以盛情款留，希求指教。老子为留《道德经》五千言，骑牛西去。关令尹喜研读老子之学，多有心得体会，发而为文，成《关尹子》一书。然而，兵燹灾难，其书佚失。称之为《文始真经》，乃是道教兴起之后的事情，仿佛《庄子》被称做《南华经》一样。因为庄子被封做南华真人，所以他的著作也改称做《南华经》。而关尹子被封做了文始真人，所以其书也改称做《文始真经》。所谓“文始”，我们姑且可以理解为文明之始，因为他接受了老子的教诲，从而开发智慧，修证大道，得到成就，正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
然后是孔子。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据有关记载，孔子
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由于种种原因，孔子在政治上没有过大的作为，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可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孔子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其中有很多皆为各国高官栋梁。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虽说他“述而不作”，但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孔子正因为弄懂了道路问题，所以才说出：“道不同，不相为谋。”
继孔子之后是孙子。孙子，公元前535～公元前470年，孙氏，名武，字长卿。汉族人，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广饶县）人。出自妫姓或姬姓，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哲学家，今日在山东、江苏等地，尚有祀奉孙武的庙宇，多谓之兵圣庙。孙武的军事理论并非没有缺点、错误的东西，但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兵法著作，也以其卓越的见识深深影响了后世，受到古今中外军事家的广泛推崇。例如：孙武主张“慎战”。在《孙子兵法》中开宗明义便指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人民的生死，社稷的存亡，是不可不慎重研究悉心
考虑的”。在《始计》篇中，孙子首倡的是“道路”，他的意思是说，全国人共同走一条道路，那么才有真正取胜的把握。也就是说，国家有了一条发展道路，那么全国的人就可以并肩行走在这个道路上，如果国家的发展道路是混乱的，那么全国人民就不会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意愿而走自己的人生道路，那么整个国家的发展也是混乱不堪的。
然后是曾子。曾子，公元前505～公元前436年，姓曾，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有山东平邑县和山东嘉祥县两说，尚无定论）人，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孝道为先的孝道观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仍具有及其宝贵的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是当今建立和谐社会的丰富思想道德营养。曾参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曾参以他的建树，终于走进大儒殿堂，与孔子、孟子、颜子（颜回）、子思比肩共称为五大圣人。
然后是子思。子思，名孔伋，字子思，孔子嫡孙。子思继承孔子的思想传统，认为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人的生活应该维持在中等的需要和需求的生活方式上，更应加以强调，故写下了《中庸》。也就是说，走在人生道路上，要保持一种中等的生活状态。
然后是墨子。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姓墨，名翟，春秋时期邾国（今山东滕州）人。墨子出身低微，自称“上无君子之子，下无耕农之难”，似属当时的“士”阶层。但他又自承是“”，可能当过工匠或小手工业主，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因而养成了勤俭节约、劳身苦志的作风，“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足登“跋跷”。他注重实践，善于制作，相传他的木工技艺，与鲁班齐名。在学术上，初受孔子影响，“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逐渐成了孔子和儒家叛逆，创建了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成为其时流誉四方、最具影响力的大思想家之一。儒墨两派互相驳辩，并称“显学”，揭开了先秦百家争鸣的序幕。墨家以“为万民兴利除害”为自己使命，并为之孜孜奋斗，游说诸侯，谋求制止战争，社会，民生。
相传他曾止楚攻宋，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却拒绝楚王赐地而去。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伐鲁，未能成功。越王邀墨子作官，并许以五百里封地。他以“听吾言，用我道”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主张。他日夜不休，奔走四方，“席不暖”，“衣不黔”，真有孟子所说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