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历届国际大专辩论赛最佳辩手 作者：吴菲 内地大学生首赴亚洲大专辩论会(1993后为国际大专辩论会)是1986年，甫一出手便折桂而还，风度翩翩的北大学生马朝旭更是一夜功成天下闻。而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央电视台当年未做任何宣传突然播出那惟一一场决赛录像，竟然发端了“辩论赛”此后10余年热遍大江南北，然而又是毁誉参半的一段长长的历史。 一晃，10多年过去了，大专辩论会何来何往？昔日辩手今又安在？ 1986马朝旭：开启梦想1986年那个夏天，北大学生马朝旭刚刚结束国际经济专业4年本科课程，等待着开学成为经济学专业硕士一年级学生，就是在这期间，他作为北京大学队的一员，参加了新加坡广播局发起的首届“亚洲大专辩论会”，并捧得“全场最佳辩手”奖杯。对于这一段经历和它之于自己的意义，而今从事国家外事工作的马朝旭似乎无意多谈。 实际上，那一届辩论赛北大和马朝旭的成功所带来的鼓舞，更多地留存在同龄人的记忆中。“那时各大学兴起了辩论热。不用讲究场地，只要有两张长条桌子摆成八字，再在中间搁把椅子给主席就能辩上一番。班级之间、年级之间、各系之间辩得如火如荼。1986年、1987年也正是社会思潮活跃、文化热兴起之时。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新旧思想的辨疑，对未来的期待和困惑都可融入辩题去明晰。在辩论中我们熟悉了尼采、萨特、黑格尔，在为辩论摘抄卡片中认识了老子、孔子
、梁启超。在对语言的组织和驾驭上那时的操练更让我受益至今。”说这话的是当年的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学生，而今的中央电视台《12演播室》主持人张泽，他在这次’99国际大专辩论会上任主席。 第二届亚洲大专辩论会于1988年举办，同是首次参赛的复旦大学和台湾大学队最后在决赛中相遇，复旦最终夺魁，但“最佳辩手”个人奖让台湾选手收入囊中。1990年的第三届亚洲大专辩论会，冠军是台大，南京大学队获得亚军，关于他们，此次采访中记者所获资料最为有限。 1988年和1990年的大专辩论会，中央电视台没有播出过有关赛事的录像。 1993蒋昌建：再掀高潮 大专辩论赛高潮再起是在1993年。此时，“亚洲大专辩论会”已更名为“国际大专辩论会”，由新加坡广播局与中央电视台联手举办。时任中央台青少部编导的潘跃带队前往新加坡，观摩比赛的同时，“把整个比赛过程怎样组织都学到了”。 那是一场事后被誉为“巅峰”的辩论赛，中央台全部播出了7场比赛的实况，最后复旦大学与台湾大学的一场对决被奉若“经典”。决赛辩题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金庸先生坐镇评委，复旦大学以反方力主“人性本恶”。很多人至今都还记得“二辩”季翔的一段有关《天龙八部》中“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穷凶极恶”四大恶人的极其巧妙的论辩如何引来满堂彩声，更难忘“最佳辩手”蒋昌建那句极有感染力的“黑夜给了我黑的眼睛，我用它来看见光明”。 当年复旦这支冠军队成员中，有今天的中央台节目主持人姜丰。当时
她是中文系硕士一年级学生，“有点胖，没有现在这么漂亮，但是非常可爱，在台下特别文静，话也不多”，这是潘跃当时的印象。这个当年一心想当节目主持人的女孩子最终得偿所愿。因为这一场出的辩论赛，某种程度上她与同伴们一起成为了公众人物，据说中央电视台人事处的处长还曾为她专程去了趟上海。 当年最出的辩手当然还是蒋昌建，“他是那种典型的‘雄辩’，说起话来滔滔不绝，那种气势，给人感觉似乎他要比他那瘦小的身体大上好几倍，他尤其善于运用恰到好处而又极具煽动性的比喻”。今年的辩论赛蒋昌建是以耶鲁大学队顾问的身份随行，前天晚上记者采访到他时，他正在看电视上耶鲁大学队的一场最终失利的比赛录像。他告诉记者当年参加辩论赛时，他是政治系硕士三年级的学生，正忙于准备论文，之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辩论及演讲，是系里的老师推荐，把他给推上去的。他把这次经历看得很平淡，他说没有觉得自己成功，只是提到他们回国后应各方之邀参加了不少相关活动，在那种宛如“世乒赛夺冠后大家都打乒乓球”的氛围中，他们对推动辩论赛在内地的发展可能是起了一些作用。 从某种意义来说，当社会上公众对辩论赛兴趣已不如当年之时，复旦大学1993年狮城夺冠的确可称是一针强心剂。“节目播出后，一片沸沸扬扬。我们《12演播室》又把复旦队教练、队员请到演播室制作节目，把选手更详尽地介绍给观众。一时间观众来信像雪片一般。其后一本《狮城舌战》更让辩论的台前幕后充分
曝光。报纸刊物纷纷登载辩词，一时间辩手独领风骚，辩论会风起云涌。1993年、1994年大小赛事此起彼伏，电视节目、报纸杂志也纷纷引入辩论形式，连宋丹丹等笑星名流也端坐台上认真辩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但是不能不承认，每次我们都满怀希望看着留不下什么印象的辩论。” 一派热闹景象中，有专家指出：赛事过滥，缺少精品。而大专辩论赛程序和规则上十几年不变的弊端，此时也开始显现。1995年国际大专辩论会最佳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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