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陈陈伯达简介
江青与陈伯达是从延安开始认识的。那时，陈伯达是的政治秘书，江青涉及政治工作较少，她主要负责照顾的生活。所以，江、陈之间没有矛盾。据陈伯达说，江青曾两次向他表示想离开，一次在延安，一次是解放初期在北京的西山。一段时期江青因身体不好，就送她去苏联治病。
无线网密码修改
阵伯达帮了江青的忙
20世纪50年代初期，江青曾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但是从未见她到任上过班。后来她成为五大秘书之一。
唐以诺江青是个聪明且过于敏感的人。她是演员出身，对于艺术很内行。她也怀有个人野心。不断就中宣部的工作向进谗言。20世纪60年代，她在上海和张春桥、姚文元秘密搞了一个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送给在杭州的看。尽管他们曾几易其稿，但是还是不满意，让他们去陈伯达给改一改。陈伯达当时在上海正忙于工业调查，因有的指示，只好为其修改，这才得以通过。
什么地方美女最多
刘谦怎么啦当时，周扬夫妇身体不好，刚在北京动完大手术不久，来上海修养。周、陈过去秀才交往，关系一直不错。陈伯达本想去看望周扬，但被江青知道后阻挡。江青说：“这里正准备批判周扬，而你去看他?不行，这让主席知道可不行。你不能去。”陈伯达无奈，只好派秘书王保春代表他去看望周扬以示关切。
江青与陈伯达争权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为小组的组长，江青为小组的副组长。江青为了权力，起初处处关心维护陈伯达。当陈伯达因劳累过度生病住院时，江青曾向小组成员郑重宣布：“小组的大小事情，都要随时请
示组长。”由于江青对陈伯达大献殷勤，陈伯达便写报告给，说在他生病住院期间，由江青代理组长职务。临时将权交给江青。这期间，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众，江青就代表中央出席并讲话，大出风头。从此，中央小组的成员就随风转向江青，渐渐远离陈伯达。待陈伯达出院后，江青紧握权力再也不放手。中央小组开会还是江青说了算，她随心所欲，陈伯达得听她的。从此，陈，江意见不一，起了矛盾。
江青主持的中央小组的权力不断膨胀，到处发号施令。陈伯达为了约束江青的权力，便王力、关锋、戚本禹开会起草了给中央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中央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办事机构，一切言行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擅自作主。会还未完，江青来了，她大发脾气：“我还是不是代理组长，我还是不是第一副组长!”她看了报告的草稿后，立即加上自己的话，并且反复强调说：“我加上的这句是最最重要的!”
陈伯达抱怨：痛斥江青的话没能向下传达
1967年二三月间，陈伯达对我们说，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对江青的霸道行径严厉地批评过。生气地说：“有人说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话不对!她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上!她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多次批评过她，她听了吗?她这个人呢，有武则天之心，而无武则天之才!”说完后，谁也没有说话。后来，还是周总理打破沉闷的气氛，说：“江青同志还是散了不少工作的，很辛苦，是有成绩的。”这时紧张的气氛才缓和下来。然而散会后，没有一个人传达。可是江青在中央小组会上，还哭闹着诉委屈：“正因为我是他(指主席)的老婆，他总是限制着我。这么多年来，如果不是这样，我早就放开工作了，我真是受不了……”
陈伯达不满地说：“别人做错了事，主席有时生气地批评别人几句，就马上向下传达，被批评的人，很快就会倒台了，而主席这么严厉地批评江青，就没人传达一句，反而还护着她。”陈伯达
说完直叹气。
我们听完陈伯达的话后，心想，陈伯达自己也挨了批评没有向下传达，还埋怨总理。看他情绪不好，我们只能安慰陈伯述说：“总理也很为难。因为江青和主席总还有夫妻关系这一层，而且批评她是希望她好嘛，也不是要打倒她。她不是说过，主席对没有希望的人，是不批评的。再说暇如没有正式请示过主席就向下传达，主席万一不高兴，说这是我的家事，怎么你们也要管?那就不好收场了嘛!”陈伯达听后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陈伯达与江青厕所之争
1968年有一段时间，中央小组的活动转到了京西宾馆。陈伯达因平时喝水较多，年纪大了又有尿频的毛病，常去厕所。京西宾馆会议室附近的厕所外边门上写着盥洗室，里边只有一个厕所，不分男女。
一次，陈伯达剐上完厕所出来，正巧江青推门欲进。这时，江青见陈伯达从里边出来，便气愤地问陈伯达：“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伯达吃惊地看了一下门上的标记说：“这哪里写着是你的厕所?”说完便不满地走了。江青怒气冲冲朝着陈伯达大声地说：“夸天你闯进我的厕所，明天你还要闯进我的卧室了!”
从此，这个厕所就再也没有人敢去了。
江青向陈伯达怒撺茶杯
1968年八九月的一天夜里，陈伯达从十一楼(江青住处，也是江青的代号)开会回来，直接回到自己的卧室。王文耀知道陈伯达回来了，便拿着精选好的文件卷宗送到他的床前(陈伯达习惯回来就上床看书)请他审阅。
陈伯达斜靠在床头，目视前方，脸不是很好，看样子受了很大委屈而又无法对别人说。看到陈伯达痛苦的样子，王文耀吓了一跳。王文耀知道陈伯达的日子一直不怎么好过，便轻声问他怎么了。陈伯
达小声地说：“没有什么，有点不舒服。”等了片刻，陈伯达看屋外无人进来便小声地对王文耀说：“你不要告诉别人，
刚才‘十一楼’(江青)给我发了很大的脾气，还摔了杯子。”说着便从被窝里拿出一个纸包给王文耀。
王文耀听后吃了一惊，当他双手接过纸包时，陈伯达小声说：“这个我拿出来时谁都不知道，只有‘十一楼’知道。也可能她还会要回去的，你看怎么处理一下?”王文耀说交给我吧。并问陈伯达：“她为什么向你发那么大的火，都有谁在场?”
诉讼时效中止陈伯达摇摇头叹了口气说：“有康老(康生)、姚文元他们。说是研究工作，可是一开始她就向我面前扔了一封信让我看，说我把写信的人逼到绝路上去了。康老在一旁说‘那不是信，那是绝命书呀!’”
王文耀问陈伯达这个写信的人是谁，陈伯达不肯说，只说：“他是人民日报社的一个编辑，是搞文艺工作的(后来才知道是李希凡)。‘十一楼’说我把他逼上绝路。你们知道，《人民日报》我就没有怎么管，怎么就说是我逼他呢?你不知道，她对我发了很大很大的脾气呀!”陈伯达说着形象地学着江青当时生气摔茶杯的情况：“嘭的一下，水洒了一地，杯子也碎了。我怕外边服务员听见了进来看见，就把地上的碎片捡了起来，用纸包上了。”陈伯达还说，过后他看江青似乎也有些后悔。
这些东西带回来以后，陈伯达又怕江青他的麻烦，不知放到哪里才好，就交给王文耀处理，并且说扔掉，别扎着人。
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江青的边是不能沾的。王文耀拿着这包碎瓷片也不知怎么办?不能丢，丢了江青要时拿不出来就坏了，可是不扔，她又会说你还留着干什么。王文耀想来想去，觉得还是留着好。当天晚上，王文耀就把碎瓷片埋在了十五楼门前小河边的松树下。
过了不久，据说李希凡授意人民日报社一位青年，拼揍了一张江青和的合影照片。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忽然就着这张照片说：“人家说我要当武则天、慈禧太后，我又没有她们的本事。李希凡有什么历史问题也不跟我说。”陈伯达插了一句：“你说我
要逼死他，谁还敢给你说。”江青大声说：“你造谣……我瞧不起你!”陈伯达也顶了一句：“我也瞧不起你!”这时，周总理对江青说：“你是说过的呀。”江青又和周总理对顶起来。陈伯达生气地走出会场，在走廊里转了一圈，又准备进会场，刚走到门口，周总理出来见到陈伯达说：“你还回来干什么?!”陈伯达理解周总理的意思，便转身出门，回自己的住处去了。江青说：陈伯达比谱还大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陈伯达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于当时社会上较乱，组织上出于安全着想，为他配备了一辆苏制保险吉斯车和一辆国产红旗车(这些车都属中办车队管)，当然他原来坐的那辆灰吉姆车还在。另外我们工作人员有时因工作出去办事，就临时从红旗杂志社司机班暂借一辆米的伏尔加小车用一下。陈伯达为了出去调查方便，也坐过几次伏尔加。他去工厂、学校、郊区农村时喜欢坐这辆车，不招摇显眼。较为随便，但就一样不称心，车身小，上下车特别费劲。
工作证明的格式
在一次会议上，江青对陈伯达很不客气地说：“哼，你比主席谱还大，主席才1辆车，1个厨师。你可好，用4辆车，4个厨师呀!”陈伯达当时就愣了，说：“我，我哪儿有那么多车和厨师，我怎么不知道!”他散会回来后，很不高兴地问我们，他是不是有那么多的车和厨师。我们当时听了也很吃惊。后来仔细一想，情况也不完垒错。陈伯达原来坐的是1辆吉姆车，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组织上给他配备了两辆车，1辆保险吉斯和1辆红旗车。保险吉斯车他只坐过一两次就不坐了，嫌太大，太显眼，让人退回去了。红旗车起初也说太大不愿意坐，后来换了1辆小红旗，开会时常坐。厨师，陈伯达原来住中南海迎春堂时，是不要厨师的，吃饭是工作人员到甲区的西楼特灶食堂打饭吃。1967年，因刘叔晏(陈伯达的夫人)怀疑有人爬她家的墙，让公安部的人进去查脚印，被江青知道了，被“赶出”中南海。搬到新建胡同以后，组织上给陈伯达配备了1名厨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