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舆情信息中心 王国华 曾润喜
2009年7月4日
一、近期网络热点事件的外在表现
1、 网络成为人们发布论点的主要平台。
（1）互联网逐渐成为反映民意的主要渠道。
网络作为新兴的第四媒体有它独特的优势：报道及时、零传播成本、多媒体等等。因特网从1993年对公众开放，到拥有上亿数量的用户只花了几年时间。网络作为新的信息传播的载体，缩短了各个主体、各种形式之间的差异，这种交互式传播媒体的出现，使得传播者与受
众之间的传统的相互关系正面临巨大的变化。
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表示：“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做事情、做决策，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众的意见，集中人民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以前，调查民意不外乎就是座谈会、到基层做一些调研等，这对民意的表达是比较被动的。例如通过各种征求意见、座谈会，只有组织安排才有机会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有了互联网以后，技术的飞跃从根本上拓宽了民意征集的渠道，民意的表达也是从被动走向了主动，网络成为民意表达的一个重要渠道。
（2）互联网逐渐从虚拟到现实，网民从说到做。
从家乐福事件到邓玉娇案再到杭州飚车案，这些“公共事件”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除了现场参与的民众外，还有千万里外各个角落数量更为庞大的体，在第一时间围观和议论，即中国日益壮大的网络族。
蛊惑专家
通过新开发的各种中外网络媒体，骚乱现场的情况通过文字、照片、视频等方式几乎在互联网同步直播，在总人数已突破3亿网民的中国，任何一刻在线关注的人可能都有上百万。他们交换信息，议论事件，形成了最直接和有力的公共舆论。
《瞭望》新闻周刊于2009年6月1日一期警告，一呼百万应的“网络体事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大量众对政府的看法发生某种根本性的改变”；更值得注意的是，网民互动已经从以往的“说说就罢”，演变为“从说到做”——从虚拟世界的参与投入现实社会的行动中。
（3）互联网舆论监督功能真正变实、变硬、变强。
不久前，网民从权威部门获知：被网民监督到“抽天价烟”、“戴天价表”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被“双开”。周久耕的有关犯罪问题及线索，现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这只是2008年以来一系列网络舆论监督成功案例中的一个。此外还有“封口费”事件、深圳“猥亵门”事件、公务员“出国考察门”事件……这些事件都因为网络监督而发生了急剧转向，问题解决进入了快速道。
网络舆论监督向人们展示了从未有过的力量。2009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在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表示：网络是表达社情民意的很好平台，它在社会监督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应提倡利用网络这种先进的传播工具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并认为，今后，互联网在舆论监督方面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网络使普通百姓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打破了所谓精英阶层对媒体话语权的垄断。传统媒体上出现的“舆论”，多是知名人士的言论或媒体自身的意见，普通百姓的观点难得一见。而网络公共论坛(BBS)、新闻反馈板块及聊天室的出现，则为普通百姓提供了一个无限宽广的话语平台，任何一个会打字的人，只要拥有一台连通网络的电脑，就可以顺利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9年1月发布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普及率达到22.6%，继2008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之后，中国的互联网普及再次实现飞跃，赶上并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正因为互联网具有广泛的众基础，因此网络舆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意。
其次，网络舆论具有良好的交互性、传播速度极快。它将传统媒体与受众的传播关系转变为双向或多向互动的传播关系，做到人与人之间的实时相互交流，顺利实现意见的交流和自由碰撞，并最终促成舆论的形成。网络在传播速度上远远超过传统媒体，它是以分秒来计算的，网络在时效性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舆论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不间断变化的过程，而网络却能从始至终地反映这种变化，舆论监督的广度和力度也就随之提高
最后，公众的意愿和看法可以更真实、充分地表达。传统媒体对民情、民意一般都有个加工、筛选的“把关”程序，有时一些第一手的舆论、呼声得不到传达，而互联网取消了这道“把关工序”。同时，网络的匿名功能使得网民在表达个人意见时不必有所顾忌、有所担忧。这种“无记名投票”式的宽松、自由环境，便于人们畅所欲言、直抒胸臆。
由此可见，对于舆论的形成，网络具有传统媒体无可匹敌的优势，称得上“符合舆论民主的传播形式”。同时，网络舆论作为“原生态”的公众意见，真实反映了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从而使舆论的强大精神力量对国家权力和公共事务进行有力监督。
2、网络成为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网络时代真正到来。
（1）网络主体的构成开始出现嬗变。 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普及率达到22.6%，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网民规模较2007年增长8800万人，年增长率为41.9%。中国网民规模依然保持快速增长之势，其中农村网民规模增长迅速，达到8460万人，较2007年增长60.8%，增速远远超过城镇（35.6%）。此外，截至2008年，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达到1.176亿人。作为用户自创内容的重要应用，博客自诞生以来，一直保持快速的增长势头，截至2008年底，中国博客作者已经达到16200万人。
从网民构成结构上看，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网民性别上接近现实人比例。《中国统计年鉴（2008）》显示：2007年底，中国居民的男女性别比为51.5：48.5。与2007年相比，中国网民性别结构进一步优化，网民性别结构趋近于总人口中的性别结构。二是网民年龄实现了从年轻人作为单一组成部分到低中高龄网民相结合的年龄结构转变。2008年40岁及以上网民所占比重略高于2007年。近年来网民中高龄体比例不断上升，增长率已经超过了网民总体的增长速度，显现了我国网民结构在年龄上不断优化的趋势。三是从学历上看，互联网日益向低学历人口普及。与2007年相比，2008年网民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进一步下降，高中、初中学历所占比重继续提升，逐渐与现实人的学历构成比例靠近。
四是从网民的职业构成来看，也呈现出职业多元化的特征，覆盖了绝大多数职业。如学生、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者、企业公司管理者、职员、专业技术人员等文职人员以及农民、产业服务业工人以及无业人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网络行为主体越来越接近现实社会的行为主体，因而网络上所反映的出来的民意，也可以近似地看作是社会民意。
（2）网络议题开始由生活化和娱乐化向政治化合社会化转变。
由于网络技术的“去中心化”、双向互动性、开放性等特征，消解了对信息的控制权。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用户可以任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交流，也可以提出话题，这一切都是不受限制的。因此网络民意的涉及的议题具有空前广泛性。今年两会期间，各大网站推出“有问题问总理”专栏，一时间公众就各种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不仅涉及了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如物价、养老保险等，而且还涉及到了一些国家事务，如奥运会、反腐败等，议题明显呈现出多样性。
从之前的“很黄很暴力”的门事件；跑车撞死行人的“70码”事件；“29岁市长事件”、“邓玉
娇案”、“为谁说话事件”、“石首事件”……从以上列举的话题中，我们不难看出，网民们关注的话题不再是以单纯的娱乐、八卦为主，而是以关注社会、政治为主。同时，网民们更关注事件背后及其政府处理问题的态度、能力与方式。
二、近期网络热点事件多发的原因
1、网络热点事情多发拥有厚重的生存土壤。
（1）社会矛盾集聚。
A.利益集团冲突
一旦社会出现某一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强力影响乃至操纵政策，其后果一定是严重的。它会严重地破坏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与正义性，政策成为精英、有钱人的工具，可使其利益合法化，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并极有可能出现权贵政治。民众对政府失去基本的信任，政府也就失去合法性，其结果会造成社会严重的对立，社会陷入冲突泥坑。
赵俊臣在《邓玉娇何以成为中华民族英雄？》中指出，我们的社会特别需要象邓玉娇式的英雄。这是因为，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社会的转折关头：严重不公平，官员贪污腐化堕落成风，弱势体生活艰难并常常遭受官商勾结欺凌，小老百姓无处无法维护自己权利，郁结于心头的愤慨需要有一个英雄人物来发泄，来崇拜，来敬仰！邓玉娇的出现，她面对强暴不就范、不屈服、英勇反抗的行为，正好满足了所有这些要求。老百姓在感动弱女子邓玉娇英雄事迹的同时，也就自然而然把她当成了当代英雄！
B.干关系紧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干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特别是在农村，这种紧张情况尤为明显。干关系是否密切、是否处理得当，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政权基础的巩固，直接关系到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狠抓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使一度紧张的干关系逐步趋于缓和，但少数地方的农民仍然屡屡上访，甚至引发流血案件.究其原因，主要是乡村干部在执行公务中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使矛盾不断积压、扩大、激化。另外，个别干部不廉洁、损公肥私、办事不公、拉帮结派、优亲厚友等也是诱发众上访的原因。
（2）社会信任度减弱。
A. 民众对基层政府失去信任
从瓮安事件到石首事件的一年间，国内还发生了许多体事件，被媒体披露的、比较有名的就有云南孟连7.19事件，陕西府谷县7.5警民抢尸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等。与瓮安、石首事件一样，这些体事件发生，都是因偶然因素引起，突发性极强；没有明确的组织者，不到磋商对象，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基层政府公信力缺失，众不相信当地政府，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在发泄过程中通过手机短信、网络传播信息、利用民众盲从的体心理散布谣言，蛊惑更多民众参与，甚至做出对政府机关和其他设施进行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 闵良臣在《逯军能不能向百姓有个交待》中从多方面对“为谁说话”进行了批判。 作为一个“百姓政府”的官员，逯军却肆无忌惮地将党与老百姓对立起来，公开反对替百姓说话。人们不禁要质疑，在逯军走上领导岗位之后的所思所为，甚至其领导岗位的获得是否是以一直不替百姓说话为前提的，因而之后也更加不赞成乃至反对替百姓说话。在《都说逯军“讲实话”，你说可怕不可怕》中，逯军的言论反映出在现实中国，只要是官员、只要是在体制内，
都不应该而且也不能“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而目前，有无数的网民对政府官员和各级政府失去信任，他们今后更不相信官员乃至政府是替百姓说话的，而这种失信意识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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