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豪，南彦武，张卫华
用方思路
李东垣根据升降浮沉之理，针对脾胃内伤之脾胃气虚、清阳下陷、阴火上冲三个环节，尊崇《内经》“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在“火郁发之”理论指导，提出补益脾胃、升发元气、潜降阴火等方法，形成了以下特点。
甘温除热
李东垣尊崇经旨：“病生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指出凡病生于内，起于元气伤者，可有两个方面：饮食居处，伤及脾胃，致使元气不充亦不畅；另一方面情志变化可直接伤及元气之运行。人身之元气不充或不畅，皆会导致阴火上僭，而出现火热亢盛证候。在临床上应将此类发热与外感发热相鉴别，脾胃气虚失枢、阴火上冲之证颇与外感风寒所得证候相似，都有怕冷、发热、上气、头痛、口渴、心烦等症状，症状疑似但实大有差异。饮食劳倦内伤，乃伤脾胃的元气；外感风寒所伤，乃伤形体的肌表。
风寒外伤，是客邪有余之证，有余之证当泻其实，用【麻黄汤】、【葛根汤】等发汗，是泻其有余的方剂；脾胃内伤，是元气不足之证，不足之证当补其虚，用【补中益气汤】、【黄芪人参汤】等益气，是补其不足的方剂。临床上需将二者鉴别清楚，勿犯虚虚实实之戒。《内经》云：“劳者温之”“损者温之”，又云“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损其脾胃”。李东垣谨遵经旨，创制补中益气汤，补中益气、升阳举陷、甘温除热。《古今名医方论》对补中益气汤的方解如下：
“凡脾胃一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护皮毛而开腠理，不令自汗；元气不足，懒言，气喘，人参以补之；炙甘草之甘以泻心火而除烦，补脾胃而生气。此三味除烦热之圣药也。佐白
术以健脾；当归以和血；气乱于胸，清浊相干，用陈皮理之，且以散诸甘药之滞；胃中清气下沉，用升麻、柴胡，之气之轻而味之薄者，引胃气以上腾，复其本位，便能升浮以行生长之令矣。补中之剂，得得发表之品而中自安；益气之剂，赖清气之品而气益倍。此用药相须之妙也。”
升阳散火
“脾阳不升，阴火上僭”是本法形成的根本原因，东垣认为“脾阳不升，阴火上僭”是以脾气升清失调为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其证多因血虚而得之，或胃虚过食冷物，抑遏阳气于脾土，火郁则发之。李东垣将补中益气汤去黄芪、白术、当归等补益之药，加陈皮、生甘草、防风、葛根、二活、白芍药以加强其散火之力，而组成升阳散火汤，其补益之力减而散火之用强。乃东垣根据《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火郁发之”的原理，制得此方，以矫正见热投凉的时弊。与河间着眼于外感，风寒郁而化热之发火郁而清里热之法有所不同。在此应当注意鉴别。
升阳除湿
本法主要为“脾为湿困，阳气不升”所设。黄元御在《四圣心源》一书中提到：“太阴以湿土主令，辛金从土而化湿，阳明以燥金主令，戊土从金而化燥，己土之湿为本气，戊土之燥为子气，故胃家之燥不敌脾家之湿，病则土燥者少而土湿者多也。” 指出太阴湿土，阳明燥土，胃燥之证没有脾湿之证多，而临床大多以湿困脾阳为主。正如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提到：“在阳旺之体，胃湿恒多，在阴盛之体，脾湿亦不少，而其化热则一。”指出湿困脾胃是脾胃系统疾病的一大病理现象，因此升阳除湿是其另一大特。东垣以补中益气汤化裁制成升阳除湿汤，使得该方补益气血之力弱而除湿升阳之功倍增。
四个火结 论
通过对脾胃论中补中益气汤的应用思路，探析东垣的学术思想，对临床医家诊断内伤杂病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对提高经典方剂在临床中的应用地位亦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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