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一节,无论是汉服还是其他民族的服饰,在中华文明千百年的发展中,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象征着时代的发展和演变。
胡服原指生活在中国西域少数民族的服饰,自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引入中原后,与汉服元素产生交融。
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胡汉民族之间的交往共同创造出具有独特时代精神的服饰,而“胡服”亦成为影响后世服饰变迁的重要因素,成为文化交融的独特标志。
那么“胡服”究竟有何特点?与汉服有何不同?它们二者又是如何交融的?
“胡服”以及民族交融的历程
1. 胡服的引入及其具有的特点
胡服是我国古代诸夏汉族人对西方和北方各族胡人所穿的衣服的总称,也就是西戎、东胡和塞外民族的服装。之后泛指汉族服饰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服饰。
一般来说,胡服包括贴身短衣、革靴和长裤,衣身较为紧窄,主要以毛、皮革为材料,是西域地区性服装的代表。
是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抵御胡人的入侵,进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而引入中原的。《论语注疏》中有明确的记载:“胡服之入中国始于赵武灵王”。
那时赵国处于北方边界地区,与周边东胡、林胡等民族都有着频繁的接触。在长期接触中赵武灵王注意到,这些民族穿着的窄袖、短袄对于进行骑射、狩猎等活动十分方便,使得胡人们善于骑射、用箭作战。
对比当时汉族所穿服饰的宽大的衣袖、长衣,胡服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伤害范围。为了提高军事战斗力,赵武灵王力排众议,大胆开展“胡服骑射”的变法,带头学习胡人服饰与骑射技巧,在军队中改穿短装、扎皮带、用带钩以及穿皮靴。
事实证明赵武灵王是正确的,从胡服骑射实施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就强大起来。后来不仅打败了中山国,并且逐渐统治了林胡、楼烦等地,其管辖范围可达今天的河套地区。
至此,胡服引入中原,胡服与汉服的交融由此开始。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不
仅是一场服饰改革,同时也是对于人们的传统观点与思想的变革,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先河。
2. 汉代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服的发展情况
到了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加深了汉族与胡族的交流,使得中原地区的“胡服之风”更盛。
在汉灵帝时期,皇帝十分崇尚胡服,使得达官贵人以及下人们竞相跟风,中原地区由此掀起了引进胡服以及胡文化的浪潮。《后汉书·五行志》中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汉服文化周
当时将士和民众流行穿的袴,以及袖口较窄的短襦就是胡服文化的标志,《急就篇》有关言:“长衣曰袍,下至足跗;短衣曰襦,自膝以上。一曰,短而施要者,襦。”短衣一般是胡人经常穿的服装,而汉代襦采用棉麻材质,可知在汉代人们就将汉服材料与胡服做了结合。
在胡服文化广泛流入中原的同时,丝绸之路也将汉服文化带到西域,不少西域国家主动引
进汉朝服饰,接受汉文化。
汉宣帝时,龟兹王迎娶乌孙公主为妻,中原政权则“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万……归其国,治宫室,作激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
在西域考古出土的营盘和尼雅遗址中的胡服,一部分保留了胡人特有的风格,衣着多采用上袍下裤、修身窄袖,另外衣着材料在毛纺织品的基础上,增加了丝绸和棉麻的运用。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万事如意”铭文锦袍。
由此看来汉代丝绸之路的畅通,使中原民众以及西域民族开始普遍接受对方的文化,胡服与汉服开始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战争频繁,人口大量流动,南北方民族进一步融合,数百万胡族及其他民族人口流入中原,在中原地区建立统治中心,并通过自身民族的,维护统治。
《晋书》中的《慕容廆载记》中写道“渐慕诸夏之风”,就反应出当时内迁民族的趋势。
于此同时,胡人的大量流入以及政权的确立使得中原地区也深受胡人的影响,呈现两种文化相互交流、不断交融的趋势。
表现在服饰上就是袴褶、裲裆、半袖衫等胡服的广泛流行以及入迁中原的胡族服饰。
《晋书·杨济传》写道:“济有才艺,尝从武帝校猎北芒下,与侍中王济,俱着布袴褶,骑马执角弓在辇前。”这说明在晋武帝时期,袴褶这种胡服就已经成为朝臣常穿的衣服。
此外当时的妇人也多穿裲裆,《晋书·五行志》中有:“至元康末,妇人出裲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这样的记载,裲裆就类似于现在的背心,妇人经常将其穿在交领衣衫之外。
对于半袖衫,就连皇帝也无法抵挡其“诱惑”,同样在《晋书·五行志》中有记载:“魏明帝着绣帽,披缥纨半袖,常以见。”
而在北魏时,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孝文帝决定改革服制:“去胡服,定官名,衣冠华夏。”使得秦汉时期的汉族冠服制度得以保存下来。
但孝文帝并非一味的沿用前朝的服饰,也不是彻底的在中原地区抹除胡服元素。而是以汉服为主体,将胡服元素融入其中。当时的女子服饰就是在沿用汉朝服饰的基础上,做了改良,将宽袍变为合身衣裙。
在北齐时,汉服中更是融入了大量的胡服元素。尤其是胡服中的窄袖,因其方便劳作而在当时十分受欢迎,当时的“中国衣冠自北齐已来,乃全用胡服窄袖。”就是最好的说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大迁徙带来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使得胡人文化充分浸入中原。胡服的实用特性促进胡服在中原地区流行,而统治阶级的制度又使得两种文化在相互碰撞中交融,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大融合。
3.隋唐及宋朝时期的胡汉融合
隋唐时期,中国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代,特别是在唐朝时期,各民族百花齐放,民族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人们对于民族服饰的接受程度也有所提高,这就促使了各民族服饰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胡服更是异彩缤纷。
《大唐新语》中记载:“贵贱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冠也;靴,戎履
也,咸便于军旅。”开元年间更是“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需障蔽。”
除了胡服之外,胡曲、胡舞、胡食尽皆盛行。太宗时的“十部乐”中,除了清商和燕乐,其余八部全来自西域或域外。刘禹锡的《观舞柘枝二首》描绘的胡舞更是惟妙惟肖:“神飙猎红蕖,龙烛映金枝。 垂带覆纤腰,安钿当妩眉。翘袖中繁鼓,倾眸溯华榱。”
在此影响之下,汉人对于胡族的看法大为改观,胡汉关系逐渐融洽。而的融洽使得民族观念在唐太宗时期发展到新的高度——夷夏一家。这种关系即使在之后经历过安史之乱,也未将其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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