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连;纪宗安
【摘 要】由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搜集整理、首尔景仁文化社出版的《韩国历代文集丛书》卷帙浩繁,信息含量大,学术资源极其丰厚,堪称中韩、中日关系史乃至东亚区域史等研究领域的一座文献宝库.同时,伴随中外学界对东亚海域历史研究的逐步重视,该批域外汉籍的学术价值也愈加突出.而就对此尚乏了解的国内学界来讲,这一宝藏尤其值得关注和开发利用.
【期刊名称】《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38)006
【总页数】4页(P92-95)
【关键词】《韩国历代文集丛书》;域外汉籍;史学价值
【作 者】刘永连;纪宗安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2;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K05
伴随国际交往和学术交流的不断开展，越来越多的域外汉籍进入国人的视野，渐为国内学界所了解和使用。由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推出的《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尤其值得我们关注。自上世纪80年代起，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开始搜集整理产生于朝鲜半岛历代社会的汉文文集，由首尔景仁文化社以每批百本的规模陆续影印，迄今面世者已有数十批，遂以《丛书》命名，集中对外发行。目前，可确知日本、台湾几家图书馆或研究机构及香港城市大学、大陆暨南大学等高等院校均以3000巨册整批购进该部典藏。不过，由于大陆对该批文献收藏极少，学界亦缺乏了解，故而有必要就其内容特点作一介绍，特别是对其学术价值进行深入分析，以便同仁予以关注和利用。
一、《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的特点
初观该批文献，突出之处有两点:
1．卷帙规模巨大。仅已出版的3000册就辑录韩人文集3493种［1］，约2万卷。而据出版
方透露，还有1500余种文集正在整理过程中。待出齐后，总约5000余种，数万卷，字数将以亿计。尽管我们多已了解朝鲜半岛政权自唐宋以来全面效仿中国文明制度，汉文文献比较丰富，但是仅凭其区区“三千里江山”和千余年的历史时段［2］而能够一时辑出如此规模的韩人汉文文集，实在是超乎想象。这在域外汉籍整理和出版史上，恐怕亦属空前绝后的壮举。
2．信息含量惊人。该批文献以文集丛书命名，然而各类体裁和内容几乎应有尽有。其中儒士集子以儒学著述居多，包括经传校注补遗、经义讲解发挥、经学考据质疑等类体裁;学者集子则有史学著述，包括各类体裁的史书纂、改和史论、方志、碑传、谱牒及其他杂著等;而僧侣集子以佛经疏论、青词法语、道场祭文等为主，杂家集子则以天文、医学等科技著述和书法、音乐等艺术作品见胜。就不同阶层而言，官僚贵族的集子多有奉上秉对如疏奏、呈启，衙门行移如揭帖、露布，宣告百姓如檄文、通章，乃至法律、外交文书等;而乡老处士的集子则充斥婚书、丧帖、上梁文、结社文等生活实用文书和规约、盟文、名录等乡间交往文书。
二、《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的学术价值
以上文献几乎涉及文史哲乃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各个传统学科领域，对研究这些学科在朝鲜半岛的发生和发展无疑皆具重要作用。不过由于其所有文献皆可作为史料来用，《丛书》在历史学领域的学术价值显得更为重大。笔者姑以国际汉学和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为重点略作分析说明。
1．《丛书》是加强“东域”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文献基础
纵观国际汉学和中外关系史研究，长期以来学者多偏重把视角指向中国以西的世界。19世纪以降，欧洲学者多把“西域”(主要指新疆和中亚一带)与中原地区联系起来，将其视为对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美等国学者也纷纷加入西域研究的队伍。就国内而言，西方冲击下的边疆危机和一系列边政问题促使国人目光西向，西域研究亦成重点。而西域考古的丰富收获，特别是敦煌卷子的发现，更将东西方学界的研究重心拉向“西域”，使西域研究成为一门国际显学。
在中国东侧，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琉球岛乃至南海诸国，日本和台湾学者多称为“东亚”、“东亚世界”或“东亚文化圈”［3］。近年来我国学人开始称其为“汉文化圈”或“东域”、“东海”［4］。由于汉文化的持久影响，该地区特别是最贴近华北、华东地区的朝鲜半
岛，无疑具有与中国密切而深远的关系。就中外关系的地域差异而言，“东域”诸国特别是朝鲜比中国周边其他国家诸多民族融入汉文化更深且更自觉。就中外关系的发展脉络来看，中古以后西域道路时被遮断，也使得该地区逐渐取代“西域”，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重点。然而遗憾的是，整个学界特别是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重视和研究尚远远不足。其中原因很多，但文献的挖掘和利用程度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西域研究中，当地民族文献和考古成果早在19世纪就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数万件敦煌文献的集中出土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尤其巨大。相反在“东域”研究中，人们对地方文献关注的时间较晚。特别就国内学界而言，“中国由于在历史叙述方面自给自足，常常会忽略‘周边’”［5］，致使学者们长期以来很少留意域外传世的汉文文献。当然，在以往这类文献也缺乏像敦煌文书那样集中面世的机会，故而近年来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大力搜集整理韩人汉文文集的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
2．学界对韩人文集缺乏挖掘，而《丛书》中相关史料极其丰富
就朝鲜半岛汉文文献的使用情况看，很长时期内大陆学界所能见者不外是《三国史记》、《三国遗事》、《高丽史》、《东文选》和《李朝实录》等极为有限的部分。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韩国对汉文文献的逐步挖掘和国人对这一领域的关注，陆续有韩国汉文文献面世，
其中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标点影印的《韩国文集丛刊》和韩国学者林基中编辑的《燕行录全集》等尤为学界所重视。不过相比之下，《韩国文集丛刊》所收录数百种文集，篇幅仅相当于《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的1/10;而《燕行录全集》也只是部分朝鲜使臣记述来华过程的数百个诗文专辑，内容上显得狭窄单一。就相关学术资源的丰富程度看，二者均不能与《丛书》同日而语。下面仅举其要以证之。
第一，从政治领域来看，《丛书》中除了包含中韩国史、实录及《燕行录全集》所能有的内容信息外，还有大量高丽和李朝臣子撰写的国书、奏章，使者在两国政权及其各部门之间进行疏通协调的呈文、答复，在中国地方特别是辽东一带交涉各种事务的文件和记录，关于出使任务或在出使期间私人往来的书信、别纸，以及朝鲜对中国使者在朝鲜半岛的诗文收录和活动记录等。
不可忽略的是，其中还有朝鲜半岛与日本等国间相当丰富的交涉史料，这些文献对研究中朝、中日关系史具有特殊意义。“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所使用的文献，就是超越了国别和地区的汉籍整体。这就要求研究者以更为弘通的眼光、更为宽广的胸怀、更为谦逊的态度来对待各类汉文献。……将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的汉籍文献放在同等的地位上，
寻求其间的内在关系，揭示其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这样，域外汉籍的价值就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不只是‘吾国之旧籍’的补充增益。它们是汉文化之林的独特品种，是作为中国文化的对话者、比较者和批判者的‘异域之眼’。”［6］如果我们能以对待“异域之眼”的这种敏感思维来挖掘和考察《丛书》中记录东亚诸国相互交涉的史料，那么我们对中韩、中日关系史的认识将会更加透彻和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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