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官场应如何说话
第一篇：公务员官场应如何说话
就如世上的油嘴滑舌之人，无风作有，信着伶口俐舌，长篇大论，胡扳乱扯，诌出一篇话来，虽无稽考，却都说得四座春风。虽有正言厉语之人，亦不得压倒这一种风流去的。
在古代，有的官员因为说了一句话，就丢官甚至丢命，而有的官员却因为一句话平步青云，志得意满。因此，古代选用官员的标准之一是善言辞。官场所谓善言辞，不是口若悬河、言辞滔滔的意思，而是指会说话——懂得根据自己的身份，什么场合该讲话，什么场合不该讲话；该讲话时应怎样表述，以求恰如其分，无懈可击。
身处险恶的官场，古代很多官员都体悟到，言语宁少毋多，表态宁迟毋早，用词宁陈毋新，套话、空话不可不讲。甚至有官员把“多磕头，少说话”当作主要的为官之道。而恪守此道的官员，不乏飞黄腾达者。
曹振镛因“多磕头，少说话”位极人臣
《翁文灏日记》写到袁世凯统治时期曾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麐，在1941年11月17日的国民参政会上，当着蒋介石的面，用历史上的一个典故，批评当时官场风气：“张一麐讲，不宜学前清末年风气，‘只许磕头，不许开口’，盼政府早行宪政。”由张一麐的话可知，清朝官场恶习，为民国官场所沿袭。
“只许磕头，不许说话”（原为“多磕头，少说话”）的出典是：清朝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曹振镛，用六个字概括了他毕生奉行的信条及官运亨通的诀窍：“多磕头，少说话。”并且以此教导其门生、后辈。清代朱克敬《暝庵二识》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曹振镛对门生说，他做官没有别的诀窍，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朱克敬《暝庵杂识》云：“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兴。’”曹振镛的门生、后辈有当御史的，他担心这些门生、后辈像一些年轻人那样，急躁、轻率，于是告诫他们，不要多说话，不要冲动。这些门生、后辈都把曹振镛的话当作座右铭，时时记取，“循默守位”，不多言语，循常随俗，以求在官场立稳足跟。
“多磕头，少说话”的官场风气古已有之，只是没有用这六个字概括罢了。西汉鲍宣就曾在谏
疏中说到：当时官场“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官员们都屈从附和，少言寡语，拿了俸禄不尽责，在官场胡混，并且以此为高。
曹振镛在乾隆时代开始踏上仕途，乾隆帝“以振镛大臣子，才可用，特擢侍讲”。这位“官二代”从此青云直上，后升侍读学士，嘉庆时任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道光时任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清史稿·曹振镛传》说：“宣宗治尚恭俭，振镛小心谨慎，一守文法，最被倚任。”原来曹振镛最被道光帝宠信、倚重的原因是，他循规蹈矩，奉命唯谨。他死之后，道光帝下诏赐谥号“文正”。理由是：“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道光帝说，从外表看，曹振镛是木讷之人，但他就国家大事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提了不少建议，只是别的大臣不知道。生前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曹振镛，对道光帝还是讲了不少“私房话”。谥号是大臣死后朝廷根据其生前事迹赐给的称号，是对死者一生功过的评语，道光帝赐谥号“文正”，对曹振镛评价极高。因为据司马光说，“谥之美者，极于‘文正’”。曹振镛因“多磕头，少说话”，生前死后均享受极大荣宠，就像《论语》所说，“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小说《官场现形记》写到的华中堂，做官之道与曹振镛不谋而合。华中堂回答门生贾大少
爷的问题说：“多碰头（磕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应该碰头的地方万万不可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你多碰头总是没有处分的。”黄大军机对华中堂的做官秘诀大加赞赏，他对贾大少爷说：“华中堂，阅历深，他叫你多磕头，少说话，老成之见，这是一点儿不错的。”据说华中堂的原型是晚清重臣荣禄之流，而且荣禄可能真的说过华中堂上述那些话。如果是这样，说明晚清也盛行“多磕头，少说话”。
曹振镛所以要奉“多磕头，少说话”为圭臬，这六字官经所以能流传下去，大行其道，无非是这样做能使仕途顺畅：可以给上司以老成、持重、谦恭的印象，取得其好感和信任；可以避免语多出错，授人以柄；可以收敛锋芒，磨平棱角，免遭同僚忌恨。总之，有利于保护自己和在官场发展。
古代官场说话讲究多
我们可以鄙薄曹振镛之为人，但同时也得承认，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官场环境催生了曹振镛这类谨小慎微的庸碌官员。
有的皇帝，是不允许臣下有任何口误的。清朝金埴《不下带编》一书说：明朝嘉靖皇帝召
太医令徐伟诊脉，徐伟进殿后匍匐膝行，见皇帝坐在小床上，龙衣拖到地上，不敢继续向前爬，奏道：“皇上龙衣在地上，臣不敢前。”嘉靖帝马上拉了拉衣服，伸出手腕让徐伟诊脉。诊脉毕，徐伟回到值班室。皇帝下诏内阁，说：“伟适诊脉，称衣在地上，足见忠爱。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并给了徐伟重重的赏赐。徐伟见到诏书，惶惧失，庆幸自己拣了一条命，以为有神灵在暗中保佑。如果徐伟口不择言，说“衣在地下”，在嘉靖帝听来，等于骂他是“鬼”，罪该万死。金埴说，嘉靖帝“严而多忌，误有所犯，罪至不宥”。若是遇上嘉靖帝这样的皇帝，官员们哪能不诚惶诚恐？生怕语多必失，要对自己讲的每一个字斟酌再三。不幸的是，嘉靖帝这样严苛的皇帝，在历史上不是个别的。
明朝崇祯帝被认为是刚愎自用的皇帝，不过他有时也显得有些“开明”，对口误者，不责怪，不追究。明朝李清《三垣笔记》一书说，1638年4月的一天，崇祯帝召见地方官员，五人一批，不提问题，让他们自己随便说。这些地方官都是只会磕头不会说话的“磕头虫”，初次见皇帝，惶恐之下闹出了不少笑话：“或语冗碎不可了，上必云‘减省些’；或误称‘臣’为‘知县’；或误称‘上’为‘老大人’，旋觉误，仓皇称‘老皇上’者。上微笑。”官员们讲话错误百出，触犯忌讳，但崇祯帝以微笑表示对这些地方官的宽容。
皇帝也“金口难开”
不但一些官员有意不多说话，而且一些皇帝也刻意少言寡语。
皇帝之口被称为“金口”。俗话说，“金口难开”，意即皇帝是不会轻易开口说话的。陈洪谟《治世余闻》一书据李东阳《燕对录》云：自明英宗天顺时期至明孝宗弘治时期，40年间，英宗、宪宗及即位之初的孝宗，难得召见内阁大臣，每次见面不过一二句话。弘治十年（1497）三月的一天，孝宗听大臣讲解经书毕，召见内阁大臣徐溥、刘健、李东阳等，皇帝讲的话比以往多得多，令李东阳大为惊奇。其实这一天接见内阁大臣，明孝宗只讲了10句话。句子短的只有两三个字，长的也不过20个字。短句如：“近前”，“看文书”，“与先生辈计较”，“吃茶”。在李东阳看来，这是破天荒第一回。
这里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宋朝至和年间（1054-1055），仁宗皇帝得了很重的病，连续昏迷三天。治愈后，“帝自此御朝，即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即首肯，不即摇首”。宋仁宗从此不再开口，仅以点头、摇头表示对大臣的报告允准与否。其实他并没有丧失语言功能。幸亏当时有富弼、韩琦、文彦博、包拯等一批名臣为他支撑局面，朝廷才得以正常运转。睿智如唐太宗者，也不多言多语。唐太宗言：“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担任给事中并负责起居注的杜正伦说：“臣职在记言，陛下之失，臣
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他点破了唐太宗的心思，原来唐太宗是怕多讲话出错，危害百姓，并被后人耻笑（因他的言论都要被史官记录下来，他本人都看不到）。皇帝讲话一般少之又少，这是树立威势和驾驭臣的需要。他们一方面标榜以儒家学说治国，一方面采用法家倡导的统治术。《韩非子·主道》云：“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意思是说，君主的原则，以静退为宝。自己不操劳事务而知道臣下办事是拙还是巧；自己不谋划事情而知道臣下的计谋会得福还是会得祸。因此君主虽然不说话，臣下却能很好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虽然对臣下不作规定，臣下也能作出更多的功效。皇帝少说话，显得高深莫测，威严无比，可使臣下产生敬畏之心。
公务员事业编古代官场，没有自由、平等讨论的气氛。要让官员们消除顾虑、畅所欲言，很难做到。防止“祸从口出”的技巧
古代官员为防“祸从口出”，很讲究说话的技巧。试举几条：
必要时保持沉默。明朝陈洪谟《治世余闻》一书说：明孝宗时，高官中有一人善于结交皇帝身边的人，这些被收买的人常在皇帝面前赞誉这位大臣的才能。一天，明孝宗对兵部尚
书刘大夏说：“闻某极有才调。”刘大夏没有敢回答。孝宗以为刘大夏没有听清楚，大声说：“工部尚书李某，尔知之否？”刘大夏仍然没有敢回答。明孝宗这下明白了刘大夏的意思，笑着说：朕只听说此人能办事，没有来得及了解他的为人。刘大夏急忙叩头，说：诚如皇上所谕。刘大夏两次不回答明孝宗的话，是怕得罪别的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