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典型的伦理型特征
中国古代社会长达数千年，其社会结构模式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宗法专制社会。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种文化表现形态中，传统伦理思想处于中心地位，起着支配作用。
第一，强调知行统一，知识与道德统一
中国古代哲学体系，其核心就是伦理道德学说，其宇宙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其哲学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他看来，人伦效法自然。他把自然人格化了，伦理化了，人的价值以伦理原则为尺度。从认识论上看，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知行统一，认识与道德统一，认识的目的是在于觉悟，在于行德。《白虎通义》称：“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所谓觉悟，就是打开心灵的混沌，焕发德行的潜力。以德行觉悟为认识的主要目标，既是中国文化伦理型性格的表现，又助长了它的伦理化走向。因此，中国文化认识外在客观事物，即使是自然界，也把它与人伦
道德搅在一起，而不把它当作独立的认识对象。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可以称作“德性文化”。在这种“求善”的德性文化模式制约下，中国的“治道”要津不在“法”冶，而在“人”治，而“人”治又特别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以身训人是之谓教，以身率人是之谓化”，尊者、长者尤其要讲究以表率服人。所谓“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这一思想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人治先于法治，身教重于言教，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第二，以惩恶扬善为宗旨，强调教化作用
中国文化十分强调“惩恶扬善”和教化作用。如中国古代文学历来就强调“文以载道”，十分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提倡美与善相结合。宋代理学家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用)，徒锦也，况虚车乎”(《通书•文辞》，《周元公集》)，并不承认文学在传播政治伦理学说外，还自有独立的价值。唐代诗人杜甫也说：“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诗》)，因文章主要是载道的而不敢以文章写得好而自尊自傲。在绘画艺术中，画家着力表现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川日月、天地万物，不是为了表现它们自身的美，而是因为从它们的生命节律和形式可以联想到人类社会的运行节律和形式，体悟到伦理道
德和思想感情。正如墨竹画家文灏说：“竹如我，我如竹。”他之所以醉心于绘画“心虚异众草，节劲逾万木”的竹子，就是要用竹来颂扬谦逊的品格。坚贞的气节，借以砥励自己的品格。写物是为了写人，以颂扬人伦道德、节操。在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中，自然都成了有性格、有感情的，“一切景语皆情语”，情景交融的作品方为上乘之作。中国的文学与艺术浸透了人伦道德的观念，成为劝善的工具，教化的载体。就是史学，也不以存史为主要目的，而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孔子作《春秋》，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写历史是服从和服务于伦理的需要。中国古代教育也是把伦理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把学习文化知识放在第二位。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孟子也明确指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明人伦”，“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总之，中国古代文化，无论文学艺术，还是史学、教育都以“惩恶扬善”的教化为目的，渗透了伦理道德观念。
第三，强调“忠、孝”，充满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文化特别重视宣传“忠”、“孝”观念。宗法专制的中国古代社会把天下(国家)视为一个大家庭，封建国家的政体就是按照父权家长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君主是全国的“严父”。诚如黑格尔所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百姓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所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提倡“以孝治天下”。他们认为：“其为人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在他们看来，在家孝顺父母，出外就能忠于君王，就不会犯上作乱，天下也就太平了。中国古代政治从来就没有完善而独立的法律制度，而是以德代政，以道德说教来代替法制制度的实施。此外，中国古代文化充满人文精神，具有非宗教性品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事、人伦摆在首要地位，而不是宗教。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由于中国文化充满人文精神，重人伦，讲究“忠”、“孝”、“仁”、“义”，所以，造就了历史上众多的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的志士仁人。由于中国文化的强烈的人文精神，才有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才有数千年辉煌昌盛的文明。但是以孝亲、忠君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意识，也是残害人民的精神枷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糟粕，也严重地阻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
二、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但有四大文明古国，也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化体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构成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很多方面，但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就世界范围而论，中国古代文化虽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却不是最早的。但在世界上所有古老的文明与文化中，唯有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有最顽强的生命延续力。这种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发展至今的一种文化类型。
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为民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绝的悲剧，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因亚历山大大帝国占领而希腊化、恺撒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而中绝并沉睡千年。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从未发生。文化学界将七个古代文化——埃及文化、苏美尔文化、密诺斯文化、玛雅文化、哈拉巴文化、中国文化——称为人类原生形态的“母文化”。而在它们之中，持续至今
而未曾中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力。 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化虽未受到远自欧洲、西亚、南亚而来的威胁，但也屡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如春秋以前的“南夷”与“北狄”入侵，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连南下，直至明末满族入关。这些勇猛剽悍的游牧民族虽然在军事上大占上风，甚至多次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政权，但在文化方面，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同化。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在与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几乎都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或飞跃。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与中断，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进步。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新鲜养料，如游牧民族的骑射技术，边疆地区的物产、技艺等，从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犹如万里长江，是由无数高山上的涓涓细流，汇合成奔腾的大河，一直向前发展，从不中断，直到汇入大海。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中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汇入综合了我国各民族的智慧，形成了独特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体系，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伟大奇观。
第二，表现出非凡的包容会通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从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总是能以非凡的包容和会通精神来丰富和完善自己。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精神首先表现在对诸家学说采取兼容并蓄的学术主张。中国古代思想家虽各有所尊，但又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并把这当-想象作文化发展的理想境界。所以，春秋战国时虽百家争鸣，互相驳难，但也互相吸收。如吕不韦就主张统揽百家，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上。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佛)、道三者得以长期并存，更是典型地反映了这一包容会通精神。所以，在中国古代，儒、释(佛)道三者的神可以并祀于一堂，在《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中更是可以见到三者合一的许多具体描写。唐太宗在《大秦景教碑》序文里，甚至表达了任何宗教都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思想。事实上，古代中国除了儒、道、佛三家并存外，甚至还以宽厚的心态接受了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
正是这种包容会通精神，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非凡的融合力。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这种融合力使得中国文化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善于有机地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中华各民族文化，例如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羝、羌、契丹、辽、金等民族的文
化，都融汇于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他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三、突出的地域性和多样性
第一，中国文化因地理环境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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