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50-70年代的文学环境
一、本期文学所受外来影响主要方面
其一是欧洲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近代文学，尤其是19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其二是十月革命以后的前苏联文学和其他(主要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
在这些外来影响中，前苏联文学的影响又是举足轻重的；在50年代中前期，甚至是带根本性的。举凡前苏联文学的理论原则和作家作品，乃至方针政策和文学活动，在这期间都被及时地详尽地介绍进来，作为文学界直接学习和仿效的对象。本期许多文学理论方面的讨论和文学批评方面的活动(包括非文学的批判)，都是在前苏联文学界的直接影响下开展起来的。本期作家的文学创作，尤其是青年作家的创作所受前苏联文学的影响，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有些青年作家的处女作或成名作甚至直接就是在某位前苏联作家或某部前苏联文学作品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所有这些外来影响，对本期文学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它不但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开拓了本期文学的视野，保持了本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联系，而且也滋养了本期的作家，尤其是在理论和创作方面，确实收获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否认本期文学存在外来影响，是一种不尊重历史的表现；无视本期文学的外来影响的积极方面，同样是对历史的一种偏见。
二、对中外文化“遗产”、尤其是外国文学接受范围杨幂刘恺威个人资料
以时间而言，对外国文学的有限度的肯定大体限在19世纪以前的文学；以创作方法而言，则“现实主义”是一个衡量的标尺；而这两个尺度大致又是重合的。对于20世纪外国现代文学，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只译介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或“进步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作品。
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所谓“现代主义”，和具有近似思想艺术倾向的作家作品(在50年代，中国理论家称之为“20世纪欧美资产阶级没落期的颓废文学各派别”)，以及苏联文学中离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路线的创作(叶赛宁、布尔加科夫、古米廖夫、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等)，被作为反动的或腐朽的思想
三、在五六十年代，“值得”译介、阅读、借鉴的作家作品，又并不处于同一等级。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够深刻揭示社会本质，和“指出理想的前景”，自然代表文学的最高发展阶段，而优于人类已有的一切文学创作。19世纪的现实主义中，巴尔扎克高于左拉，因为后者具有“自然主义”倾向，而这在揭示生活的“本质”上存在缺陷。对被认为是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高尔斯华绥、托马斯?曼的肯定，已包含更多的保留，原因是已出现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也已成为最先进的文学事实。艺术倾向而加以否定，他们的作品也没有得到翻译和介绍。
“等级”的划分不仅表现在作家上，而且也指向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和对作品所作的阐释。思想艺术上的“典型化”程度，对劳动者的同情程度，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揭发程度，是对待“古典作品”经常使用的标准。
第二节 作家的构成
一、中心作家作家的构成
一批“40年代作家”的“边缘化”，巨春雷爆料全文 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中心化
40年代作家边缘化的原因：
一是，一部分作家文学写作的“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这种情形，更多发生在40年代末被称为“反动作家”、“自由主义作家”身上。沈从文、钱钟书、朱光潜、废名、萧乾、李健吾、师陀、陈梦家、吴兴华等的写作，也受到很大限制。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王辛笛等，受到有意的冷落，而促使他们“自动消失”。
二是，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生活体验、艺术方法与新的文学规范的距离和冲突，或放弃继续写作的努力，或呼应“时代”的感召，以适应、追赶时势，企望跨上新的台阶。他们想通过学习、改造，通过熟悉“新生活”，来把握新的表现对象，掌握新的艺术方法，以创造“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冯至、艾青、田间、臧克家、夏衍、田汉、张天翼、周立波、沙汀、艾芜、卞之琳、骆宾基等，都曾在50年代前期，或整个“十七年”间，做过许多的努力。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与“文艺新方向”所规定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的，难以融合、协调的状态。既不能继续原来的创作路线，又难以写出充分的体现“新方向”的作品，从整体而言，这些作家中的许多人，其艺术生命，在进入50年代之后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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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50年代的政治、文学批判运动中受到攻击而罹难，而被拒斥于文学界之外。这些作家，主要有胡风、路翎、鲁藜、牛汉、绿原、吕荧、冯雪峰、艾青、丁玲、萧乾、萧军、吴祖光、李长之、穆旦、徐懋庸、施蛰存、傅雷等。
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包括进入解放区和在解放区成长的两部分）和四五十年代之交开始写作的青年作家，是这一时期作家的主要构成。当然不是这两个部分的所有成员都能进入这一“构成”。除自身的思想艺术素质等条件外，他们也经历以“新文艺方向”为标尺的“筛选”。艾青、丁玲、陈企霞、萧军、蔡其矫、秦兆阳、罗烽、钟惦棐等“解放区作家”，和王蒙、刘宾雁、公刘、邵燕祥、刘绍棠、高晓声、陆文夫等青年作家，就在50年代有关文学方向与文学规范的“大辩论”中，被拒之于文坛之外。
二、中心作家的文化构成
1、作家出身与活动的地理范围：大都集中于山西、陕西、河北、山东一带，即在40年代被称为晋察冀、陕甘宁、晋冀鲁豫的地区。“地理”上的这一转移，与文学方向的选择有关。它表现了文学观念的从比较重视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多注意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的表现的变化。这会提供关
注现代化文学中被忽略的领域，创造新的审美情调的可能性，提供不仅从城市、乡镇，而且从黄河流域的乡村，从村民的生活、心理、欲望来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的视域。
2、文学态度：文学被看作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的方式。他们对于文学自主、独立的观念、会保持高度的警觉；不认为可以把政治活动、社会参与与文学写作加以区分。他们并普遍认为，凭藉着“先进的世界观”，作家能够正确地认识、把握客观生活和人的生命过程的“本质”和“规律”；他们所实践的革命和文学，正是体现了并阐释着这一发展规律的。
3、文学素养：大多学历不高，在文学写作上的准备普遍不足。他们的生活经验主要集中在农村、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方面，这导致获取必要思想和艺术借鉴的困难；写作上传统性的那些“难题”（诸如生活经验到文学创造的转化，虚构能力和艺术构型能力等），在许多作家那里，更不可能寻得克服的途径。
“高潮”便是“终结”的“一本书作家”，在当代成为普遍现象。
第三节 刊物和文学团体
在50至70年代的中国，作家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自身，被高度组织化。而外部力量所实施的调节、控制，又逐渐转化为那些想继续写作者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
一、主要期刊
最重要的是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办的那些“机关刊物”，尤其是《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新观察》、《文艺学习》、《诗刊》、《民族文学》、《解放军文艺》、《译文》（《世界文学》）、《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上海）、《北京文艺》、《长江文艺》（武汉）、《延河》（西安）、《新港》（天津）、《作品》（广州）等。等。
《人民文学》，尤其是《文艺报》，是发布文艺政策，推进文学运动，举荐优秀作品的“阵地”。
“建国”初年，胡风极愿意主编《文艺报》，未被获准。50年代前期，丁玲、冯雪峰先后主持《文艺报》、《人民文学》的编务，后来都被调离。这些刊物的控制权，它们的主编和编委的构成，是当时文艺界斗争的组成部分；从人员的更迭，可以窥见这期间激烈斗争的
什么是城市快速路线索。在文学被规定有统一路线的时期里，虽然刊物数量大增，却大多不可能有属于自身的特。创办具有个性彩，或文学流派性质的刊物，曾是一些作家在某一时期所争取的，但他们却为此付出重大的代价，最终也不可能实现。如：1957年，丁玲、冯雪峰等对创办“同人刊物”的设想，江苏文学青年对刊物《探求者》的筹划，在开始时表现出个性的四川诗刊《星星》，都说明了这一点。
二、文学团体
在50年代到“”之前，国家对于作家的管理，主要通过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作家协会这样的组织来实现。华南理工全国大学排名
在作为文联团体会员的作家、艺术家组织中，中国作家协会最为重要。后来，并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立分会。
作协的作用：它对作家的创作活动、艺术交流、正当权益起到协调保障的作用，而更重要的作用则是对作家的文学活动进行政治、艺术领导、控制，保证文学规范的实施。
情人节贺卡作协主席：从成立起到“”停止活动，它的历任主席是茅盾；周扬、丁玲、冯雪峰、巴
金、老舍、柯仲平、邵荃麟、刘白羽等，同时或先后担任过副主席。
权力核心：作协中的“党组”。
中国文联和作协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直接介入下，发起、推进了一系列的文学运动和批判斗争，并在各个时期，对作家、批评家提出应予遵循的思想艺术路线。
第四节 50—70年代的文学思潮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虽然意味着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已经建立，但是并没有宣布阵营内部的思想斗争已经结束。当代文学的两大传统虽然已分清了主次地位，但两种价值观念、两种美学修养、两种文化实践，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并通过政治运动的形式一再表现出来。
（一）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及的批判
1 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开拍于1944年，后因经费问题而中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面修改的剧本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审查， 1950年12月开始在全国上映。
《武训传》在全国上映以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就发表了四十多篇颂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电影《武训传》及其所表现的武训这一历史人物的广受欢迎，引起了的警觉。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认为：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众歌颂这 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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