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东：敢批大腕的主持人何东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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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半百开始做电视主持人何东是中国娱乐圈当之无愧的大腕级人物，能当面质问张艺谋：《英雄》除了打架还有什么；能怒斥冯小刚的《手机》替好友崔永元出气；能让诸多自我感觉无比良好的明星大腕手心冒汗脊背发凉；能对着催促时间的经纪人发狠：再催我大嘴巴抽你；能在李静主持的节目里呛得这位名嘴无言以对，恐怕中国除了何东再没别人了。怪不得李静都在节目中说他是娱乐圈的“恶势力”。
虽然做过央视《半边天》的节目策划，但之前一直以“写字为生”的何东最初并不接受自己的电视形象，拿他的话说“我这样儿哪能当主持人啊？最多就是一出镜记者！”不过光线传媒的副总裁李德来偏不信邪，愣是说服何东做了一档《何东星问题》，演员王刚说：“（何东）居然也凭借着那张比我俊不了几分的脸做电视采访记者了，真搞不清是他的悲哀还是电视谈话节目的悲哀。” 张铁林却认为：“何东是个搅屎棍，是个每次带有不同试剂的搅屎棍，因为他每次试图探讨的问题都不同，今天这种人非常非常之少。我之所以愿意接受何东的访问，是因为我觉得他很讨厌，也很尖锐，他肯动脑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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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东在电视圈的朋友也是一片反对之声，只有做过《正大综艺》主持的王志文表示支持，并且传授了自己的秘诀：“做电视谈话节目最重要的不是说而是听，谈话节目不是说的艺术，而是听的艺术。第一步听到画龙点睛，第二步听到入木三分，第三步听到振聋发聩。”
年过50的何东在一个新领域里成了一名“实习生”，他心里别有一番滋味：“去拍摄要走过一个过街天桥，有两回，大太阳底下，我背着挺沉的包走在天桥上，真有心转身回去得了，50多岁的人了，我这是干吗呢。”心里就这么拧巴着，他到底没回头，反而做出了兴趣和心得，“电视和文字太不一样了，这是原先我没有想到的，我们过去都骂电视人浅，其实做好很难。做完《何东星问题》我不怕电视了，没有任何障碍，越做越有感觉了。前不久通过和一家地方电视台的合作，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天生的主持人，现场200名观众的情绪状态都在我的控制之中。”
鲁迅的文字对我影响太深
何东的犀利文笔、麻辣风格缘自他不同寻常的经历。1969年，16岁的何东离开北京下乡，来到了黑龙江接近边境挨着劳改农场的建设兵团，整整劳动了8年。何东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一直很受妈妈娇惯，突然“流放”到环境艰苦、远离亲人的陌生土地，何东很不适应。“前3年一直在哭，生生把自己的眼泪都哭光了，以至于后来父亲去世、遇到任何事情，我都不会哭了。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其他人都哭得一塌糊涂，我却在笑，一点没有难过的感觉，特别变态。”
何东当时身高1米51，不到80斤，是全连最小的一个，他回忆说：“通过这8年，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好的体力劳动者，每回开拖拉机、种地都被人说笨！干活不行，我却发现自己特别喜欢看鲁迅的《呐喊》、《野草》，当时兵团除了《毛选》，就只有鲁迅，他的文字对我的影响太深。”
到了第8年，何东实在熬不住了，“我自己想办法，在当地户籍部门把户口拿了装在身上，回到了北京。没想到，北京根本不接受我的户口，有4年特别尴尬，没有身份，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不到工作、不能考大学，成了不能自食其力的人，心理压力特别大。”
何东的父亲为了他的户口，几乎把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仍然没有办成，倒是一个意外的机会，让何东恢复了“北京市民”的身份。“当时没有工作，为了给家里省电，我晚上就在路灯下看书。被一个邻居家的女孩子注意到了，她回去跟她父母说：‘我喜欢这个人，他爱看书。’我对这个女孩子没有感觉，没答应。没想到她舅舅跟海淀区公安局长特别要好，结果这个局长一上午就把我的户口办好了。”
从厨子到《中国妇女报》记者
重新变成“北京人”的何东做了很多底层工作，在基建、街道办事处、商场、甚至老年活动站都干过，后来经人介绍到了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临时工。“为资料室做卡片，和白烨一个办公室。干着干着我就发现不对，他们只给子弟转正，
我永远没有机会。我付出了所有努力，依然没希望。”于是他又回到了街道办事处“分配办公室”，负责别人的工作分配，没多久，他干了件大胆的事，给开除了。
“分配工作时，我发现挺好的孩子，单位都要了，档案拿走一看又退回来，说这个人单位不能要。我特
别纳闷，于是下班后打开退回的档案看，太黑暗了，原来是他爸爸妈妈的单位写了封信，说这个孩子的父母有问题，于是这个孩子也跟着受了牵连。我趁领导不在时，把所有阻碍孩子前途的资料全撕掉，接着这些人就迅速顺利分配工作了。后来不幸被领导发现，就把我开除了。”
当时何东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也有很多文化单位和他接触，但都没有正式名额，无法解决他的编制问题，何东又辗转来到了翠微路商场，在食堂做起了厨子，“当时商场有正式编制，商场1年转正，食堂半年转正，但是领导要我发誓不能走，商场一共108个职工，只有6个男的，相当宝贝！”
但是何东并不安于厨子的工作，他依然在寻更加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人民邮电出版社下属的英文杂志《集邮》来商场要人，领导坚决不放，为此和何东发生了激烈矛盾，甚至把他打发到很远的一个粮店。但最终何东还是离开食堂，来到《集邮》做了一名编辑。
在《集邮》杂志做了3年，“邮电出版社淤积了300多人，永远不会涨工资”，让何东感觉特别郁闷压抑，1988年底，年过35岁的他进入《中国妇女报》做社会新闻记者，“一进报社，我发现到自己该待的地方了”。
程度严重的抑郁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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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记者的何东终于到了能够发挥自己才华的舞台，短短几年就相继发表了一批轰动全国的调查揭露
社会问题、妇女遭遇的稿件，还获得了公安部的一等奖。但同时也遭到了黑社会势力的威胁警告，甚至被对方告上法庭，他们放话“不能让何东好死”，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
无奈之下，何东只得放弃社会新闻。改做“相对安全”的娱乐新闻，他说：“我不爱做娱乐记者，多无聊啊！做社会新闻记者非常过瘾，比作家写小说有趣多了！转到娱乐圈后，我还是做社会新闻的状态，挑战一模一样，接着捅事！”
年近50做娱乐，何东采访的路子跟别人不一样，他用社会新闻的思路做娱乐新闻，用社会记者的手法做娱乐记者，很快就打出了自己的“名头”。他对时下的“娱记”们十分不屑：“现在的娱乐记者变成了吃吃喝喝、勾勾搭搭、只管拿钱、只说好不说坏的寄生虫，他们骨子里对明星奴颜婢膝，但是嘴里又把明星说得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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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可能立志改变娱乐圈的什么，我只是靠‘出卖’明星赚稿费过活。”说这话时，何东撇了撇嘴，“对于娱乐圈我还是有些影响的，我最大的影响力就是：人家拿了红包光说好话，我是拿完之后，如果觉得作品不成还照样开骂。”
自称“事业强烈反弹是50多岁，包括赚钱”的何东如今已经不完全靠“写字”来表达观点，而是在电视与网络中大展拳脚。他与李静搭档《娱乐麻辣烫》、又和凤凰网合作主持《凤凰非常道》，语言犀利，观点独到，针锋相对，不拘一格，最初看到何东电视形象抱怨“哪有像你这样在电视上的？”“歪鼻子斜眼，
跟黑社会老大似的”的年轻女孩子也成了他的粉丝。他的博客同样“麻辣”，甚至吸引了大批美国、澳大利亚、瑞典、英国等国际“何粉”。
但是何东依然郁闷，并不快乐，他皱着眉头说：“我在几年前就被确诊为程度严重的抑郁症患者，主要症状为：心境极其恶劣。原因是：多年来，极其勤劳却致不了富，眼看着骗子和贪官大把抓钱，活活气的；心里想着生存环境和现实相冲突，所以每天高度失眠，生生愁的。所以我是个悲观主义者，而不是个乐观主义者。”
摘自《文化月刊》治丧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