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神记》：第一部文言志怪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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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语新年来源：《月读》2021年第06期
中国节日来历 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典范，更是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戏曲与小说取材的渊薮。我们熟知的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就出自其中;书中东海孝妇遭枉杀而其血倒流、大旱三年的故事，是关汉卿创作《窦娥冤》的蓝本;干将、莫邪铸剑被杀，其子复仇的故事，经过鲁迅的改写，成了《铸剑》;清代蒲松龄更是将其作为学习素材，最终写成《聊斋志异》这一不朽名著。
它就是干宝的《搜神记》。
干宝，字令升，晋汝南郡新蔡县（今河南新蔡）人。年少时便博览书，尤其对阴阳术数、易卜占筮等感兴趣。
西晋末年，因才能出众，干宝被朝廷任命为佐著作郎，后因平定叛乱有功，封为关内侯。东晋元帝时，经中书监王导的举荐，负责国史的编纂。后因家贫，上书请求做山阴令，又迁始安太守。
干宝一生著述颇丰，除《搜神记》之外，还有《晋纪》《春秋左氏义外传》，又注《周易》。《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他的《百志诗》九卷、《干宝集》四卷。不过，这些书大部分都已经散佚了。
《搜神记》，又名《搜神录》《搜神异记》《搜神传记》，顾名思义，就是一部搜罗和记载各种神仙鬼怪故事的书。原书有三十卷，大概在宋元时期便已散佚。今存二十卷本的《搜神记》，一般认为是明代学者胡应麟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辑录出来的。辑录者在抄撮书时难免有讹误，有些条目或文句明显不属于原书。不过，整体而言，其绝大部分还是与原书相符合的。
今本《搜神记》少了十卷，体例也有所改变，不过，其内容依旧非常丰富，既有神仙方士的神通，又有地方神祇的灵验;既有阴阳五行错乱所致的妖怪，又有符命谶纬所显示的天命;既有匪夷所思的灾异瑞应，又有自成系统的占梦解梦;既有德艺精诚的神奇境界，又有五气变化所致的反常人物;既有颇具灵性的奇物异产，又有闻所未闻的亦人亦怪;既有跨越生死、沟通人鬼的传闻，又有机智沉稳、降妖除怪的异事。这些千奇百怪的与“神”有关的异说，涵盖了各种与世俗生活有别的“古今怪异非常之事”，因此，这部书被誉为六朝时期志怪小说的集大成之作。
关于《搜神记》的写作缘由，《晋书·干宝传》中有两段较为离奇的记载。达拉崩吧歌词
其一是说，干宝的父亲生前宠幸一位婢女，引起他母亲的妒忌。父亲去世下葬时，母
亲便借机把这位婢女推入墓中，为其父殉葬。十余年后，母亲去世，干宝兄弟打开墓穴，准备将父母合葬时，发现被推入墓坑殉葬的婢女还伏在棺材上，容颜未改，栩栩如生。他们把婢女带回家后，婢女竟然又活了过来，而且自称在墓中时，他们的父亲经常为她取来饮食，恩宠如在世间那样。
其二是说，干宝的哥哥曾经因病没了气息，但体温如常，数日不僵。几天后，哥哥又醒了过来，如同做了一场梦，声称自己看到了天地间的各种鬼神。
干宝受这两件事的影响很深，因此对神仙鬼怪深信不疑。今天看来，这两条记载很可能是干宝想象出来的，为的是给《搜神记》这部书一个写作的理由。也有学者提出，第二条很像如今医学上的假死现象。
除了个人经历外，《搜神记》这部书也是作者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以良史之才，精心为神仙鬼怪立传的产物。从今本《搜神记》的四百六十余则故事来看，体现了神仙术士之神通、精灵古怪之淫祀、妖怪变现之奇异，以及善恶因果报应等思想，而这些显然与汉代以来非常流行的黄老谶纬之学、民间淫祀之风、阴阳五行之理，以及佛教报应之说的时代风习有关。干宝受此影响，乃以史家笔法，“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将各种关于
神仙鬼怪故事的“微说”，加以搜集整理，而成此书。
书成后，干宝曾将其献给当时的一位名士，这位名士阅读后，称他为“鬼之董狐”。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太史，作为史官的他，不畏强权，坚持原则，秉笔直书。“鬼之董狐”是说干宝是一位能够如实记载神仙鬼怪之事的优秀史官。
其实，深究起来，干宝写《搜神记》有着警诫后世统治者的目的。明代学者沈士龙对此深有感触。他在读完《搜神记》及《搜神后记》（题为东晋陶潜撰）之后这样说道：“乃知晋德不胜怪而底于亡也。”因为《搜神记》二分之一的内容、《搜神后记》十分之九的内容皆为两晋怪异之事，说明晋代社会始终处于非正常状态之中。在沈士龙看来，西晋统治者司马氏为了攫取政权，费尽心机，甚至不惜杀害众多士人。古人迷信，认为这些被害者的冤魂制造了种种怪异之事，以惩戒那些非德受命者。
仔细想来，沈士龙的观点不无道理。干宝作为史官，十分熟悉历史，他经历了西晋的速亡，又目睹了晋元帝末年的王敦兵变，体会到了当时社会的种种乱象。《左传》曰：“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干宝或许受到这句古训的启示，才有意搜集历代特别是两晋时期的怪异之事，以此警告那些“不德之君”，让其懂得“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
之”的道理。
《搜神记》记述了从上古到汉晋时期的大量传说，内容极其丰富，涉及范围很广，包罗面也很宽，上至皇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在作者的视野之中。由于此书传说彩较浓，所以史书说《搜神记》有“博采異同，遂混虚实”的特点。其实这正是干宝撰写此书的成功之处，正如他在《搜神记序》中所说，“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所以他并不是简单地抄录传说，而是在搜集素材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将生活中的真实和艺术的手法融为一体，使这些传说故事更为典型和耐读。
说到《搜神记》的故事来源，一方面是“承于前载者”，即前代史志的记载，如《史记》《汉书》《后汉书》《淮南子》《神仙传》等;另一方面是“采访近世之事”，即干宝本人采录的奇闻异事。今本《搜神记》中，据前代典籍史志摘录的约有二百则，干宝本人采录的约有二百六十余则。
中国的传统节日有哪些? 在具体编排上，大致以类相从，每一类都有相应的叙言。如今本卷一至卷三即关于神仙术士的神变故事，类似于《后汉书·方士列传》。卷六、卷七收录各类妖怪的故事，其开
彭于晏的女友篇有一段文字用阴阳五行之消长来解释妖怪产生的原因，其体例与《汉书·五行志》非常接近。因此，有学者认为，原本《搜神记》很可能分作“感应”“神化”“变化”“妖怪”等不同的篇目或类别。
作为志怪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搜神记》除了内容丰富、体例清晰之外，其叙事与文辞也颇受后人称许，有“直而能婉”之誉，兼具直笔实录与曲折优雅。比如，在叙事方面，作者增强了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这里不妨举“董永与织女”的故事加以说明。
汉代的董永是千乘人（今山东滨州）。小时候丧母，和父亲一起居住。到田里干活时，他用小车拉着父亲。父亲死了，他没有钱安葬，于是卖身为奴来安葬父亲。主人知道他很贤良，给他一万文錢让他回家。董永守丧三年期满，打算回到主人家，尽其做奴仆的职责。在路上，他遇到一个女子，女子说：“我愿意做你的妻子。”董永于是带着她到了主人家。主人对董永说：“那钱我送给你了。”董永说：“承蒙您的恩惠，得以把我父亲安葬。我虽然是个卑贱之人，但一定会尽力干活，来报答您的大恩大德。”主人说：“你的妻子能做些什么？”董永说：“她会织布。”主人说：“那就让你的妻子给我织一百匹双丝细绢吧。”于是董永的妻子便给主人家织绢，十天就织完了。女子和董永离开了主人家，出门时，
女子对董永说：“我是天上的织女，因为你非常孝顺，天帝让我帮助你偿还债务。”说完便腾空而起，不知到哪里去了。
这则故事内容完整，对话生动，且颇具传奇彩，从中可见古人想象力之丰富以及思想之深邃。后来人们在此基础上改编成了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直到今天，董永的孝顺依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天读《搜神记》，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书中那些有关因果报应、神怪迷信等思想，是我们要加以批判的。但此书的教化作用以及文学和史学价值等，则是我们应该留意和借鉴的。
首先，魏晋时期的统治者继承了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策略，晋代皇帝还亲自讲解《孝经》。据《晋书·穆帝纪》记载：“永和十二年（356）二月辛丑，帝讲《孝经》。……升平元年（357）三月，帝讲《孝经》。”《晋书·车胤传》也记载：“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杨尹王混擿句，时论荣之。”可见当时的活动非常隆重。晋元帝还著《孝经传》，晋孝武帝则著《孝经讲义》，这是皇帝亲自为《孝经》作注。除了不断加以提倡外，晋代统治者还把
是否守孝道作为用人的重要标准。
《搜神记》正是产生于这个以“孝治天下”标榜于后世的时代。“孝”是儒家伦理道德中最根本的德行之一，孔子认为“孝”为“仁之本”，故孝者即会“爱人”、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以孔孟思想为主流的中国古代社会，孝道教育一直是统治者推行教化的根本依据。“孝”的本意是“善事父母”，广义的“孝”还包括以丧葬礼与祭祀活动为代表的“尊祖”观念，即“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以孝的基本内涵为准则，《搜神记》中收录的关于孝道、孝行、孝意的故事共有33则，大约占全书内容的7%。细分起来，有因孝感天得食的，如王祥、王延、刘殷;有因孝感天愈疾的，如王祐、徐泰、楚僚、盛彦、颜含;有因孝感天得金的，如郭巨;有因孝感天偿债的，如董永;有因孝感天明冤的，如东海孝妇;有因孝感天避祸的，如衡农，等等。“孝”在这些故事当中往往起到了扭转时局的作用。
今天看来，《搜神记》所载一些“孝”的做法并不值得提倡，甚至有些愚昧，比如“郭巨埋儿”，但这些孝道故事无疑体现着这样一个核心思想，即“孝”为立身之本，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其实，干宝始终遵循《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他认为“孝”是修身的根本，人能尽孝，才能对国家尽忠，才能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干宝在书中还以动物报恩的故事来说孝，在报恩过程中，或事人以诚，或事人以义，或事人以忠，目的是将其与人进行对比，呼唤人人知恩报恩、尊亲孝亲，从而建构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只有家庭和谐，社会才能稳定。
很多很多的近义词 其次，《搜神记》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资料和线索。比如张仪修筑成都城的传说，《搜神记》卷十三中记述：“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关于秦朝统一巴蜀后张仪在成都筑“龟化城”的说法，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条史料。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对此也有记载，但都没有提到“龟城”。但“龟城”这个说法并非无中生有，很可能是当时流传颇广的民间传说。干宝将其写进了《搜神记》，从而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参考和依据。大龟为建城帮忙虽然是民间传说，却与秦汉时期成都古城的地形与方位格局相吻合，因而“龟城”便成了成都一个悠久的别号。赵抃《成都古今集记》说“初张仪筑城，虽因神龟，然亦顺江山之形。以城势稍偏，故作楼以定南北”。任乃强先生也认为“故知大城为张仪所筑，即所谓龟城也”，“城盖微狭长，六门如龟之有首
、尾、四脚，故有‘龟城’之称”。《搜神记》中“龟城”之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太平寰宇记》便转引此说，可知这条史料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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