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的开展，在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上的禁区被逐渐打破。至1982年底有关讨论文章已有400多篇。那时，人道主义、异化是作为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在进行的。但是，进入1983年以后，却突然变成了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反党反社会主义。以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为靶子、为拐点，掀起了一场对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批判。
深圳办理港澳通行证 探讨人道主义成了“大问题”
1980年9月2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作题为《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报告，概略地谈了他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看法，并说“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是把人道主义送给了资产阶级”。该文全文刊载于中央党校主办的《探讨》杂志1981年试刊第2期。
1980年10月下旬，全国马列主义研究会主办的全国马列文艺论著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中心议题就是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10月29日《光明日报》对会议作了详细报道。周扬在听了会议情况的汇报后，比较详细地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
计数单位是什么 1982年5月12日，周扬在“文艺思想讨论会”上发表题为《一要坚持，二要发展》的讲
话，也谈到了当时讨论较多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他再次提到经济异化、政治异化和思想异化。这篇讲话经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兼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审阅，发表于6月23日《人民日报》。
时隔半年，周扬在《发扬十二大精神》一文中说：“我们要爱惜人，关心人，过去我们也批评过人道主义、人性论，有的带有很大片面性，有的是批评错了的。我们要提倡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不应不加分析一概反对或轻视。唯物主义的人性论、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总不应该不讲。而且要尊重人，尊重人的尊严。”（《人民日报》1983年1月5日） “全国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文件袋
1983年3月7日，周扬在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举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做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出席。报告由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宣读，讲了四个问题：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报告结束，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王震、邓力走到周扬面前同他握手致意，王震说：“周扬同
志，你的报告真好，我很受教益。”还问了周扬“异化”两个字的写法。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宣读他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讲话之前，他说：“周扬同志刚才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我们要向他学习。”会后，《文汇报》驻京记者即到周扬，请求周扬把这个讲话给他们报纸发表。《人民日报》当晚就发布了会议新闻，报道了周扬讲话的要点，还在新闻后面加了一句话：“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谁也不曾料到，这个报告后来却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报告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部分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木森 那么，周扬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讲的呢？
周扬首先讲了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和动因。他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我们对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曾经走过一些弯路。这和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和讨论的对象，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林彪、“四人帮”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批判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粉碎“
四人帮”后，人们迫切需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这是完全应该的。周扬说，在新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因此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乃至生产都不是目的，只有人才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周扬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时说，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对“人”的问题谈得比较多，比较集中，其中有十分精辟的见解，后期集中力量研究经济问题，对“人”的问题谈得少一些，但马克思始终关心人、重视人，主张解放全人类，在人的问题上有新的发展。只有把马克思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连贯起来研究，既看到两者的区别，又看到两者的联系，才能对马克思主义获得完整准确的了解。周扬不赞成那种认为马克思后期放弃了人道主义的看法。他赞成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直观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明确表示：“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周扬文集》第5卷第472页）
接着，周扬谈到了异化。他说，这是个辩证法的概念，唯心主义者可以用它，唯物主义者也可以用它。周扬在谈到社会主义异化时这样说：“承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他列举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
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就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以‘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用不着对这个名词大惊小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自然，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的体制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克服思想上的异化。现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不久将进行的整党，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所以，我们的改革是具有深远的意义的。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的思想，对于推动和指导当前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关于‘异化’问题，理论界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希望这个探讨能够进一步深入下去。在这个问题上，也应当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社会，最有利于人的才能的发挥；社会主义社会新型的社会关系，使每个劳动者都可以平等地受到社会尊重，当然，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或由于某些制度不完善，或由于旧意
识影响，在某些局部情况下，糟蹋人才，埋没贤能，侵犯人格尊严的情况，并不是不会发生的。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理应受到重视。我们要教育青年建立科学的价值观。把人的价值抽象化，用实现‘人的价值’来装扮自己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不足取的。应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的劳动中，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献身的奋斗中，实现人的价值，提高人的价值。”（同上第475～476页） 周扬的这些看法同他在这之前的讲法没有多大不同，同王若水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大体相近，但他强调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要联系改革的实际，推动改革的发展。
胡乔木因病住院，没有出席这个报告会。邓力及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之超向胡反映了他们对周扬报告的不同意见，胡认为事态严重。
3月10日上午，胡乔木来到周扬家中，同周扬谈他对周扬报告的意见。陪同胡乔木前来的有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贺敬之，有文坛元老夏衍以及《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
胡乔木开始说：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文章讲得比较周到。“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我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我看了一些文章，抽象化的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他的讲话大部分是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说：“人道主义中有各种糊涂
观念。我们现在提人道主义，究竟指什么？很难给人以明确概念。如果不在‘人道主义’前面加一个限制词‘社会主义’，就很容易引起误解，好像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件事。当然周扬的文章讲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没有展开讲。要展开讲。”他还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必然是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个早上全部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艰苦斗争，有时从表面上看可能不符合人道主义。……对这种事情采取什么态度？不能给人以暗示：社会主义不人道。”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被大批特批的所谓“社会主义异化论”，胡乔木在同周扬的谈话中始终一字未提。周扬还特意提醒说：“我没有讲非人道主义，我用了异化这个概念，你觉得怎样？”他还特意解释说，自己讲异化是为了说明改革的必要，强调要落实到改革，当然还强调得不够。对周扬的提醒和说明，胡乔木没有回应。
大约在这之后不久，我因《周扬文集》的事去探望周扬，顺便问起胡乔木对他的文章有何意见。周扬说：“他说‘我是个热烈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你的文章还讲得不够。’‘不够’，没关系嘛，以后再讲嘛！”
周扬觉得自己并没有“抽象地”谈论人道主义。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谈到这个问题时，我
曾对他说，不能一提“人”，就说是“抽象的人”。就讲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能说讲的是“抽象的人”吗？他点头同意。后来他的这篇文章在肯定人的价值时引用了的这句话。他不觉得自己的文章存在什么会引导人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理论探讨嘛，既然已经讲过了，《人民日报》又做了预告，他们想发就发吧。
《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和副总编王若水觉得，既然胡乔木没有指出这篇文章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些地方“不够”。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文章是理论探讨，又不是结论，发表可以不必请示。
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扬的文章，同时发表了会上四位与周扬持不同意见者讲话的综述。
这下，可惹下大祸了！
周扬：“这样做法不正派！”胡乔木：“你这是反中央！反对中央政治局！”
事后，邓力照胡乔木的指示，向中央书记处呈报了《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说：“在这件事情上，秦川同志负有重要责任。
但是从全过程来看，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这次他帮助周扬同志起草报告稿，实际上把他近年来一直宣扬的基本观点都写进稿子里了。《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讨论时，当面听了乔木同志批评和要修改后再发表的王若水同志，不仅没有提醒此事应请示乔木同志，要慎重处理，而且‘欣然同意’全文发表。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使他一直宣扬的观点成为权威性观点，扩大它的影响。我们认为，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王若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报告提出了三点处理意见：一、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不同意见的讨论。周扬同志的文章既然已经全文发表，学术讨论会上持有不同观点的文章，也应陆续在报纸上全文发表。同时准备组织力量，对这一问题进行马列主义的阐述。二、对《人民日报》编辑部进行必要的调整。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另行分配工作。三、周扬同志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提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其言，不作修改。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但其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对周扬同志在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的态度。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的“申辩信”（局部）
这个报告中央书记处没有批准下发，因为提出报告应与被批评的人见面，核对事实。
xxl是多大号 3月21日，根据的意见，在中南海中宣部的一个小会议室，开了一个核对事实的见面会。会议由胡乔木主持，参加人有邓力、周扬、秦川、郁文、贺敬之、王若水。
在邓力宣读报告后，胡乔木说：“人道主义有许多问题讲不通。尽管我们在实践上有许多错误（不算‘文化大革命’），还是实行人道主义的。但为何建国以来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所以，我们对周扬同志文章不满足，没有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有几句话，但不够。否则，我何必如此认真地赶去谈？”
周扬看过报告很激动，跟胡乔木争执起来。周扬说：3月10日乔木的谈话并没有说他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相反是同意了的。只是说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后发表。为什么发表成为大错误呢？胡乔木说，他没有说过周扬的文章可以发表。周扬：“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胡乔木：“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你这是反中央！”周扬：“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胡乔木：“你这是反对中央政治局！”周扬：“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紧张。周扬和胡乔木都是秦川的老领导，他赶紧出来打圆场，讲了几句调解的话，气氛才缓和下来。
张恒和郑爽潮流婚纱（参见秦川：《1983年“清污”运动追忆》，徐庆全：《与秦川谈周扬》，《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他们都同意查当天的记录。郁文说，他当时做了记录，对照记录稿，胡乔木说过不要发表。王若水也念了他的记录，胡乔木是这样说的：“周扬同志年高德劭，年老体弱，两样都有，是否可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索性将文章中没有涉及、没有说清楚的地方说清楚，然后出单行本。（周：报纸说要发表呢？）那没关系。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是否在前面加一个说明。”胡乔木听了王若水的记录后表示：“你的记录是忠实的。我那样说，是因为人要讲礼貌。”胡乔木接着说：“这里有很大的斗争。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承认，我们不能同意。（王若水插话：周扬同志文章讲到了这一点。）是讲了，但重点不在这里。”周扬：“我想落实在改革上，也许我是错的。结合改革难道不是联系实际吗？”（王若水：《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30～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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