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虽然秦朝一统中原后，秦始皇采用韩非、李斯的法家思想，并且残忍的进行“焚书坑儒”导致了儒学的一时低迷，但在汉朝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儒家思想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就开始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汉武帝对儒家思想的极大推崇促使儒家思想一时在社会上掀起热潮，儒学大师不断涌现，而这又为儒学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儒学的正统化使得其他思想流派如道家、法家等弱化。汉朝统治结束以后，由于国家的分裂，儒学也随之分崩离析，但伴随着隋朝在政治上的南北统一，儒家学术确实表现出相当明显的统一趋势，这种趋势不仅表现在儒家学术南北差异的逐渐消失和弥合，而且充分表现在儒家学者已开始能够以坦然的心态面对佛道二教，既站在儒家立场批判佛道二教的思想异端，也能大度吸收和融化佛道二教的“合理”思想要素。然而，隋朝的立国历史毕竟过于短暂，儒家学术的这种趋势在隋朝只是显露端倪，而真正将这种趋势变为现实，并由推动这种现实向理学过渡的还是唐朝的那些政治家和儒者。
汉代儒学重在明经，魏晋儒学重在义理，南北朝诸儒虽抱残守缺，但当汉学已逝、唐学未兴的绝续之际，南北诸儒所倡导的逐字逐句注佛经典的"义疏之学"，实对唐代儒学的发展具有先导作用唐朝统治者对于儒学基本上是尊重和提倡的，然而由于儒佛道三教冲突与斗争的复杂背景，因而在各个时期的表现
并不完全一致。唐朝建国之初，原则上是以儒佛道三教并举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基本国策。高祖李渊个人对儒学甚有好感，颇重儒臣，即位之始，就下令恢复学校，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三百余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为儒学的恢复提供了基本前提和条件。武德二年又下诏说：“肤君临区宇，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昭嗣。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具以名闻，详考所闻，当加爵?明白提倡"儒学聿兴”。并不时亲临国子学儒学，听即使到了诸生讲解经义。武德三年，唐王朝在讨平东夏之后，海内无事，更锐意于儒学，在太宗的倡议和直接组织下，于秦府开支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搐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各以本官兼署学士，分班轮值，讲述儒学义理。
唐以后，出现了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张王气学，这些思想多多少少蕴涵着儒学的精华，儒家思想也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能统治两千多年，这与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即使到了近现代，儒学又得到新的发展，冯友兰等儒学大师又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儒家思想新时代的内涵，儒家思想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虽然在现代思想的冲击下仍给人民流下阴影。
道家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派，道家思想特别是其哲学思想以其博大精深、隽永多义的思辩内涵，超迈豁达、反对独断的开放胸怀以及古朴恢宏、神奇玄妙的独特魅力，经过几千年的传承繁衍已辐射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对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它又以老
庄哲学思想为基本内核，以文学、艺术、政治思想、人生观、养生术、处世术及道教、中医，气功、武术等为表现形式和社会化、泛化形态，内化于中华
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和人格类型之中，凝聚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郭沫若说：“道家思想直可以说垄断了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象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鲁迅也曾有类似的说法，他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但长期以来，国内外却流行着一种模糊观念，似乎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或代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把传统思想文化单一化为儒学，造成“儒热道冷”的局面，这种无视或轻视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道家思想至少和儒家思想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流，两者各有侧重、互有短长，因而相互补充、相互渗透，长期绵延不绝，汇合成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滔滔大江。
当然，也勿庸讳言，和任何传统思想文化一样，道家思想既有精华亦有其糟粕。我们在总结道家思想的历史贡献时，也不应忽视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而是应以现代意识和科学态度，对道家思想所固有的历史局限性和消极面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例如，道家因崇尚自然高远，鄙弃狭隘功利主义，而常常走向极端，主张绝对虚无，反对一切作为，甚至进而反对一切人类文化、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否定文明的价值；因反对权威和社会的等级秩序、批判社会弊端而放弃社会责任、淡漠参与意识、不信
任甚至完全拒绝任何具体实际的社会改革措施，等等。应该看到，道家思想中的这些历史局限性和消极面，的确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也对中华民族精神具有一定的腐蚀性。也有人说，提到我们的历史文化，所谓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正是易经、老子、庄子三玄之学最流行的时代。但在这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是一个变动不安、非常混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最衰败的两百多年。可是在哲学思想方面，由于知识分子的高谈阔论，也提升到极点。于是有人说，三玄之学，是衰乱之书，因为
每到一个衰乱的时代，三玄之学就会特别受人欢迎。这是在动乱不安中，人们的精神失去寄托，便希望从这方面，到一条出路。他们更进一步回过来说，目前这个世纪中，这三样东西，很受欢迎，可见这个时代，当然的是衰乱的时代。
其实，并不一定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凡是对任何一样东西，立场不同，观点就两样。自己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印象就各异。我们看中国历史，汉、唐、宋、元、明、清开基立业的鼎盛时期，都是由三玄之学出来用世。而且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有一个不易的法则，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无可救药时，出来“拨乱返正”的人物，都是道家的人物。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一贯作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中国的传统文化
部分。佛教是一种伦理道德彩相当浓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准则，形成了有关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尤其是它的众生平等、出离家庭和超越当前社会秩序的观念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引发了不断的摩擦斗争。佛教由于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和决定，也受到儒家传统观念的抵制
和左右，从而沿着适应中国文化特点的轨迹演变和发展，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宣传忠孝观念的中国佛教伦理道德学说。佛教的一套心性修养途径也为唐以来儒家学者所吸取，并熔铸为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佛教从出世的角度论述了孝的极端重要性，从人生解脱角度阐发了禁欲主义思想，还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相联系的角度提出了知、智慧是人心之体、人的本性以及一整套的修行方法。佛教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这种道德训条和儒家的“恻隐之心”、性善论相通，和我国的国家本位与民本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近，因而在历史上影响颇大。
我国其他思想流派的思想对中国历史的演进多多少少有着或深或浅的影响，而影响深远的无外乎儒、道、佛三家，因而也就造就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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