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巨变关怀――评《山乡巨变》
《山乡巨变》是周立波继《暴风骤雨》后的又一部长篇巨作，也是十七年文学中的一部代表之作，堪称红经典。《山乡巨变》沿袭着十七年文学中政治式的写作模式，也沿袭着《暴风骤雨》这种农村土地革命题材。因此，仍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预设”，“在‘党的政治观念’上的高度自觉”，即：“不仅要用党的意识形态来观察，分析一切，而且要把党的意识形态化为自己的艺术思维，成为文学创作的有机组成” 。然而，当我们细细研读这部小说，品味其中的人与事时，我们会发现周立波的不同，他的革命已不仅是暴风骤雨式的袭来，更多了一份润物细无声的人文关怀。周立波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主流作家，革命的情怀左右着他们创作，但距《暴风骤雨》后十多年的《山乡巨变》，我们体会到了他更多的成熟、理性与思考。
这一时期的小说，有很大一部分在小说叙事上表现出了一个特点，就是作者似乎不掺杂太多的个人情感，更像是一个毫无自由意识的传声筒，从而常常表现出的是非人性、人情的一面。于是，在故事情节的展开、人物性格的塑造上，都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那么，《山乡巨变》的总的框架也未能摆脱这一时期的这种通用模式。但是，我们深入挖掘人物性格时，在一定范围，或是在作者的潜意识的驱使下，则表现出了自己的人文精神。
一
周立波
在合作化运动这场革命中，根据意识形态的预设，党的好干部是传达党的政策及意识形态的说教者。但是，《山乡巨变》中，作者对于“干部”的概念并不仅仅是以传声筒来界定的，他同时依托着自我的情感和乡村社会的体验，并没有简单地从预设的定义出发，把他们英雄化、神话，而是忠实于生活的真实，把他们当做“人”，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他们复杂的人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了作者对他们的人道情怀。
作品里所塑造的党的干部形象中，作者对于邓秀梅的形象注入了更多的心血。纵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从意识形态预设出发，为了彰显其政治的显意识，邓秀梅着一人物未能摆脱女干部的“舍得干，不信邪，肯吃苦耐劳，能独当一面”的模式。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嗅到了一种“娘子军”以外的人情、人道的气息，更有着一份女性所应有的脆弱与柔情。在入乡一章中，一个后生子问邓秀梅为何不跟爱人一起下乡，邓秀梅答道：“他走那条路，跟我有什么相干？”“我为什么要跟他，他为什么不跟我？……哼，你们男同志，我还不晓得！你们只想自己的爱人像旧式妇女一样，百依百顺，不声不响，来服侍你们。”但提到生孩子时，她“跟普通妇女们一样，也想自己将来有一个，男的或女的，像自己，也有点像另外的一方。”她是党的好干部，也是一个妻子，更是未来的母亲。在邓秀梅劝村里人入社的工作过程中，也不是一味的豪言壮语、慷慨陈词的规劝大家响应党的号召，而是从农民的实际利益出发，给农民“算笔账”，“一入了社，劳力充足，你的五亩田都能插上双季稻……” 这些话入情入理，没有丝毫的革命教条。另外，在张桂贞的问题上，邓秀梅的劝慰，也不是仅从一个革命者的姿态出发的，而更多
的是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展现给我们的。她劝张桂贞，“衣不如新，人不如旧，依我看来，你还是回去好些……”“他是一个本真人，有什么亏欠你？并且，一句话说得好：‘一夜夫妻百日恩’” ，甚至带有着一定程度的落后性。
另外，在干部李月辉性格的塑造上，作者融入了人性化因素。李月辉的形象不是传统的“高”“大”“全”的干部形象。相反，却是个婆婆子性格，他被人说是“小脚女人”也不生气。在工作上更是一个“稳”，他说，“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央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二十年。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三条路走中间一条，最稳当了。像我这样的人是檀木雕的菩萨，灵是不灵，就是稳” 。因此，周立波笔下的先进人物，干部形象也已不再采用单一的“伟岸”与“光辉”的手法来刻画，而是关注着“人”的复杂人性，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带来一缕人道光辉。
二
在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的作品中，常会有“中间人”的设置。在对陈先晋的塑造中，周立波所表现的人文关怀，超越了当时的意识形态预设。陈先晋是村子中最勤劳最热爱土地最能吃苦的人，并且他也最为坚韧、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靠自己过人的技术与勤奋，终有一日会发家致富。于是“从十二岁起，他下力作田，到如今拍满四十年了，年年一样，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照得旧，总是一墨黑起床，做一阵工夫，才吃早饭。落雨天，他在家里，手脚一刻也不停，劈柴、碾米、打草鞋，或是做些别的零碎
事。他时常说，手脚一停，头要昏、脚要肿，浑身嫩软的”。“人们公认，先晋胡子是村里数一数二的老作家，田里工夫，门门里手” 。在入社的问题上，陈先晋犹豫不决，经过了自己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干部们、家人的劝说，才很勉强的交出了土地证而后入社。于是忍不住跑到地里大哭一场。
《山乡巨变》中对张桂贞的描写，也不仅是把她作为一个需改造的对象，而是施与了深切的同情和人道情感。在他人的眼里，张桂贞“是娘屋里的那蔸种，只想吃点松活饭” ，只会拖男人后腿的坏女人。可是在意识形态的载体，在邓秀梅和刘雨生的心中，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对张桂贞并不是厌恶、痛恨，而是同情及愧疚。这个近瞅子不分昼夜，只记得工作，不记得家里。跟着他，她要穿粗布衣裳，扎脚勒手地奔波，到园里拨菜，到山里搂柴，脸上晒得墨黑的，十冬腊月，手脚开砖口，到夜里发火上烧，一到山里去，活辣子，松毛虫，都起了堆。” 作者对张桂贞给予了充分的理解，甚至对刘雨生也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他借几句顺口溜，道出了内心深处的判断，“外头当模范，屋里没饭啖”“模范干部好是好，田里土里一片草。” 也许，周立波是在反思――人们心中的好干部形象，就一定是要牺牲掉个人幸福吗？这种人道情感不仅仅是一种情感，更是浸润了人类公平正义之理性准则的结果。
《山乡巨变》这部作品自然有其局限性，但周立波本着对生活体验的真实书写以及理性思考，在显现意识形态预设的同时也保留并渗
透其人文关怀于作品之中。可见其社会内容以外的深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