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代的诗人有哪些
白居易的诗有哪些中唐诗人：
柳宗元、孟郊、韩愈、白居易、卢纶、李贺、李益、刘禹锡、贾岛、张继、韦应物、李坤元、稹张祜、杜秋娘、张 籍、戴叔伦、顾 况
初唐诗人：
骆宾王、王勃、卢照邻、宋之问、杜审言、杨炯、陈子昂、沈全期、王绩、李世民
盛唐诗人：
李白、杜甫、张九龄、王维、孟浩然、皇甫冉、王昌龄、贺知章、王之涣、李颀、崔颢、顾况、元结、刘长卿、岑参、邱为、高适、祖咏、王翰、钱起、綦毋潜、常建
晚唐诗人：
李商隐、温庭筠、杜牧、陈陶、马戴、杜荀鹤
中唐诗歌特点
秉承着杜甫乐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中唐早期的诗人元结、 頋况、戎昱和戴叔伦等人继续在诗歌中貶斥朝廷官吏，关注民生 疾苦。
继盛唐的王维和孟浩然之后，中唐的山水诗派主要诗人有刘长 卿、韦应物等。
边塞诗的传统仍在延续，代表诗人为李益、卢纶等。
大历十才子的诗歌大多数是唱和、应制之作。歌颂升平，吟咏 山水，称道隐遠是他们诗歌的基本主题。
在白居易的率领下，中唐的新乐府运动如火如荼。主要诗人还 有元稹、张箝、王建等。
韩愈、盂郊、贾岛、卢仝等人别为一派，作诗以奇绝险怪为傲， 但是也带来了以文为诗，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
在元白派和韩孟派之外，刘禹锡、柳宗元也是中唐时代优秀的诗人。
李贺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诗人，在我国诗歌史上他也是 异军突起、独树一帜的天才诗人。
【拓展延伸】
从唐传奇看中唐诗人的情感特征
中唐贞元时期的诗人具有特殊的情感特征。这一时期的文人们一方面渴望改革弊政，振兴朝纲，使唐帝国中兴。于是产生了以诗歌讽喻朝政的艺术传统，白居易、元稹等人写了大量的讽喻诗，以图干预政事。另一方经历了安史之乱，中唐帝国走了下坡路，诗人们的内心有了伤痛，便不再高歌理想，即便通过改革朝政也无法恢复盛世的强盛图景。加之中唐的党争之祸浇灭了有识之士的政治热情。诗人们既然不能够通过建立功业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于是逐渐由追求外在的功业转而追求内在的情感体验，由此产生了大量关于爱情的作品。在诗歌中有《长恨歌》、《琵琶行》、《悼亡诗》等，在小说中更有大量描写爱情的传奇。在这些爱情传奇小说可以集中反映中唐诗人独特的情感特征，即注重非理性、非道德、内倾化的情感体验。
一、注重感性，排除理性
唐人小说诗人中的爱情往往是非理性的，不需要进行理性的逻辑价值判断，直接通过直觉
做出某种行为。因为不需要进行思考和判断，所以这种感性地、受直觉支配的感情往往能够在一瞬间形成，并且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再改变。这种感情具有主观性，是一种主体情感自觉的表现，是小说中主人公个体的情感表现，所以需要排斥功利性的价值判断。而这种非理性的爱情具有盲目性、痴迷性的特征，与功利目的无关，甚至可以为情牺牲一切。
真正的爱情具有一种感性特征，表现在外首先就是一种盲目性和痴迷性。盲目性是指爱情中的主人公往往会受到异性某一种特征的吸引，从而忽视其他方面。而痴迷性就是指，爱情的盲目性更进一步发展，以至于忽视其他人的建议，一意孤行，以至于丧失了理智。唐人小说中的很多爱情故事都带有这种盲目性和痴迷性。
唐人小说中爱情的建立往往不外乎两种因素，外在的才貌吸引。最能代表这种爱情的故事莫过于《霍小玉传》。霍小玉和李益初次见面的时候就建立在才貌相兼的吸引上：
玉乃低鬟微笑，细语曰：“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岂能无貌？”生遂连起拜曰：“小娘子爱才，鄙夫重。两好相映，才貌相兼。”
在封建时代，青年男女没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所以只能凭借第一印象判断爱情。有时候爱
情的产生更加盲目和无法解释。如《任氏鳌贰Ｔ谡獠啃∷抵校男主人公郑子爱上了美丽的任氏。仅仅因为她的美貌，就可以忽略任氏身属教坊的低等社会地位，甚至异类狐精的身份。
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郑子连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面，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郑子曰：“虽知之，何患？”对曰：“事可愧耻。难施面目。”郑子曰：“勤想如是，忍相弃乎？”对曰：“安敢弃也，惧公之见恶耳。”郑子发誓，词旨益切。任氏乃回眸去扇，光彩艳丽如初，谓郑子曰：“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识耳，无独怪也。”
此时，郑子已经知道了任氏的狐精身份，不仅不恐惧，甚至主动追求，就是因为任氏“容姝丽”。爱之心胜过了一切，使郑子盲目地爱上了任氏。即便郑子无钱无势一无所有，而任氏也毫不计较，甘为外室情人，屡次帮助郑子，甚至“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这一切行为仅仅也是出于郑子对她的盲目的肯定和爱。
正是因为唐人小说中的爱情具有盲目性、纯粹性，甚至能够为爱情牺牲一切，所以才看出唐人小说中描写的爱情更加复合爱情的本质，更加具有感性彩，是主人公个体的独特的情感体验。
二、注重感情，突破道德束缚
唐人小说中爱情的感性特征不仅表现在排除了理智因素，而且还表现在不受道德观念的约束上。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所提倡的道德观念要求情感的表达要温柔敦厚，符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思想，情感要“中正平和”，“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也就是说情感要用礼义加以节制，不能过分。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意思是：快乐不是没有节制的，悲哀却不至于过于悲伤。这是孔子在《论语八佾》一篇中，这样评价《诗经关雎》的诗教观。孔子的诗教观固然有其春秋时代恢复周礼的思想背景，此后也一直被奉为国家官方统治思想，然而在思想活跃开放的唐代，这种官方思想似乎再不能作为统治思想，而束缚社会各阶层中作为独立存在的生命个体的人了。所以唐代爱情小说中的情感是感性的，摆脱了理性思考，不再受礼教规范的节制，变得更为大胆、开放、也更符合人性了。
与《诗经关雎》不同，唐代爱情小说中人物的情感热烈奔放，大胆追求自己所想，是付出行动的感情。相比之下，传统儒家思想中要求感情表达不能外露，要含蓄中庸。如孔子赞赏《关雎》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斥责郑卫之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如《狡童》、《子衿》、《将仲子》、《伯兮》、《溱洧》
等。就是因为郑卫之声多为大胆直露追求爱情的情歌，不符合孔子温柔敦厚之说。而能体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美学观的`《关雎》，恰恰讲述了一种没有付诸行动的爱情。无论诗中男主人公如何辗转反思，日思夜想，也是行动的矮子。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d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整首诗都在讲述一个青年男子对所爱慕女子的相思之情，以至于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无论“琴瑟友之”，还是“钟鼓乐之”，都是这个男子心中的幻想，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任何实际的追求行为，没有任何逾越礼义的行动，他的心中所想，也符合礼义的节制。这种没有行动的爱情表达非常符合封建儒家思想的规范，因此被奉为圭臬。
而唐传奇中的爱情往往都付诸实际行动。如《离魂记》中张倩娘与表兄王宙从小相爱，当他们的爱情受到封建家长的阻挠时，倩娘并没有仅限于闺中伤春悲秋怨天尤人，而是离开
家庭，主动私奔王宙。尽管结尾采用了浪漫主义手法，用幻想中的身魂分离解释倩娘的私奔行为。但这正好说明了一个拥有自由灵魂的人可以为了爱情做出多么大胆的行为。再如《莺莺传》中的崔莺莺作为闺阁小，却能够突破自身礼教约束，月下私会张生。此外如《飞烟传》、《柳氏传》等都是如此，女主人公都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对真挚爱情的大胆追求。  不仅如此，而且即便是公子世子进行猎艳，往往也赤裸裸不加掩饰，甚至把这种行为当成一种风流韵事加以炫耀。如《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是个轻薄浪子，正如小说中所引“小娘子爱才，鄙夫重，两好相映，才貌相兼”（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齐鲁书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2页）。他对霍小玉的感情是建立在貌基础上的。虽有中宵之夜，“引谕山河，指诚日月”的誓言，但面对现实中的婚姻时仍然毫不犹豫地遵从母命，牺牲了霍小玉的爱情，甚至“寂不知闻，欲断其望”。
这些故事都说明男女情爱的问题，在社会上风气比较开放。可见，唐传奇中关于男女情爱的故事已经很少收到传统礼教地影响了。青年男女追求爱情付出行动，敢作敢为。甚至在唐人小说中，关于艳遇和婚外情的故事比比皆是。如《任氏传》、《李章武传》、《飞烟传》等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正恰恰说明，在思想观念中唐代文人将婚姻和爱情分开，从而更加追求纯粹的爱情。这种爱情脱离了现实中婚姻门阀制度的限制，脱离了社会
等级的约束，更加从心而发，更加符合个体追求的情欲需求。
三、注重内倾化，而非求诸外
真正的情感不仅仅排斥理性和不受道德观念约束的特征，而且还具有内倾化，非求诸外的特点追求。这种内倾化是指一种自我的情感满足，不受外界观念的干扰，而且不需要外界的肯定，甚至趋向于某一种程度的痴迷状态。唐人小说就具有这种情感特征。
如唐人小说中的一个故事《催护》。催护举进士不中，偶遇城南女子，两厢属意。第二年清明复往扣门，门内无人，便题了一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t；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数日之后，催护再去城南，却发现女子“及归，见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这是一个因情而死，又因情而生的故事。虽然故事的题目为催护，但显然情感的主角是这位女子。女子爱上催护，不顾老父只有一女，因相思和错过的遗憾而亡。这显然是对内心真正情感的一种尊重和持守，只能顾及自我情感的满足，而无法估计外界的其他因素，更是一种对感情的极致的痴迷。值得注意的是，与明代传奇《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不同，催护故事中城南女子的因情而死，并不是因为外界封建礼教的阻挠，纯粹是因为对
感情的求而不得。而催护到来，女子因此复活。这就用浪漫主义的方式更加说明唐人小说中浓厚深情的情感因素。这种情感只诉诸主人公内心，与外界一切信息无关，体现出一种非求诸外的特点。
与此类似的另一则故事是《流红记》。在这一故事中，这种内倾化，非求诸外的特点更加鲜明。《流红记》写儒生偶然拾到一枚从皇宫中顺着流水飘来的一片红叶，上面写着宫中女子题的一首诗：“流水何太急，宫中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这位儒生因此思念，精神损耗。旁边的朋友都笑他愚蠢，从现实角度劝他：
子何愚如是也！彼书之者，无意于子。子偶得之，何置念如此？子虽思爱之勤，帝禁深宫，子虽有羽翼，莫敢往也。子之愚，又可笑也。
可是他却毫不为动，认为：“人苟有志，天必从人愿”，于是回诗一首，仍然顺着流水传入宫内，希望题诗女子能够看到。后来机缘巧合，宫中有女子因罪被遣出宫，于v的朋友做媒，促成二人婚姻，才发现原来这位宫女就是在红叶上题诗的人。在这一故事中，儒生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听从朋友现实角度的劝诫，不再心存幻想，还是依从自己的内心情感指向，痴心不改。很显然，这位儒生听从的是自己的内心，而不受到外界的影响。也因此借御沟
流水回诗，才有机会与宫中的女子借诗传情。至于后来宫中女子竟然收到了儒生的题诗，出宫后竟然能够在冥冥当中嫁给儒生，都具有浪漫主义的因素。这种浪漫主义因素也是内心情感指向的外化，而不受外界现实干扰的。此外还有很多唐人小说都体现出来这种内倾化，非求诸外的特点，如《裴航》、《定婚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