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看台湾
“建设新的台湾”是高调
先保持好根基方是正经
萧乾
一弧形的悲哀
  作为今日中国一个国民的厄运，莫惨于这个赤裸裸的事实：除了足迹未涉过的非洲莽丛，出了中国门槛，举目莫非乌托邦。不说恍如隔世的欧、美，一片被殖民者奴役着的南洋正用与繁荣吸引着中国的阔老，香港的华人显然比广州的同胞享受着几百倍以上的政治自由，然而连为日本剥削榨取了半世纪的台湾，一样经过九年的战争经验(轰炸，封锁，征敛)。仅仅一水之隔，而情况也竞和这块为三民主义滋润了二十载的中因本土相形之厂，如此的不同！
  由上海而台湾，再由台湾而广州。这个弧形的飞翔，给我的刺激太深刻了。一边物价像风
筝般升腾，槛楼的妇孺白天橡苍蝇般翱着肥胖的行人，晚上像垃圾般倒在大公司的冰冷台阶上，三轮车抽着签，交易所在水泄不通，工厂的烟囱由低微烯嘘而断了气，只要有一杆利，吃喝，什么都不愁。然而愁什么?大屠杀已在肇始。谁也没，谁也是能抓点什么，就抓点什么。连开学校的也像米店烟铺老板般高抬知识价码。杂志封禁，文人逋逃，黄的文化和官方的训词填满了智慧的真空。冷呵，冷呵，我有什么穿什么，还哆哆嗦嗦在龙华机场的坪角，无助的望着灰黯的天空。
  当机翼斜过草山，轮胎触到台北的土壤时，那温暖岂仅是气候的?论整洁，那真像由法国最肮脏的一个村镇进入了瑞士；宽坦有条理的马路旁绿着树。太平洋的春风温煦地吹来。不但博物院，音乐厅，图书馆的门前没有上刺刀的武夫驻守，连长官公署要地，也没有穿军服面挂凶相的保镖人。(日本时代就没有)我感到了舒服，友谊，因为我感到人民在这里是被信任着。店窗比不上上海南京路的辉焊，美国货稀少得令我这上海客通身失了重心。(台人俭朴是原因第一，本身能制造是第二，不迷信西洋货是第三。)矿开了，油吸出来，甘蔗榨成了糖，硅沙石灰做成了水泥，豆饼变成了肥料，湖水运用成了发火发力的电——这里．天赋是被享受了。中午尖笛—鸣．像潮水般男女工人由厂口涌出。十天的巡游，没遇到一个乞丐，(也没遇到几位巨富或暴富)台北市府无须抽签或使用水龙机，因为
人工也有了出路。一个下女洗完了碟碗便服在席亡看科学小说了。应该在弄堂里嘶嚷拉屎的顽童，却都坐在教室里画着石板。虽是一水之隔，一样是中华人民，台湾的小学生一季交不到国币四千元，中大学生一季学杂费也不及国币两万元。(日本时代国民教育是强迫而免费的)台币不须跟着美钞跑。没有旗袍狐袄，女孩子们的双辫是搭在黑裙上的蓝衫。严肃的交响乐台下，四千座位全能填满，四千男女都屏息静气，把心灵暂时交给乐圣。在同一伟峨的“中山堂”里，同时还举行着别的座谈，讨论会。没有人嚼口香糖，勒玻璃带，但防止病菌的口罩却有人戴。唐代的室内陈设保存了，讲卫生的油水马桶也未被屏弃。利物浦、芝加哥的工厂区紧连着黑暗污秽的贫民窟．台湾多少糖厂是公园化了：绕过巨大的喷水池便是一排椰林。水门汀道旁隐着的是所所职员住宅。我恍然觉得这里不是没有西洋文明，但是经过挑剔选择过的。毒化过华北的日人，在这里却没种，也很少麻将。政客有。贪污的政客有。官僚资本也有。但习惯于“军治”的内地人到了台湾，仅仅表层上不大见戎装的跋扈，便俨然觉得有了“政治”，到了桃源。
  由台湾再起飞广州，那感觉就如由半空跌了一跤。满台湾看见的是烟囱，学校，音乐厅，到了广州就成为国粹；第一个感想是，羊城乃是消费城。无论立在太平路上，或走过惠爱路边，睁眼一望，都是酒店，酒店，酒店。干瘦的汉子玩着狮戏，金店放着炮仗。无线电
和真锣真鼓在比赛着吵闹：“大廉价”，香港走私来的上好洋货。在广州半条街上，我看到比全台湾更多的兵。中山堂前的岗兵不但上了刺刀，手指还钩着持的发弹机。街上乞童在人隙中如小螃蟹般那么穿来穿去。荔枝湾船户的木板河屋腐朽得快断了腿。珠江上的摆渡限收二十元，酒店里的女招待管夹管喂。中山公园那只新一军由缅甸俘来的像眨着忧愁的灰细眼。经手人吃了它的粮，它掉过头去把附近的芭蕉嚼光了。廉价的大量生产的是贫苦劳工，钱是向舞场酒店里潮般的涌。由补品取得的生命力，肥的用在划拳狎妓上，瘦的只好“丢丢”打打。
  台湾不但比不上更现代化的西方，在建设上它一定远跟不上日本。但位于这弧形的突凸点，相形之下，它引起的是敬重和羡慕。一样是闽、粤的同胞，而且曾经蹂躏在异族征服者的钉鞋下。钉鞋毕竟还有个原则，有个步聚；即使蛮干，为了统治的成功，也不甘盲干。民众在不民主的环境下如可比做乳牛，台湾的平民是喂了点秣粮才挤的，大陆的平民印是干挤。台湾民众的奶水一部分已变成了钢骨水泥的桥梁，造福农民的嘉南、大圳，密布全岛的交通，中国民众的奶水却多变成打仗的火药了。
二两大投资
  日人治台，比民国以来华人治华的根本高明处在两点：工业建设给予台人以经济，强迫教育奠下了现代化的真实基础。有了这两者，总督府用不到机防守了，人力车也无须抽签，公民虽未琢成玉，却不必都当门石来踢踹了。最低限度的教育机会均等重重地消灭了社会的严格阶层化，同时增强了全岛的生产力。这样，台湾才由赔钱的荒岛变成“帝国”的宝库。这两笔(工业和教育)投资的利息真是太大了，然短见了一世纪，教育文化费的总额在今日中国预算上还不及百分之三，工业建设也迄为军事家丢在脑后。
  台湾是中国国力一个尖锐的测验，工业可以怪轰炸，怪飓风，教育这一课题，却少遁辞。而在这上头，我们已落了第。日人维持了半世纪，做为台湾进步骨干的强迫教育，光复后便被废止了。说是暂时废止，然而这一级的学童就成为了牺牲。但师资缺乏的中国，这里得出一万八千位的小学教师?民众图书馆被接收了。当然，总理、主席的像都高高
挂起，但柜子里排立的还是宣扬“共荣圈”的“昭和儿童文库”!即使把全国各书店印的儿童书再搭上充满了封建毒素的 “小人书”全搬了去，伯也填不满那些日人为小国民编绘的庞大文库：安徒生，葛林姆，博物，历史，精美有趣的丛书。连儿童挂图全没有。一片新生活标语下面，便是些两三年前美国新闻处为宣扬美国国力而印发的战斗画报。说是学费不收，
可是在家长费讲义费的名义下，教育已渐成为收入富裕人家的独占了。日本军国民教育刚结束、台湾儿童又在重党团纪律轻个人发展的方针下受起训来。在台中一个小学，我眼看数百少年，其中有仅六岁的，赤足立在院坪，行完一切纪念周仪式后，还得“向校长鞠躬”．“向教务长鞠躬”，“向队长鞠躬”，一面鼓励着该子们的领袖歇，一面训练着盲目服从。常步走，正步走，左转，石转，我可怜那些应该想尽机智来淘气的小花苞．小校芽，小同胞！
  交通是建设的根本。这次我们由东岸的苏澳至南端的高雄，半壁海岸，相当于由辽宁到广东。不但一路都有公路铁路。而且火车没脱过班，没误过点，小乡村一样是柏油路；乡公所常远宏丽于内地一等县的衙门，正如小学校时常大过内地的学府。广东有糖厂的时候，是赖肉肩膀把甘蔗由蔗田担到厂门，台湾有四十二家糖厂，虎尾—厂便有伸入蔗田的轻便铁路近两千公里。
  日月潭的景的确绮丽可人，那片湖水也是台湾的经济命脉。有了比内地便宜五倍的电力，一切轻重大小工业便蓬勃起来了。有了便宜的水泥，便有了卫生设备，和水门汀的马路。有了远东最大的磷肥厂，搭上嘉南的伟大灌溉工程，便有了不受天时地利牵掣的农业。
因为台湾自身有炼油工厂，油价由八千台币一直抑到三千以下，以致美孚、德士古商人知难而退。这是说，坚强经济的根本方策不是抛黄金变汇率，而是得生产。留有日人良好基础的台湾东北，假使不为政局所牵掣，是比中国任何一地的工业都有把握的。然而那个“假使”的魔影却大得凶得不堪想像！
三政绩试金石
  爱台湾的人都希望腐朽祖国即使自己一定要下沉，也最好别把这为敌人培植起的“干土”也拖下水去。因此．对于台湾在行政上多享受点独立性，我们是同情而又同情的。但听说台湾师管区就要成立了。征实到了台湾，二五减租可并未相伴而来。台湾每年对中央十五万吨糖的报销正阻挠着兴建大业。如今，不等台人摆脱完五十一年来日本奴化教育的遗留，便禁止了日文的出版物，这样，文化上在他们未抓住新媒介时使废止了旧媒介．在法庭上，台人尤处在不利地位。本地的律师从此可以休业，台人的官司也就听天由命了。
  乍回到祖国怀抱来，台人对许多我们习馈了的怪现象还不习惯。我相信，内战便是其一。老早党部贴的一些标语已使他们莫明其妙了。“拥护国民政府！”台湾人想，既是国民政府，合此还有别的可拥护吗?“军队国家化1”这标语对习惯于日军机构的台人也是多余。起初，常远
他们知道祖国闹着纷争。但胜利之后，放着大事不做而“重整旗鼓”来彼此消灭，
却大大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台湾一天不征兵，其内部政治的分野一天还不至表面化。像海南岛一样，台湾的中部也是山岭重叠。那山里容或还藏着玩艺儿。如果把一部分台民逼上了梁山，复兴台湾也将成为泡影了。
  日德民族性相同点之一是死板板，这性格台民也濡染了不少。对生活优越的英、美人，死板板是罪恶。对于在饥饿线上扎挣的人，那比嘻嘻哈哈可贵多了。这死板板的脾气，和高调政治是一定配和不来的。二十年来纪念周在内地一向是开空头支票的日子，但台人却是惯于要内容的。台湾早接收了。民心谁也承认并未完全接收。要接收，可得摆出政绩来。
  在所有贤政中，没有比自由更重要的了。
  祖国能给台湾的是什么?论市政，日人治下的台湾可为全亚洲做模范。论工业，台湾远走在内地的前面。军事教育他们有过了。忠君训练他们受过了。五十一年来只有一桩甜头他们没有尝过，而在台人心中，认定只有国民政府可以给予：那就是自由。指摘统治者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发表的自由——宪法所允许的自由。五十一年来，台人在日本统治下，
吃、穿、住、行，都远比中国平民好。工厂讲求福利有时强于英、美。俱乐部，弹子间，游泳池，音乐会，凡是一个现代国民的最低享受，那时台人都享受了。短期间这“新台湾”也不见能赶上那时的享受。日本人为了挤奶而肥牛，所以什么都许，可就不许自由。(因此台人多习专门技术，很少习文法科。)然而没有了自由，即使是超等享受，也还是不舒服。台人投奔到祖国怀抱来，没有别的苛求只求准他们尝尝自由。
  那么，台湾有自由吗?世界上没有比自由这玩艺分寸再难衡量的了。台湾还没听说查封杂志动辄百十种，但现出的杂志却很少没有官方背景的。台湾还没大批搜捕政治犯，但对于《和平日报》驻台北记者丁君的由失踪而引起全台记者抗议而被逐出境，自坦白光明的陈长官到机要秘书都只说 “不大知情”。抓丁君的是警备司令部，陈长官可是该部司令。在台北记者茶会上，一般记者都深刻感到从事新闻报道的朋友们在传播政令与宣泄舆情两使命间折衷的为难。台湾不是没有民营报纸，但北(《新生》)中(《和平》)南(《中华》)三大报纸全是政军党的机关报，另外还有省党部等办的朝夕刊。这是说，比起内地的抄摊封禁，台湾当局是贤明多了。但文化活动终还带有浓厚的包办意味。
  在台南，我遇到了一个曾为共产党员的台湾人。还是莫斯科毕业的。他不但否认他自己与
共党仍有关系，并矢口否认还有台共。问他为什么，他说战前日本警吏捉了共产党判徒刑，如今捉到就永不见了。谈完了我们无意间同他开了个玩笑：我们邀他登吉普导游郑成功饲。怎么拉他也不肯上车，惨白着脸，一霎那就烟—般的溜掉了。 
  在昭和统治下，“自由”尝得最多的是二十万高山族人。对那原始民族、日本做的工夫不深，也许是有意任他们自生自灭。自由尝得最少的是台湾妇女。承继着日本传统，女人在台湾是奴隶，坐垫，幌子，泄欲器。见了男人打那么深的躬，柔顺得连眼皮都不敢拾！那就是“好教养”。不但饭馆把女人与海参鱼翅一同出卖，连草药摊子木屐店铺也得有个艳装女人坐在凳头任顾客调戏。公司里的女职员得给男同事沏茶倒水。这是和欧、美尊女风俗相反的一面。虚伪的恭维和奴役驱使同样要不得。政治自由以外，台湾需要社会自由。
可怜莫如日月潭涵碧楼对岸水社那百来高山族：遇见湖上驶来一批“深入民间”的旅客，便赶紧在又瘦又脏的脸蛋上涂些白粉，在褴褛上罩起一件有原始意味的彩衣，石杵丁东，旅客恍如进了丛莽，破落污脏的草舍也混得一把米钱。站在水社岸上，我不知看的是马戏还是动物园。我的直觉是：他们应受教育，应学点职业，靠这点原始卖弄是不够生活的，在这上面，日本统治者放任他们了，如果我们把高山族当国民持，却应有个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