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区，为实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以1946年发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和1947年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为指导，出现了《暴风骤雨》这样的长篇小说。我们可以发觉非虚构性文本对《暴风骤雨》生成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洞见到十七年文学农村题材小说的现实功利性和历史局限性。
一、有关《暴风骤雨》的“过去”与“现在”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同是反映上世纪40年代的长篇小说，但二者在当时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出版前，稿子接受审阅，丁玲因此就受到某种批评①。出版后经过了数次修改，可谓命途多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暴风骤雨》的出版就比较顺利，这本书受到当时相关工作人员的认可。土改工作人员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执行者，可见它写得真的很“适宜”。但现在人们对前者的评价似乎要比后者高，认为前者更“真实”。主要的理由是它反映土改时期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复杂的阶级斗争。而《暴风骤雨》则有虚假性编造之嫌。它把生活做简单化处理，人物设置对垒分明，人物塑造类型化，故事情节模式化，线索单一。我认为《暴风骤雨》给人这种虚假编造的感觉，是由非虚构性文本对小说介入，甚至是强行介入造成的。而且就介入的程度上来讲，《暴风骤雨》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要深，所以留下的症候点要多。所谓的“非虚构性文本”指在主流意识形态下，相关部门就国家的政策、路线方针等发布的政策性文件。它与虚构文本（这里指小说）呈现出一种互动关系。即非虚构性文本介入小说，对小说的生成发挥着指导和规范的作用；反过来，以小说的形
式出现的虚构文本对非虚构性文本的合法性和正义性进行论证。1946年发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和1947年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是有关的纲领性文件，这也是周立波创作《暴风骤雨》的“非虚构性文本”。这部作品积极地“参与”了运动这次历史的构建。从他开始写作时，周立波对当时的思想政策相当重视，为此他也广泛地争取各方面的意见。所以，对于《暴风骤雨》是对政策的屈从和回应的观点也是不无道理的。
二、“真实”与“想象”的二重奏
有论者认为，与丁玲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相比，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写得不够真实。这种评价是否全面呢？其实，在现实主义为主的作品里，“真实”与“想象”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由于非虚构性文本对周立波创作《暴风骤雨》介入较多，它受到的政策规范性变深，这对周立波反映土改的全面性就起到限定性作用。这可以表述为“真实”成分增多，自由发挥的“想象”空间就会缩小。但这里所说的“真实”指受非虚构性文本指导的真实，是政策文本层面的真实，这会造成文本出现类型化、概念化的问题。如果艺术处理不到位，就会留下较为明显的非虚构性文本介入的痕迹，容易出现文本“失真”的状况。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就体现出这种状况。
在塑造人物方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都设置了正反面人物。但前者又增添了中间人物，而且在全书中占据一定量的篇幅。例如：顾涌这个农民形象就颇有意味。顾涌出身贫苦的家庭，
十四岁替人放羊，哥哥揽长工，他们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劳作四十八年挣得一份颇为富有的家资。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怎么处理呢？最后，作者通过顾涌献地的方式，免于对他的斗争作为他的结局。非政策性文本对丁玲的这部作品介入相对较弱，反而成就了它，使它的人物更丰富多彩。1947年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为周立波明晰农村阶级划分提供了更可靠的政策上的依据。他明显接受政策的影响，周立波在人物设置时正反面人物形象鲜明，没有像顾涌这类模糊不清的中间人物形象，而以阶级成分为标准决定人的品质的优劣和思想觉悟的高低。这容易造成人物类型化，给人千人一面的感觉，只要是一个阶级的品质和觉悟就趋同，地主就应该被塑造成罪恶满盈的形象。其中地主韩老六，杜善人，唐爪子形象，外貌不同，本性凶恶卑劣，其他并无不同。《暴风骤雨》中的土改队队长萧祥与郭全海的对话就明显体现了这一点：
“封建地主都是靠剥削起家，还有不坏的？”萧队长问。“我明白地主都坏。”郭全海说。
贫雇农出身的众必定拥有善良的品质和很高的思想
摘
要：周立波创作的《暴风骤雨》留有非虚构性文本介入的症候点。非虚构性文本与小说两者呈现出指导创作与合法
性论证的互动关系。这也是周立波主观的艺术选择与主流意识需要的共名的体现。
关键词：周立波
非虚构性文本
合法性
艺术观念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周立波
150080）
郑术静
———以《暴风骤雨》为例
论非虚构性文本对小说的介入
本文摘自文教资料.wjzlzz
觉悟。即使开始时，他们还是很普通的农民，但他们的思想境界可以经过一次简单短暂的谈话，一夜
之间实现超越，蜕变成具有充沛的精神，超凡毅力的英雄。赵玉林这个英雄形象的塑造基本上就是这样完成的。赵玉林的家乡遭受荒旱，庄稼颗粒无收，他远走他乡以求活命。在地主韩老六家扛活，结果年终岁尾他不但没挣到钱反而欠了地主的钱。他的家世决定他的阶级属性贫雇农，通过土改工作人员小王与他的说话，他的思想境界瞬间得到提升。在打到地主的行动中他敢为人先，在打土匪的过程中，他不幸地牺牲了。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这类英雄人物的一些特征：首先，他在阶级成分上必须是贫雇农，遭受地主的欺凌践踏；其次，他是农村中觉醒较早，拥护并积极执行相应的政策规定；此外，他会得到村民们认可并为执行的新任务作出一定的贡献。这种痕迹在十七年其他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中均有所体现。例如：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浩然《艳阳天》中的萧长春。
《暴风骤雨》里线索单一，但情节曲折。因为单线索发展，节奏会变快。作者设置了相对曲折的情节使故事节奏不至于过快，起到延宕的作用。其一，农民对自己悲苦身世的回忆和与地主之间的仇恨的诉说在作品中占据相当大的篇幅。因为作者塑造的人物缺少性格发展的过程，对身世的讲述在一定程度上延长读者接受这个类型化人物的心理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周立波使用大量的方言俗语，歇后语貌似有很强的地域性彩，但也难免给人一种为说而说的感觉。其二，设置反面人物用谣言引起误会，正面人物的正常工作受阻碍，再进行澄清的一系列情节，由此体现土改工作的艰巨性。在第一部的第八章写到萧队长和地主韩老六喝酒的谣言，但《暴风骤雨》中的谣言是当时日常生活的事，所以误会容易解开。这也使周立波的小说呈现出暴风骤雨似的状态，情节大起大落。
生活本身是复杂的，所以丁玲源于生活真实的创作会给我们真实的感觉。周立波的创作很大部分依据政策文件，政策文件的内容是固定明确的，它有别于繁复多彩的生活。当读者以生活真实为参考系来衡量周立波的设想时，他们已经偷换了参考标准。所以他们丈量《暴风骤雨》得出的结论，觉得它有些不切实际。
三、文学观念与主流意识的共名
非虚构性文本对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的介入是由他主观上的文学选择与客观新兴国家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因素参与其中形成的。周立波的文学观念与主流意识的共名使这种介入成为可能。但周立波的文学能力似乎还不足以将这些融于自己的作品中，不落言筌。
新兴国家的建立，在意识形态上人们将面临一次转型。周立波顺应时代感召，积极地参与到这次历史的构建中。1946年，随着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号召共产党员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发动众进行工作。作为党员的周立波也如此。之后，他开始酝酿《暴风骤雨》的写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暴风骤雨》本来就是一次意在笔先的任务安排。周立波也认为作家就应该接受这种主流意识的召唤。在《暴风骤雨》中通过塑造领导者萧祥的形象表现呈现出周立波对政策的重视。萧祥的头脑里时刻想到的都是上级的指示与安排。譬如：萧队长刚进村时，他的头脑里“想起了党中央的《五四指示》，想起了松江省委的传达报告”。第二部时萧队长向大家解说新的文件
《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组织贫雇农进行学习。所以，尽管作品中众说了很多方言，似乎具有浓郁的地域彩，但这种领导训诫的声音力量使前者的话语言而无力。
在解放区，《暴风骤雨》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同为有关运动的农村题材小说。但非虚构性文本对周立波小说的介入，具有政策引导性的痕迹，体现出对政策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任务。如果功力不够，处理不得体，就会损失作品的艺术性。其后的一些文学作品在他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阶级斗争彩，形成了一种写作模式。这就成为当时农村题材小说发展遇到的问题之一。
注释：
①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变迁.不见于报刊的一次论争——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前后.绥化师专学报，2001（1）.
严家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的创作个性.北京大学学报，2008（2）.
参考文献：
［1］周立波.暴风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变迁.不见于报刊的一次论争——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前后.绥化师专学报，2001（1）.
［3］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4］袁红涛.真实的“改写”与“新中国”想象——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叙事意识.学术探索，2011（1）.
［5］萨之山.试论五十至七十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
—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中心.文学评论，2001（3）.
语言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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