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的微笑”在果戈理创作中的体现
一 “含泪的微笑”在果戈理前期创作中的体现
“含泪的微笑”指读了果戈理书中的描写,不是仅仅笑笑而已,而是发人深思,使人心痛,眼中落泪。一般来说,“含泪的微笑”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认为作家是地主家庭出身,希望本阶级能有所作为,对祖国有所贡献,可是作家所处的时代,地主阶级已是没落的阶级,他们不是腐朽无能,就是反动透顶。果戈理对阶级的没落感到惋惜痛心,因此对自己所描写的人物,既感到滑稽可笑,又痛心含泪。
在果戈理的成名作《狭康卡近乡夜话》中,作家描写了乌克兰劳动人民无拘无束的生活场面,同时又带给人们一些恐惧。但在这样奇异的魔幻世界中充满了愉快的笑声,使得这些令人恐怖的魔鬼变得不那么可怕。果戈理的笑声是可以驱魔的:“在跟随书中主人公的步伐前进时,果戈理感到有开玩笑的必要,好像孩子在黑暗中为了壮胆而大笑一样。越恐惧,笑声越大。”作品一出版就得到了文坛的重视。普希金激动地说:
“我刚才读了《狭康卡近乡夜话》,它使我惊讶。这才是真正的欢乐,由衷的、开朗的、没有矫饰、没有矜持的欢乐。有些地方多么诗意!多么动人!这一切在我们今天的文学中如此不平凡,使我陶醉至今。”
因此,我们说,果戈理前期创作中的“笑”多是轻松的、明朗的、欢快的,感性的。在这里魔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神秘主义与浪漫主义天衣无缝地交织在一起,让人领略到了果戈理作品的独特魅力!
二 《钦差大臣》创作中的“含泪的微笑”
另一种解释认为,当时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读了果戈理的作品,一定会感到作品中那些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如赫列斯塔科夫、玛尼洛夫、泼留希金等人是滑稽可笑的。他们吹牛无知、爱财如命、狡猾凶残,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而,这些革命民主主义者不能不为人民担忧,不能不为祖国的前途忧虑。所以,这种笑必然是“含泪的微笑”,这主要表现在喜剧《钦差大臣》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死魂灵》中。
1835年,果戈理完成了五幕讽刺喜剧《钦差大臣》。1836年4月19日以沙皇为首的整个彼
得堡上层观看了首演,反响异常强烈:“沙皇鼓掌,――大家也跟着鼓掌。沙皇笑,――大家也跟着笑。沙皇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大家也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演出不久,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被嘲弄了。果戈理创作该剧的本意是想通过揭露和嘲笑官场弊病使达官显贵引以为戒,从而改善社会风尚。果戈理试图用戏剧反映现实,他在《作者自白》中说道:
“我决定在《钦差大臣》中将我当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集成一堆,来同时嘲笑这一切。”
作家无情地讥笑和揭发了以市长为首的一官吏们“猪猡般的嘴脸”,暴露出俄国官僚主义制度腐败、贪婪和掠夺的本质。“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人讲述过这样完全的俄国官僚病理解剖学课程。他的嘴上带着微笑,毫无怜惜地深入肮脏的、恶毒的官僚灵魂的最隐秘的摺缝里去。”演出后第10天,果戈理在给主要演员谢普金的信中说:
“剧本的影响是巨大而轰动的。人人都反对我,年迈和德高望重的官员们叫嚷说,我竟敢如此评论公职人员,可见在我的眼中简直没有神圣的事物了;警官反对我,商人反对我,文学家也反对我……现在我才看到做一个喜剧作家意味着什么,只要你显示出一点点真理,人们就会起而攻之,并且不是单个人,是整个阶层都一起来反对你。”
1836年,《钦差大臣》先后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上演,获得极大成功,为果戈理赢得了天才的讽刺喜剧家的美誉。
果戈理期待着对《钦差大臣》感受的某种统一,他一厢情愿地希望《钦差大臣》把俄罗斯团结起来。但事与愿违,他的剧本几乎使所有的人吵了起来,而他希望劝勉的人并未领情。雷鸣般的笑声淹没了隐藏在喜剧深处的净化的号召。面对误解,果戈理异常悲伤,1837年1月25日,在写给朋友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的信中,他说道:
“我回想起自己粗制滥造的全部作品,就觉得可怕。它们像冷酷无情的控告人一样在我眼前出现。内心在要求忘掉它们,长久地忘掉它们。假如能飞来一只蛾子一下子把每一本《钦差大臣》和《小品集》、《夜话》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吃光,从此长期之内再没有人在嘴上或者在报纸上说我一句话,我可真要感谢命运的安排了。”
在惆怅苦闷的心情中果戈理离开了俄国,此后,他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欧洲度过的。
果戈理确实期望其“艺术的笑”拥有奇特的既讽刺丑恶又净化灵魂的作用,期望观众从对戏剧或辛辣尖刻或温和幽默的嘲讽“他者”的语境的欣赏中,顿悟出自身在无形之中受到的嘲讽。
《钦差大臣》也确实拥有这种“指涉客体”而又“反顾主体”的能量,即巴赫金所称的“能战胜一切的”、“高品位的笑”:“这不是狭窄的讽刺之笑,别林斯基和60年代名家都把他看作是一个纯粹的(狭窄的)讽刺作家,他是比讽刺作家要广要博的”。伊?佐洛图斯基认为果戈理讽刺的范围远远超过了市长、官吏和沙皇,他的反讽指向荒诞的生活本身:
“嘲笑一切,既嘲笑自己在科学事业上的失意,也嘲笑他在通向科学的道路上所受到的屈辱,嘲笑驿站长们的妄自尊大,同时也干脆嘲笑自己,嘲笑自己在世界上的模棱两可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总是把你看成你本人所不是的那种人,嘲笑那种以如此这般的欺骗来愚弄自己的人,以及,最后,嘲笑那安排得如此可笑的生活,――这就是他渴望做到的事情。”
在果戈理看来,《钦差大臣》中唯一的正面人物就是观众、读者的“笑”,“笑”就是那个“正直、高尚的人”,“笑”要比人们想象的深刻得多,重要得多。“笑”贯穿全剧,扮演着揭发者的角。
三 《死魂灵》创作中“含泪的微笑”
从喜剧调子自然而然转到了悲剧式的哀愁和感叹,这便是果戈理作品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世界上最恐怖的笑容
的生动实例。随着他深入观察封建农奴制度下的现实,他逐渐感到丑恶现象在社会里占主导地位,开始以地主贵族和官僚为描写对象并采取批判态度,于是他的笑就成为充满嘲弄、鄙视和愤怒的讽刺。与此同时,对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小人物,他的笔,却永远是含着同情的。
果戈理认为,现实世界中充斥着荒唐可笑的事情,人们却视而不见。但如果作家能把它艺术地再现在作品中,那么人们一定会笑得满地打滚。在创作《死魂灵》时,他遵循了这一原则。泼留希金,玛尼洛夫、乞乞科夫等人都是果戈理精心制作的面具,他们代表着那个时代所固有的弱点和恶习。在小说中,果戈理曾明确指出,他的写作方法是“抛洒着‘由分明的笑,和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来历览一切壮大活动的人生’”。为了构成“分明的笑”,小说紧紧抓住地主资产阶级人物特有的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的尖锐矛盾,用平常话、平常事,表现他们那平常的简直近于无事的悲剧。如让大骗子乞乞科夫含着眼泪说购买死魂灵是“因为我忠实于真理,要良心干净”;让极端庸俗空虚的玛尼洛夫披着高雅可爱的外衣,奢谈“优美的礼节”和“友谊的幸福”;让富甲一方的大农奴主泼留希金穿着女管家的破旧衣衫,过着像乞丐般的穷酸生活等等。由于果戈理无意于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现实,只寄希望于地主、官吏的道德自新,因而在对地主官吏投以辛辣讽刺的同时,又为他所属的那个地主阶级堕落到如此猥琐的地步而悲痛,抛洒着“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如讽刺玛尼洛夫庸俗空虚,同时又欣赏他心地单纯;描写柯
罗博奇卡愚钝自私,同时又慨叹她孤独无助;揭露泼留希金贪婪吝啬,同时又惋惜他中年丧偶、意志薄弱,以致没能“小心谨慎地管好”自己的“生活道路”和“人类感情”。在《死魂灵》中,果戈理愤怒地鞭笞了那些自诩为俄国智慧化身的官僚、地主与贵族们,尖刻地讽刺了这些“生活的主人们”腐朽的寄生生活,“他们是醉鬼和饕餮者,他们是权力的谄媚的奴隶,是毫无怜恤地虐待奴隶的暴君,他们吃喝人民的生命和鲜血,已经这样自然、平静,好像婴儿吮吸母亲的乳汁”。作品的最基本冲突是“死的灵魂”与“活的灵魂”的冲突,其实也就是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冲突。果戈理将作品命名为“死魂灵”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以乞乞科夫收购死农奴为主线。“死魂灵”的深层含义是主人公精神的死亡,是永恒的人类灵魂的消逝。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描写完全是幽默与讽刺相结合的,充分地表现出了“含泪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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