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瑞祈
刘 静
2005年9月（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 100088）
摘 要：电视谈话类节目已成为全球电视节目形态的主流之一，十年来虽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得以迅速发展，但亦存在严重的缺陷，主要表现在精品匮乏、缺乏合适的主持人和嘉宾、话题在广度和深度上不足。然而不可否认在中国谈话类电视节目具有不容忽视的社会功能与意义，即具有互动性与沟通功能、人文精神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由此，应在注重借鉴他人经
验使节目走向成熟的同时，强化策划环节推进节目品牌化。
为什么电视谈话节目能得到如此迅猛的发展呢？可以说，随着经济形势飞速发展，国人的视野不断拓宽，普通百姓对于公众事物的参与热情也日益得到提高，需要参与意见、表达心声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各种媒体的发展，特别是报纸等平面媒体的快速发展，已经
带动整个传媒业将视角越来越多的伸向普通民众的生活，传媒业内部的激烈竞争激发了一部分思想敏锐的电视人探索和深度更能符合社会发展和百姓需求的电视形态，因此，在西方已经兴盛数十年，一旦落户中国电视业便呈现出了方兴未艾之势。中国电视谈话节目虽然处于初创阶段，但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成熟品格的谈话节目。如《实话实说》节目“以实而不憨、刺而不损、趣而不贫、平而不俗、爽而不哗、妙而不媚的特点而独具魅力，拥有了一大批高度忠实的观众”，该节目形式为体现场交谈，通过主持人、嘉宾、观众的共同参与和直接对话，在生动活泼的气氛中，展开社会生活或人生体验的某一话题。经过叙述、讨论或辩论，达到各抒己见、增进参与者之间交流和理解的目的。节目收视率一度高达4.56%，在中央电视如位居第三，仅次于《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2003 年 10 月，川籍名嘴刘仪伟倾力打造的一档全新风格的谈话节目《东方夜谭》伴随东方卫视开播与观众见面。节目播出后收视率一路攀升，到目前为止仍是东方卫视的收视“状元”。凤凰卫视的王牌谈话类节目《鲁豫有约》先是由周播变为日播，紧接着，包括四川电视台在内的十多个省市电视台将这档节目重金购下，进驻本应播剧集的黄金时段……然而在电视谈话节目一段轰轰烈烈之后，人们不难发现这一新的节目形式遇到了新的挑战。先是《实话实说》节目收视节节下滑，而后是一些娱乐“脱口秀”的低俗之风遭到质疑。在刚刚落幕的
上海电视节上又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曾经无比红火的谈话节目如今的交易量却大幅下降。几乎同时，央视老牌谈话节目《艺术人生》也传出收视率连续下跌的消息，资深谈话节目主持人杨澜的新节目《天下女人》也
移动网上营业饱受收视率低、难以维持的传言困扰……一些媒体断言我国的谈话类节目遭遇了“寒流”。 有人则用几家欢喜几家愁来形容当今的谈话节目现状。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谈话节目的现状？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些电视谈话类节目走入“低谷”呢？其实，在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亦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特别是业内专业人士的关注。有专家早就指出：在谈话类节目话题拓展的广度、对话触及的深度以及谈话现场和谈话过程中所应展示出来的内心或人性的真实程度等方面，我们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分析起来，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跟风态势严重，造成了谈话节目过多过滥，使此类节目精品匮乏。由于最初的《实话实说》受到观众的普遍关注，好评如潮，于是各家电视如不甘寂寞，纷纷仿效。一时间生活频道有了谈话类节目，教育频道、体育频道、少儿频道也要有；央视有了谈话节目，省台、市台也要有……谈话节目几乎成了各个电视台的必办节目。可以说谈话节目的大量
出现，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表现。因为办谈话类节目的根本冲动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办法就是让人说话。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的加快，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的环境。从表面上看谈话类节目只是简单的个体信息交流，而且在更深广的层次上看这种交流则体现了我们生活环境的宽松与开放。可是，在这些众多电视台所办谈话节目中真正能体现这些精神的不多，大多数的节目缺乏深思熟虑的策划，而只是为了谈话而谈话，只是为了个体收视率的上升而谈话。结果是“东施效颦”、“鹦鹉学舌”、“照葫芦画瓢”，谈话类节目内涵上缺乏深度，样式上毫无个性而言，却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仓促性。这种盲目上节目的现象遗害颇深，由于准备仓促，节目粗制滥造，使得谈话涉及的内容，过于繁杂，过于平庸，缺乏深度。而真正能够创造轻松愉快的交流，给人以启迪、快慰、舒心的谈话类节目却异常稀有。
第二，缺乏合适的主持人和嘉宾，成了办好谈话节目的“瓶颈”。“不到合适的人”之所以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其个中因主要是由于谈话类节目一哄而上造成了人才匮乏，因为谈话节目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展示，而没有合适的人也就很难谈出有趣的话题。有人把主持人、嘉宾与谈话节目成败的关系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典故比喻，这是非常恰当的。就以《实话实说》来说吧，它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其最大的成功是启用了崔永元
这样一个主持人，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大众化的《实话实说》造就了大众化的崔永元。而善于幽默调侃的刘仪伟也使《东方夜谭》更加风趣幽默、贴近大众。所以提到《实话实说》就不能不提到崔永元，提到《东方夜谭》就不能不提刘仪伟，还有《荧屏连着我和你》的田歌、《鲁豫有约》的陈鲁豫、《锵锵三人行》的窦文涛等等。但是如果主持人选择不当，情况则会完全不同，如倪萍的《聊天》为什么没有火起来，而快速地自生自灭了，其中很关键的问题是出在主持人上。大家知道倪萍是一个相当出并很有影响力的节目主持人，可惜她的风格并是不适合主持谈话类节目，她本属于表演型的主持人，在“聊天就是侃大山、龙门阵、山海经……无话不说，无所不谈” 轻松定位下，《聊天》中倪萍的谈话有时像背诵表演，而没有“脱口秀”所应有的脱口而出的感觉，留给观众的常常是故意煽情的造作和不知所言的乏味。由此想到遍布全国各个电视台的 200 多个谈话节目，有多少主持人是适合谈话类节目的呢？由此而产生的谈话类节目表面繁荣，而精品却很少的状况自然就不可避免了。其次是嘉宾难的问题，恐怕是制约谈话节目发展的又一只拦路虎。一则大多数人由于比较顾忌自己的公众形象，不愿意或不习惯在电视镜头前袒露心扉，致使一些本来可以很精彩的话题无法展开。于是就出现了主持人与嘉宾谈话十分涩的情景，一方面主持人提问是吭吭哧哧，另一方面嘉宾回答问题是遮遮掩掩，让观众看得人难以尽兴。另外，谈话类节目中一些嘉宾
在电视镜头前光讲一些假话、套话、空话更是让观众难以忍受。如有一档讨论 56 个民族发展情况的谈话节目，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几乎到场的每一个少数民族嘉宾说的都是自己的家乡如何富了，变美了，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话可讲了。此外，在所请嘉宾的权威性、典型性上，在所请嘉宾的交流能力和谈吐能力上，在所请嘉宾的亲和力和个人魅力上，我们的谈话类节目都缺少全面的思考和成功的实践。
第三，谈话类节目的话题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不足。好的话题是谈话节目成功的重要前提。目前许多谈话节目面临着“无菜可做”的局面，由于话题的匮乏，使谈话类节目出现了话题过多地雷同的的现象，难以覆盖广阔的社会生活。话题的龙头是选题，而选择则源于节目的策划，有人形容策划是谈话节目生命力的源泉。《实话实说》的成功也是和节目组前期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策划工作分不开的。没有这些资料的精心准备和巧妙的设计安排，主持人也难以达到挥洒自如的境地，《实话实说》也就不会如此的与众不同。造成话题的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点值得引起谈话类节目策划者们的注意，那就是对话题的挖掘相对狭窄，造成了同一类话题资源的浪费。即我们对于同一话题，应该从不同角度来讨论，以此将谈话类节目话题的进一步拓展、细分和个性化，提高话题开发的效率，或许是解决话题匮乏好办法。二 我国谈话类节目的社会功能和意义谈话类节目之所在国际电
视界卷土重来，之所在我国电视业得以迅速发展，作为一种新型的电视体材，它有着不能被忽视社会功能和意义。剑侠情缘3职业选择
劳动的名言（一）互动性与沟通功能
电视的诞生虽然不到百年，但它对于人类文化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其他文化载体，成为人们每天不得不接触，不得不接受的文化传播媒介，每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都难以逃脱其巨大的影响力。“电视以非性的方式改变和再造着我们，而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它则以不厌其烦和秀可餐的诱惑使你难以抵御不忍拒绝。我们的话题和关注中民便时时与电视有关，电视成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神话，成为社会最具支配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力量。”现代社会当中，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人际关系日益隔膜；人与人之间缺乏、缺乏沟通成为了社会的通病。寻求解脱的人们更多把情感宣泄的对象寄托在电视上，以期依赖这种最强大的电子文化媒介来弥补人际交流的缺失。电视谈话类节目正是摸准了受众社会心理变化的脉搏，跳出刻板的说教和简单的娱乐，为当代人提供了一个信息的相互沟通、情感的慰籍和在谈话中交流倾诉的平台与通道。这种互动与沟通功能的实现，大大拓展了电视原有资讯、教育和娱乐的功能。在电视谈话节目当中，传统电视观念中传者与受者之间的截然界限模糊
了，传播者是在传者、受者共同作用下完成的。节目主持人与嘉宾、观众等受众的互动，使两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交流、平等对话的关系，这个过程也就成为真正的沟通产生的过程，当然，这样的互动并不意味着主持人在整个传播过程中主导地位的丧失，而是以一种更艺术化、更易为人所接受的方式出现。在节目现场，主持人与嘉宾、观众互动是显性的，对于电视的观众而言，则产生了新鲜直接的刺激，满足了受众有第一时间里实时、同程参与和接受访谈的心理需求，使其心理上产生一种满足感，这正是电视谈话节目互动关系的进一步表现和延伸，也是它深受观众欢迎的原因所在。在电视谈话节目中，种种意见在此交汇，相互碰撞和融合，电视被赋予了沟通意见的功能。沟通，一方面是各种意见被陈述出来，另一方面则是自由平等的碰撞乃至争论，以达到充分的了解和交流，因此，参与者是以平等的地位参与沟通的。在谈话节目中，沟通并不需要一定要得出一个结论，种种观点孰是孰非，应交由观众去判断。表达意见的碰撞交流，才是谈话节目中“沟通”的意义所在。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拓展和延伸了传统的电视功能，它所特有的互动性和沟通性也大大改变着传统的电视传播观念，这一点从谈话节目的归类上就可以清晰地体现出来。以往的电视节目，基本上分新闻类、文艺类、社教类、专题类等等，电视节目播出表就像是一张课程表，而谈话节目的出现则打乱了这张课程表，它更像是一堂没有老师、没有教材
的讨论课，传播者走下了居高临下的讲台，接受者也不再鸦雀无声地背手听课，资讯、娱乐、社会教育的电视功能在同一台节目里互不排斥、互相融合，呈现出一种多元化、集合化的节目形态。
（二）人文精神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从某种程度上说，《实话实说》的成功代表了处于 90年代社会期中国大众的一种价值取向。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商品大潮的节节进逼，反映在审美取向上则是从追求崇高转向崇尚世俗，强调个人价值，包括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也趋于个人化和平民化。观众一方面不再满足媒体整日正襟危坐的形象，他们开始有了对娱乐、幽默、轻松节目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不再满足于只做传播流程中被动的接受者，希望在节目中到一个能参与其中，并能表达自我的位置。可以说，这直接导致了中国传媒的传播理念的深刻变革。媒体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并以这种关注为中国当时趋于呆板的电视节目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当代媒体的这种平民化倾向，观众和电视至少是表面上的这种平等关系使得大众对其产生了一定的信任感。“电视和广播的谈话节目已经成为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的一种权威。他们像城镇社区集会场所，在这个日益数字化和原子化的地球树中把人们集合在一起。
喝奶门”只不过与以往社区集会议论公众事务不同，他们更为关注个人生活中的难题，对从悲剧和丑闻到人际关系故障等，都表现出前所却未有的兴趣。《实话实说》的制片人时间在谈到创办《实话实说》这个节目的动机时也同样认为“因为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的困惑需要交流，需要与人分离自己的经验；长期的封闭使人少有所思或思有偏颇，需要沟通，需要得到他人的理解；而面对未来，人们似乎永远处于选择之中，渴望答案……其实我们干的事儿很简单，就是告诉你别人想什么和怎么想的。”谈话类节目推出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它满足了大众对媒体讲真话的要求。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在用别人的口吻、别人的声音或者规定的口吻、规定的声音说话，人们在广播电视中听到的看到的也都不是用于日常表达的真实亲切的对白。谈话是人类最普遍的信息传播和交流的方式。“谈话本来是我们都在进行的最自然，最基本的活动，充满机智和幽默的谈话是人生的一大乐趣”。而崔永元此时所讲的谈话一定是要内心充满交流欲望的。
电视谈话节目所要努力寻的就是一种记主持人和现场观众真正完成心灵沟通的交谈方式。它力图营造一种轻松和谐、民主平等的谈话氛围，记普通老百姓在镜头前畅所欲言。“在《实话实说》的现场，不少电视人都感到了意外：怎么没有排练，没有台词，没有一次次的重排，像其他电视节目的制作那样？怎么北京养鸟的老头、河北农村的大嫂在摄
像机前能说得那么好，他们爱过专门训练吗？当《实话实说》将日常生活中那么生动活泼的谈话搬上屏幕时，许多电视观众也感到了吃惊：怎么，原来在电视上也可以像平时那样说话？”谈话节目的魅力就是话语的魅力，它的力量就是来自于真实话语的倾诉。以《实话实说》为代表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为那些缺少话语权的平民百姓提供了表达自己独立见解的空间，为日益隔绝 的都市人到了情感交流的场所，也为曾经垄断话语人提供了倾听另类声音的机会，还为不同观点的表达和碰撞提供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对不同观点的同等重视、对不同声音的同时倾听，以及对不同生命的同样新生与关注”构建了电视谈话节目精神内核——人文精神。它为全社会倡导和实践了讲真话、说实话、平等交流、自由表达的社会氛围。这一点，可以说是电视节目远远突破传播层面的、更为重要的社会意义。谈话节目直接面对人，面对人的各种思想和感情，保持一种平视的、正常人际对话的关系状态，展现人性真实自然的一面。在“还生活以真实状态”的节目理念下，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关怀，满足受众了解社会、学习他人人生经验等需求。从新生和表达人的个性和社会多元性出发，营造正常的谈话氛围，还镜头前的交谈双方以真实心态、真实的思想、真实的情感，理性、宽容，以人为本，在交流中走进人的心灵，展示人的个性，同时折射出整个社会的状态。关于语文的作文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曾撰文写到：谈话类节目在中国的兴起应该说时间不长，它是与社会的民主化里程联系在一起的，普通老百姓有了更多的说话机会和表达自己的机会。而媒介也应该新生普通老百姓的意见，所以谈话节目在中国越来越兴起。当然，谈话节目也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作用也不一样，不过中国的谈话类节目虽然有人来谈，得缺乏谈的空间，缺乏诚实表达处我的空间，所以往往显得虚假甚至时虚伪，所发要维护谈话类节目的公共交流的职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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