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服务质量
杨虎涛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 创造性破坏 通用技术
近年来，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各方广泛关注。联合国2017年发布《新技术革命对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报告，将人工智能与历史上的蒸汽机、电力、计算机一样视为一种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technology，GPT）。①從技术特征而言，按照
类似“人”的程度，人工智能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弱人工智能（weakAI），也被称为狭隘人工智能（narrow AT）或应用人工智能（applied AI），其特征是像人类一样执行（perform as hu-mans）且只能执行有限的预设功能，还不具备智力或自我意识，优势是可以并以人类无法做到的方式分析数据;二是强人工智能（strong AI），也称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或全人工智能（full AI），其特征是像人类一样思考（think as humans），具备智力和自我意识，可以像人一样胜任任何智力性任务;三是超人工智能（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ASI）即机器智能，可以像人类智能实现生物上的进化一样，对自身进行重编程和改进，具备“递归自我改进功能”。②受限于模拟神经元的困难以及“莫拉维克悖论”和“波兰尼悖论”，③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离我们还比较遥远，而联合国报告中所指的人工智能则是弱人工智能，这也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真正可以成为现实应用的智能技术。弱人工智能的主要技术价值在于通过搜索、匹配和预测，使机器像人类一样，甚至比人更好地完成单一任务的执行，体现为通过标准化和数据化强化和提升自动化程度。
尽管只是像人类一样执行的弱人工智能，但这种“替代执行”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虽然学术界对人工智能的就业冲击、科技伦理间题还存在诸多争论和忧虑，
但这并不妨碍企业界和政府对人工智能这一通用性技术的高度重视和极大热情。2016年以来，中国、美国、日本以及德英法等欧洲国家都相继出台了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规划。①中共十九大则明确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不仅两次提到人工智能，而且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部分，首次将数据增列到生产要素序列当中，而数据正是人工智能三要素--数据、芯片和算法中最基础的原材料。
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技术发展趋势，同时也作为被寄予助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厚望的供给侧的重要着力点，人工智能是否满足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它如何为高质量发展“赋能”？从技术特征而言，当前的弱人工智能并不想消灭和替代现有人类所有劳动的技术，而只是信息通信技术（ICT）浪潮在智能化方向上的一种深化，它会不会再现Triplett对ICT技术的“索洛悖论”研究中的“过度期望”？如何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拟对上述间题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经济活动的特征
十九大以来，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实现机制和着力点一直是理论界所关注的热点间题。学
者们从不同角度，结合中央精神和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对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解读。如，从目标、动力角度讨论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度发展的区别，强调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在结构和驱动力上的特质;③从创新、协调、绿、开放、共享五大理念诠释高质量发展的多维要求与必要性;从满足美好生活需要角度诠释高质量发展在产品和服务上的要求，以及如何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或者是从着力点、实现途径和实现机制分析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从中国特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角度诠释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这些研究对理解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在转型升级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理解高质量发展与之前发展模式的区别，有着重要的价值。由于发展本身是一个包含增长，但比增长的含义要更为丰富的范畴，那么，高质量发展所对应的增长有什么特质呢？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他明确指出，“衡量发展质量和效益，就是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环境有改善，这才是我们要的发展”。总书记这一简明扼要论断的本质，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率提高、实际工资提高以及利润提高之间的协同增长。生产率提高意味着会产出额外的资源，可用于下一轮提高生产率的投资，而更有效率地被生产出来的产品或者服务，又会通过刺激其他领域提高生产率;实际工
资提高则意味着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福利的真实改进，同时也有助于产品价值和利润的实现;而利润提高意味着企业可以有更高的积累和投资能力。生产率、实际工资和利润的协同增长也意味着消费、投资和积累之间实现了一种良性循环，这种循环累积的过程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
能实现生产率、实际工资以及利润之间协同增长的这种经济活动，被演化发展经济学称为高质量活动（high quality activity），也被经济史学家称为现代模式（modem pattem）。①按照赖纳特、戈登等人对经济史的梳理，这种高质量活动几乎是所有国家走向富裕的经济活动的共有特征。②无论是早期崛起的英美等国，还是后发追赶的东亚发展型国家，乃至于二战之后黄金三十年的欧美等国，在其走向富裕的阶段，选择、培育和促进当时特定的高质量经济活动都是其致富的关键。赖纳特指出，在这种高质量经济活动中，“技术发展的成果将会被如下体所分享：a）企业家和投资者、b）工人、c）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的其他人，以及d）国家--通过更大的税基”。③我们所强调的高质量发展较之历史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着更为丰富的含义和更高的要求，尤其强调在创新、协调、绿、开放、共享五大理念的前提下实现生产率、利润与实际工资的协同增长。这里，生产率、利润与实际工资的协同增长是基本要求，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经
济效率没有提升，人民福祉也没有得到改善和提高，从而也无法达成更多其他目标。
工业革命以来，不同国家的发展并未出现主流经济学所预言的趋同，不仅成功跻身富裕国家阵营的国家和地区屈指可数，而且穷国和富国的差距愈发加大。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真正将其发展建立在坚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基础上并非易事。一方面，高质量经济活动存在着竞争性，每一次技术革命浪潮都为后发国家实现赶超提供了技术的机会窗口，但这种机会窗口具有唯一的“利基”性，一旦占据技术高点，机会窗口就会对后来者关闭，后来者需要向先行者缴纳“利基”租金并在全球分工与贸易体系中被成功的先行者锁定;另一方面，高质量经济活动本身具有特定性，它对技术和产品特征、新技术引发的规模和结构效应都有特定的要求，对于不同规模、不同禀赋和不同起点的国家和地区，并非每一次新技术都构成“致富”机会。工业革命以来，之所以每一次技术革命浪潮都并非具有同等的“致富力”，其原因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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