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火漫卷处的城与人王尧牛煜
一
粗略来看，迟子建笔下的故事不是发生在边地，就是发生在她生活工作了近30年的冰雪之城哈尔滨。这一点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沈从文的创作。沈从文也是一副笔墨写两方风景，只不过他笔下的城市并没有获得自足的表现空间，仅仅是作为互斥的反面一极来折射湘西世界的澄明纯粹。一正一反，不啻天渊之别。然而随着历史逻辑的次第展开，抽象的“新生活运动”像是幢幢幽灵侵入了圆全整一的牧歌世界，鸡犬相闻、渔歌互答的静滞天地被粗暴地历史化，并迅速被纳入现代性“常与变”撕扯不息的文化逻辑之中。沈从文敏锐地意识到田园牧歌平静表面之下隐约不止的历史动量，《长河》正是诞生于牧歌终止处直面历史的现实之作。历史所到之处有损毁，亦有遗存，存毁之间所容纳的斑驳现实才是小说家心心念念的关怀所在。可以说，迟子建此前获得好评的几部长篇小说都是在《长河》的文学逻辑之中展开的。不论是冰天雪地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还是烟火人间的哈尔滨，迟子建都在最隐秘幽微之处洞察到了历史
的脉动，以及此中人性的晦朔与明媚。迟子建念兹在兹的词语“哀愁”，体现的正是小说家在看到历史的暗影侵入人世之后，包举万汇百物的涵容之心。《烟火漫卷》也是如此。
在后记中，迟子建提到了触发小说灵感的一个场景：作家在刚刚完工不久的塑胶跑道上散步时，突然看到了一只死去的燕子，“它落入塑胶泥潭，翅膀摊开，还是飞翔的姿态，好像要在大地给自己做个美丽的标本”。①而就在这只燕子尸骸的周围，作者又看到“一只凝然不动的大老鼠”。“这家伙看来不甘心死去，剧烈挣扎过，将身下那块塑胶，搅起大大的旋涡，像是用毛笔画出的一个逗号，虽说它的结局是句号。”②可以说，作者是在一个纯然人工的环境中偶然相逢一处“自然的遗骸”，她用坚固沉重的词语铸造出一个夹杂了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的暴力景观———一个意外的“相逢”造成的“悲剧事件”。而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小说核心事件的一次微型展演，它极富启发意味地打开了文本的空间，这只沉入“泥潭”而不“融”的燕子残骸最终重获新生，魂兮归来一般返回到小说的故事之中。这具身处两间的尸骸将城市空间与自然天地扭结成一个矛盾重重的叙事空间，并涅槃重生，化为它的真身（主人公）黄娥在都市漫游———当然，只是象征意义上的。
201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1．01．014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1期
①②迟子建：《烟火漫卷》，第3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本文所引皆出自此版本，只标注页码。
二
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文体的小说所呈现的就是巴赫金勾勒的时间与空间互相咬合、互相渗透的时空体结构。在小说里，时间是空间化了的时间；同样地，空间也是时间化了的空间。主要人物站立在时间、空间的交汇点上，携带着自身的性别、阶层等文化信息，与广义的他人产生各式各样的联结，构成形形的关系，从而产生推动小说内部运行的情节。就小说的时空体层面来看，《烟火漫卷》最核心的情节或者说叙事行动就是寻和相遇，这一系列的寻（于大卫夫妇寻子、杂拌儿寻父）和相遇（黄娥与刘建国的相遇、杂拌儿与于大卫夫妇的相遇、翁子安与黄娥的相遇）的行动轨迹凝结成小说中主要的时空体：榆樱院———“爱心护送车”，而这样的双层时空体组合又构成了文本空间的中心：哈尔滨。
可以说哈尔滨是《烟火漫卷》真正的中心。小说中不同的人物代表着哈尔滨不同主题段落的“名称”，这些名称是哈尔滨这座城市主题学层面的各项意义结构。层叠交错的意义结构穿插闪现，增强了哈尔滨作为小说中心时空体的厚度，同时呈现出以城市为依托的各样欲望图景。
以刘建国寻铜锤为契机，叙事者展开了哈尔滨的音乐主题。迟子建为读者展示了哈尔滨不同时期建成的、不同建筑风格的音乐厅。它们像是航标一样锚定了小说的各个声部，又在隐喻的层面上展开了关于命运、欲望与意志的书写。
黄娥牵引出的，是哈尔滨的“经济—生活”主题。她带着杂拌儿来到哈尔滨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到孩子已经有了刘建国兄妹这样安稳的归宿，还有了于大卫夫妇的悉心照料，自己可以安心地奔赴与卢木头的生死之约（尽管是她单方面的想法）。为了让杂拌儿健康平安地长大，她给儿子准备了一份巨细无遗的哈尔滨城市生活备忘录，里面历数了与杂拌儿生活息息相关的每个地点，这些地点因为与杂拌儿生活的某一方面产生联结而有了特殊的意义。可以说，黄娥用自己的彩画笔描摹出了一幅她个人的城市地形图，这幅地形图里充斥着烟火人间丝丝缕缕的气息，它传达出了城市最隐秘的温柔信息。黄娥作为一个外来的他者，获得了一个再微妙不过的陌生化旁观者视角，她像是命名者一样给城市的各个角落添加注脚，同时作为读者的同谋，她带我们一睹哈尔滨的日与夜、悲与欢。
从事建筑设计相关行业的于大卫，自然揭示出了哈尔滨的建筑主题。他设想铜锤可能因为自己的基因遗传而对建筑也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一有空就去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拍摄老建筑。这些建筑因为寻子欲望的驱动而凝固成寻子风景的“历历征途”，而又跳脱出“目的”的阴影，以照片的形式审美化地传达出历史的具象身影。就这样，那些本来沉默无语的橄榄顶、木浮雕、拱形窗得到了具体的“表现的契机”。行走者的足迹将城市的晦暗历史从暗影里擦亮，每一个静默沉积而成的遗留如纪念碑一般被文字塑形、凝固。
城市本身并没有故事可言，唯其吸引各方人物行走停驻的“潜力”和“功能”，才被书写为充满多重意义指涉和欲望结构的文本空间。在《烟火漫卷》之中，正是“寻”这一行动激活了城市空间的大街小巷，以
刘建国、黄娥、翁子安为中心的欲望层级敞开了城市的深层结构和历史潜力。三人各自携带的主题学因素夯实了哈尔滨作为时空体的物质真实性，最终由人物的私人故事升华为城市的“公共叙事”，城市随之具有了真实的“血肉”。
三
作为一部城市小说，《烟火漫卷》迥异于其他书写城市之作的地方在于，迟子建将“山河”的精灵引渡到了城市的寻常巷陌，小说家念兹在兹的“灵魂”概念将乡村的山川风月与城市的声光化电扭结在一处。两个世界互为质询，欲语还休。
迟子建颇为用心地将自然的语法引入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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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1期当代作家评论
书写之中。迟子建的小说里总有山河，哪怕是书写看起来与山河自然格格不入的城市空间，她都能到自然风物存在的印记。伴随现代文化兴起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就是以城市为代表的文化形态（理性的/无机的）逐渐将以乡村为代表的文化形态（感性的/有机的）驱逐出文学表现或文本结构的领域。有感于此，现代文学以来的抒情小说一脉以书写被城市或现代文明遮蔽、侵蚀的山川岁月、牧歌景致
为能事，或有鲁迅发凌厉激越的批判之声，或有废名、沈从文状写天真未凿的自然儿女情态，或有萧红在弥留之际重归蒙尘的童年梦土。《烟火漫卷》自然也可以纳入抒情小说的脉络加以考察。
自然的痕迹在小说中历历可考，随处可见。迟子建有意识地写出了哈尔滨的四时流转、昼夜交替。小说的上下部以“谁来署名的早晨”“谁来落幕的夜晚”命名，时序很明显地成为小说结构的方法论来源。凭借于此，我们发现了城市结构的自然基础，城市人的命运在自然背景的依托之下显得格外廓大。①也正是凭借“自然之眼”，“生灵”“灵魂”等概念重返我们的视野。“自然—有机物”和“城市—无机物”在小说中建立了新的毗邻关系，浪漫主义的幽魂款款而来。叙事者也由此超拔而上，获得了悲悯达观的观照视角。
两类文化、两种风景的“相遇”自然不会完全圆融无碍，由是，小说里写到了种种的“不理解”或“格格不入”。一切相遇都是叙事的开始，因此全书最具象征意味的一个场景就是刘建国与黄娥的初次见面。刚见到刘建国的黄娥就让杂拌儿管他叫爸爸，这样的“劈面相逢”让刘建国感到十分不解。在这之后，黄娥的许多言行都带给了刘建国耳目一新的感觉。黄娥认为“涂着厚口红的女人”是因为“心里没血”；看到人行道残破，她会说“这路该打补丁了”。②比喻的使用是黄娥信手拈来的，她常常能在不同事物之间建立想象性的关联。这一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也随处可见。在这样新奇的想象之下，所有我们熟见的城市景观在黄娥的眼中都获得了一个陌生化的契机，我们也一同跟着她的目光将秩序化的世界重新结构。黄娥的语言是极具侵蚀性的，甚至能够溢出“人物领区”，而使叙述者的声音也夹杂了比喻性、象征
性的关联。“蔬菜的股市”“生活街巷的怪兽”③这样新奇的词就时时在小说的字里行间闪现，原本单音的叙事轨道也就获得了“杂音性质”。
在田园牧歌体小说中，四时流转、昼夜交替是最基本的时间形式。应和岁时的事件在田园牧歌里多是重复性的，所以“一天”和“一生”几乎可以说是同构的。在这样整一的“时间—空间—事件”闭环中，存在的往往只有“必然性”的律令。城市小说则恰恰相反，“偶然性”所带来的暴力中断是时时闪现的，城市小说中发生的事件都多多少少具有不可重复性。《烟火漫卷》中的暴力事件或暴力的历史也不在少数。但是凭借着自然话语的运用，小说中生成一缕非常砥实的声音，这声音以“日常性”为肉身，帮助主人公消化了各种不期而至的暴力损毁。
四
由于自然话语作为衬托性的潜流暗暗流淌在文本空间的各个角落，自然意识（或者不妨说是一种总体性意识和诗性意识）成为笼罩整部小说的精神氛围，与自然话语相伴随的相关话语也得到了浮出地表的机会。这其中最为明显的两种话语是浪漫主义话语和理想主义话语。
上文提到了黄娥的比喻性的诗意话语，这可以视为浪漫主义在小说中最浅表的一种表征。深层的浪漫主义其实体现在主人公黄娥的感情观、道德观和世界观之中。仅仅是在本能的召唤之下，黄娥作为“摆渡人”就可以“自然”地和身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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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自然话语的大量存在是古典主义文本最为重要的修辞条件，《荷马史诗》中典型的明喻都是由不同自然现象的互渗构成的。相应地，主人公的生平、事迹也因应了自然的结构原则而获得了“命运”“崇高”的意味。
③迟子建：《烟火漫卷》，第302－309、3－5页。
客人发生肉体关系。迟子建也并非有意褒扬这样的行为方式，毕竟黄娥的身体出轨直接导致了卢木头的死亡。但是这样的结局在黄娥眼中不是不可挽回的，在她的世界中，死亡可以作为直接的交换仪式，用自己的生命去“偿付”卢木头的生命，甚至小鹞子都被视作卢木头亡魂的灵媒，卢木头肉身的陨灭并没有带来所有意义的散逸。
迟子建没有止步于浪漫主义的乌托邦幻想，她将卢木头之死与黄娥的出轨并立，表现出了浪漫主义话语的一体两面。黄娥出走故乡，进入哈尔滨，将浪漫主义的火种带到了城市，并借此开启浪漫主义经验化的过程。很难说这样的经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黄娥的再度归乡又是不是意味着浪漫主义在现今的都市无法立地生根。不落窠臼之处在于迟子建没有先入为主地将这种浪漫主义乡愁化，也没有像我们常见的书写那样描述天真被世故腐蚀的历程。
与自然话语和浪漫主义话语伴随的另一种话语是理想主义话语。刘建国的哥哥刘光复不计成本地拍摄关于东北的纪录片，妹妹刘骄华退休后帮助出狱人员再就业，凡此种种理想主义之举在都市逻辑的映衬下难免显得格格不入，但是这些善举都没有因为这种“隔膜”而被作者打到一个被讽刺的位置。相反地，由于与“灵魂”概念的无处不在的勾连而获得深沉的道德性力量。刘光复死前渴望再畅游一次松花江，可以说是这种理想主义精魂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五
哈尔滨的文化身份一直是迟子建城市书写的核心命题。迟子建笔下的哈尔滨从来不仅仅是故事发生“当下”的哈尔滨，而是由历史深处延伸而来的、浸透了历时性的共时存在的哈尔滨。
小说写到了黄娥的一个爱好———收藏旧物。想必这也是小说家迟子建的爱好，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切小说家的爱好。旧物身上凝结着各式各样的故事，小说家正是凭借叙事者的目光擦亮旧物身上的沟沟壑壑，借此解开被“无穷的问号”缠绕的前世今生。
《烟火漫卷》中的每一个主要人物都是携带着历史因子登场的，刘建国身上的日本血统，于大卫血液中的犹太因素，都寄托了作者的别样幽怀。人物的“血缘”象征性地辐射到关于城市的文化身份书写当中，貌似均质的城市的每一个潜沟暗渠流淌的都是浩荡驳杂的历史信息。这样来看，小说开头关于翁子安的书写就显得意味深长了———他不时闪现在文本的各个关节口，但是除了他的名字之外，我们
对他几乎一无所知。直到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他就是小说最核心的谜团，而他的血液也充满含义地是“不纯粹”的。
刘建国一如其名，我们几乎可以笃定地认为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但是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才渐渐发现他本人的来历也是扑朔迷离的。刘建国在小说里几乎就是一个“被诅咒的人”，他弄丢了于大卫的孩子，继而错失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又犯下了梦魇一般不时还魂归来的“罪恶”（猥亵）。他本人的命运如同城市命运的显影一般，写满了晦暗不明的道道裂痕，他命运的中心就是城市历史幽幽的“黑暗之心”。
城市书写的核心情节就是“相遇”———关于偶然性再好不过的隐喻。不同的人背负着各自的历史次第登场，作为城市的缔造者和最终极的承受者，城市人的历史镌刻出一座城市的品格与身份。作为一座从来没有过城墙的城市，哈尔滨地处东北亚中心区域，见惯了不同民族你来我往的交往历史，并将这些交往物化成它的建筑、习俗、道德观。迟子建仿佛认识哈尔滨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在小说里，她一一叫出了它们的名字，介绍了它们的历史，并用故事充实了它们的灵魂。每一个历史的碎片被她赋义并最终吸纳到文本的结构之中，成为游走在真实与虚构交界处的文本晶体。小说最主要的时空体段落之一———榆樱院，是这座城市历史形态的终极指涉。榆樱院的窗玻璃由两块彩绘玻璃拼合起来，一块是圣母玛利亚抱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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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的场景，另一块是中国传统的门神。两块玻璃各执一端却和谐共存，稳定而长久地讲述着在哈尔滨上演的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融合”。主人公的命运随之溶解在城市的历史性低语声里。《烟火漫卷》和《黄鸡白酒》《起舞》《白雪乌鸦》《晚安玫瑰》一道构成了关于哈尔滨的文本记忆。
六
归根结底，《烟火漫卷》是一个讲述“缺失”与“救赎”的故事。只有在将小说讲述的故事和后记对读时，我们才能发现这个故事的灵魂所在。
小说里面每个重要人物都是“残缺不全的”。杂拌儿无父，黄娥无夫，刘建国无子无妻，于大卫的儿子“失而复得”，刘骄华和丈夫“渐行渐远”。每一个主人公都在竭尽所能地追寻失落的东西。无穷无尽的失落召唤救赎，因而有了书写———因书写而再度猎获存在。这也如同迟子建本人的故事，这本书的后记里面也充满了“告别”和“唤回”。1998年迟子建的父亲因病辞世，她“近三十年没回过哈尔滨”；而父亲留下足迹的地方，又无人能“让他的脚印复活”。2019年列车外不期而至的烟火催生了作家“心底的泪水”。由此泪水又自然地联想到2002年列车上的泪水，迟子建的爱人车祸罹难，她乘火车夜行北上奔丧。①
父亲和丈夫的离开让迟子建认识到了存留与遗失的永恒辩证法，书写与记忆一样同属叙事的领域，只有凭借这样的叙事，才能挽回存在过一次的永恒失落。于是，父亲的脚印幻化成主人公在大街小巷的“行走”，车窗外的“烟火”成了小说里刘建国眼中的花火，丈夫的离开也发生在文本中人黄娥的身上———黄娥用足迹完成的追寻和遗忘，迟子建用文字和叙事完成。一个人的悲伤由文本的宇宙召唤出了“地球上所有的夜晚”，心心相印，推己及人，因而悲悯。
隐秘的角落结局黑暗与光明，渺小与伟岸，罪恶与救赎，变与不变都是巨大的矛盾辩证法的文本构成要件。刘建国对铜锤不懈的寻放射出耀眼的诚信之光，然而他曾经犯下的错误也给别人带来终身挥之不去的暗影。黄娥的感情观初看浑然天成，纯粹明澈，但给卢木头招来了困惑甚至是死亡。迟子建没有将任何一面夸大，她总是在最黑暗之处考辨光明，在伟大的近旁寻卑微，我们能在迟子建的书写中听到俄苏文学恢宏的潜音。
结语
如何拓展城市书写的逼仄格局，显然是迟子建书写《烟火漫卷》时想到的关键问题。我们见惯了个人主义文化语境下城市书写的陈规俗套，那些或伤痕累累、或自视超拔的“局外人”们沉溺于灰天地，自伤自悼，自嘲嘲人。关于城市的书写一次次地展示主人公被击垮、被吞噬的困兽之斗。单向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影响下的城市文学画地为牢，书写人囿于小情小绪的一己悲欢，绝少看到
大于视野之外的任何风景。迟子建将自然的话语引入看似与之格格不入的城市书写之中，并在古典主义的范畴考辨人性的光与暗、罪恶与救赎，极大地拓展了城市书写的格局。“烟火”的辩证法暗含了小说家的写作方法论———它既象喻璀璨烂漫的浪漫主义幽灵，辉煌即逝；也指涉衣食住行、人世温凉的人间烟火，平静深沉。小说由主人公的相逢和寻为依托，展开了关于城市身份的言说和追索。人与城同构，哈尔滨也就由真实存在的空间变成一处永恒的文本奇观。
【作者简介】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牛煜，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薛冰）
601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1期
①见迟子建：《烟火漫卷》，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