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延;韦佳佳
【摘 要】基于1996-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休闲经济研究中心关于北京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调查数据,发现这20年居民休闲时间不平等现象与不同受教育程度体的休闲时间差异有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时间越长,休闲时间越短;受教育程度越低,工作时间越短,休闲时间越长.体间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带来时间经济价值的不同,从而导致休闲时间的不平等以及收入的不平等,而收入的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休闲时间的不平等.另外,受教育程度低体的休闲时间主要来自于无业体的非自愿休闲,从而拉大了不同受教育程度体休闲时间的差距.
【期刊名称】《北京社会科学》
【年(卷),期】2017(000)009
【总页数】11页(P4-14)
【关键词】休闲时间;不平等;受教育程度
【作 者】王琪延;韦佳佳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 北京100059;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 北京100059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C913
随着中国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社会劳动时间大幅缩短，加之休假制度的改革，国民制度约束性休闲时间不断增加。在这一背景下，呈现出“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与“富人越来越忙，穷人越来越闲”并存的有趣现象。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居民收入的贫富差距，同时也体现了休闲时间的不平等。然而，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不平等问题时，通常会忽略休闲时间这一重要变量。事实上，时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一天仅有24小时。一个人选择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不仅与个人偏好有关，同时也受到自身经济决策影响。古典劳动供给模型给出了向后弯的劳动供给曲线，当工资率水平较低时，休闲时间的替代效应强于收入效应，人们选择增加工作时间，减少休闲时间；当工资率水平足够高时，休闲时间的收入效应占据主导，人们减少工作时间选择休闲。从这一视角看，选择工作多长时间以及花费
多少时间进行休闲是一种经济决策行为。因此，休闲时间不平等会伴随着收入的不平等而出现，研究不平等问题不能忽略休闲时间这一重要变量。我们借助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休闲经济研究中心1996-2016年北京生活时间分配调查数据，对北京市这20年存在的休闲时间不平等现象进行探讨，实证分析影响休闲时间不平等的因素，再从社会经济学角度对实证结果进行解释。
北京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调查每5年进行一次，调查方法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调查问卷为自填式结构型问卷，调查问卷由被调查者亲自填写，均为真实意愿的表达。调查数据真实、客观、准确。问卷分为两部分：“社会生活基本调查问卷I”和“社会生活基本调查问卷Ⅱ”。“社会生活基本调查问卷I”调查了北京市居民的个人基本信息，如年龄、性别、职业等23个问题。“社会生活基本调查问卷Ⅱ”又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北京市居民参与的活动情况，有5个大问题；第二部分为生活时间分配记录表，记录了北京市居民一天的生活活动时间分配，每10分钟为一个记录单位，共144个单位，总计24小时。从调查问卷中选取了与休闲时间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样本结构见表1。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伴随着不同程度的休闲时间不平等现象。休闲时间的不平等反映了社会
阶级地位以及收入的不平等。[1]在农耕时代，随着社会性生产剩余的出现，产生了参与直接生产的人跟借由社会剩余而寄生的特权阶级的阶层分化现象。[2],[3](P1-15)特权阶级不愿意也不需要参与直接生产，有闲成为特权阶级的象征，休闲时间的不平等反映了阶级地位的不平等。到了工业革命时期，依靠工业起家的人们迅速取代了依靠土地发家的贵族阶层，成为富裕阶层主体。为了攫取更多利润，资本家必须减少用于休闲活动的时间而努力工作，此时资产阶层显示自身社会地位的象征不再是有闲，而是进行资本的炫耀性消费。[4]休闲时间的不平等反映了收入的不平等。时到如今，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体依靠的不仅仅是资本，更是人力资本。1965-2003年美国时间分配调查(ATUS)数据表明，受教育程度低体的休闲时间趋于增加，平均每周增加9小时，而受教育程度高体的休闲时间并没有显著的增加。1965年低学历体工作时间要长于高学历体，但到了2003年这一现象出现了逆转，高学历体的工作时间要显著长于低学历体。[5](P969-1006),[6](P57-64),[7]休闲时间的不平等反映了人力资本的差异以及收入的不平等。另外，相比于受教育程度低体的被迫休闲，部分高收入体把工作视为一种休闲，会激励他们工作更长的时间。[8](P207-213),[9-10]
假设有一系列的商品，c1,c2,…,cN。根据Becker(1965)，[11]商品的生产需要综合运用时
间hN和市场商品xN来达成，即cN=f(hN,xN)。例如，一顿晚饭，需要食材、购买食材所花费的时间、做晚饭以及吃饭时间。在电视上观看一场球赛，它的投入则是购买的电视频道服务以及观看球赛的时间。由时间相对价值与产品相对成本的变化所引起的时间与产品投入系数的变动被定义为两者之间的替代弹性。家庭生产活动的时间与产品的替代弹性较强，而休闲活动的替代弹性相对较小。[12]在上述例子中，由于可以通过订购外卖来替代做饭，因此做晚饭为家务劳动；但看电视需要自身参与感受，不能通过购买其他市场服务来替代完成，因此看电视活动为休闲活动。从这一角度看，选择工作还是休闲，不仅与自身偏好有关，同时也受到时间经济价值与投入的商品成本有关。
接下来引入时间分配模型(Aguiar、Hurst，2009)[5]探讨人们是如何在工作和休闲之间进行决策的。
假设有两种消费品c1和c2。这两种商品需要投入市场商品x1和x2，以及时间h1和h2。假定产品c1在时间和市场产品间的替代弹性强，为某一家务劳动；c2的替代弹性较弱，为某一闲暇活动。用如下CES生产函数来表示这两种商品的生产。
北京时间不到点阅读答案两种商品所带来的效用用式子(2)来表示。
U=δlnc1+(1-δ)lnc2
式子(3)和式子(4)分别为产品c1和c2的单位成本公式。其中，p1、p2为产品的价格，w为市场工资。
个人决策问题就转化为如下模型。
规定时间约束，h1+h2+L=1，其中L为工作时间。
得到(5)式的极大化均衡条件如式子(6)所示。
根据(5)式的预算约束，可以得到，。再由Shephard引理，得到式子(7)和(8)。
由式子(7)，家务劳动投入的时间随着工资的增加而减少，随着商品成本的增加而增加。由式子(8)，休闲活动投入的时间随着工资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商品成本的增加而减少。接下来考虑三种情形来探讨家务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分配是如何影响工作时间的。
情形Ⅰ：σ>1,η=1。
在这种情形下，由(8)式，h2恒为常数。因此，当工资率提高或市场商品成本降低时，家务劳动时间减少，由L=1-h1-h2，工作时间得以增加。(9)式为劳动力供给弹性系数。由于σ>1，因此弹性系数大于0。工资的增加或者市场商品成本的降低会产生正的劳动力供给弹性系数，劳动力供给增加，工作时间增加。
情形Ⅱ：σ=1,η<1。
同样的，在这种情形下，h1为常数。当工资率降低或市场商品成本增加时，休闲时间减少，从而工作时间增加。(10)式为劳动力供给弹性系数。由于η<1，因此，弹性系数为负。工资的增加或者生产休闲产品的市场商品成本的降低，会使得市场劳动力供给减少，工作时间减少。
情形Ⅲ：σ>1,η<1。
对于一般情形，工资和市场商品价格对工作时间的影响则要取决于参数σ、η的值。对于时间经济价值高的体，σ的影响大于η的影响，因此工资水平提高，他们会选择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家务劳动时间。对于时间经济价值低的体，工资水平提高，他们会选择减少工
作时间增加休闲时间。时间经济价值的差异会导致休闲时间的不平等和工作时间的不平等。
1.休闲时间不平等描述
图1为休闲时间密度分布图。与其他年份相比，2016年休闲时间分布曲线更为平坦，在两端呈现厚尾趋势。整体来看，从2006年到2016年，休闲时间分布愈加分散，反映出休闲时间不平等程度越来越显著。
进一步计算休闲时间不平等程度。休闲时间不平等程度通过计算休闲时间的90分位数与10分位数的比值、基尼系数获得。2016年休闲时间的90分位数与10分位数比值为6.32，即休闲时间排名在前10%体的休闲时间是排名在后10%体休闲时间的六倍之多，差异悬殊。该比值是1996年比值的两倍，说明休闲时间的贫富差距在逐渐增加。基尼系数数值从0到100，数值越大表示休闲时间的分布越分散，其中数值0对应休闲时间完全平等，数值100对应休闲时间完全不平等。除了2011年外，休闲时间的基尼系数呈渐增趋势，2016年基尼系数为34.71%，比1996年高了10个百分点，进一步说明休闲时间不平等现象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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