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鲁迅的一生都与书密切相连。他在读书、搜书、写书、编书、校书等过程中，与书结缘。检视鲁迅留下的数量非常庞大的书话不难发现，鲁迅以其远见与风姿，卓然屹立于现代文坛书林。他的书话属于别样的世界。鲁迅书话的体例、格调既熔铸古今，又自成体系。更为重要的，鲁迅书话体现出其独特的阅读趣味、思想取径及文化取向。书话是观照作家精神生成的文化根须的重要通道，在此意义上，以书话为镜可以窥见鲁迅如何成为鲁迅的某些密码。
大凡作家，首先是读书人。读书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书是他们写作的摆渡。换言之，有书就会有读书人，有读书人就会有书话。只要书籍不消失，书话就不会消失；只要读书人还在，书话就会存在。既然书是人类文化最主要的载体，书话自然就与人类文化、思想相始终。读书人、爱书人读有所思、读有所得，形成文字，这种浩瀚无垠的写作就构成了文学生成、滋长的土壤。而书话则是文学伸入文化土壤中的根须。所以，作家们留下的或多或少的书话，自然是观察其人、其学、其文的极重要的路径，是探寻作家作品生成的精神根脉、文化谱系的重要依凭。鲁迅的一生都与书密切相联，“书生活”几乎是他最重要的生活侧面。他在读书、搜书、写书、编书、校书等过程中，与书结缘。纵观鲁迅所有创作，即使不包括那些与书有着或多或少关联的小说，仅谈书论艺的文字数量就已经非常可观了。在以往研究界，一般所谓的现代书话家体多以周作人、郑振铎、阿英、唐弢等一脉为主，较
明道资料
少有人把鲁迅视作书话家。然而，事实上鲁迅的书话属于别样的世界。如果我们检视鲁迅的创作不难发现，鲁迅的书话以其远见与风姿，卓然屹立于现代文坛书林，成为百年中国书话史上独异的存在。鲁迅书话的体例、格调既熔铸古今，又自成体系。不仅如此，鲁迅书话背后还体现出其独特的阅读趣味、思想取径及文化取向。既然书话是观照作家作品精神生成的文化根须的重要路径，那么在此意义上，以书话为镜，我们可以窥见鲁迅如何成为鲁迅的某些精神密码。最早出现“鲁迅书话”一词是在1937年。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时候，阿英发表了《鲁迅书话》组文。时至1948年，唐弢先后发表《鲁迅书话拾零》《鲁迅书话六章》等。需要指出，这个时候所谓的“鲁迅书话”是书话鲁迅之意，即用书话的形式漫谈鲁迅及其作品。1976年，张能耿、黄中海著有一书《鲁迅书话》，此书为《杭州文艺通讯》内部印刷。此书仍取书话鲁迅的意思。直到1980年代中期，书话整理出版的热潮渐起，因钟叔河编《知堂书话》而兴起了整理现代作家书话的潮流。于是，此后孙郁编《鲁迅书话》(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朱正编《鲁迅书话》(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林贤治编注《鲁迅：刀边书话》(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以及朱正编《鲁迅书话》(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等，相继问世。这几部所谓的“鲁迅书话”，已经和阿英1937年的组文取义完全不同了，即指对鲁迅所留下来的书话文字的整理汇聚。而本文所说的“鲁迅书话”，即是此意。以鲁迅书话为主要考察对象，书话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研究对象，更是一个研究思路、观察角度。是故，以书话为方法重新进入鲁迅研究，或可走近鲁迅。
一鲁迅书话的体例
鲁迅书话的体例颇富古风，但绝无陈腐之气，而是深蕴着现代的尖锐与先锋。大致看来，鲁迅书话从体例上讲主要包括如下几种形式。1．序(题)跋式鲁迅的序(题)跋式书话涵盖内容非常广泛，从中国古书到外国书籍、从翻译外籍到辑校古本、从绍介同人作品到品评自己所著等，都有涉及。关于西书译书类的，如《〈月界旅行〉辩言》《〈域外小说集〉序言》等；关于同时代人的，如《萧红作〈生死场〉序》《白莽作〈孩儿塔〉序》《〈呐喊〉自序》等。单就辑校古本的书话，如《〈志林〉序》《〈广林〉序》《〈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云谷杂记〉跋》《〈嵇康集〉跋》等，内容就包括所题跋对象的版本、内容简介、校勘情况、版本流变，以及刊刻时代的某些特点，等等。鲁迅在《题〈淞隐续录〉残本》中介绍版本时说：“自序云十二卷，然四卷以后即不著卷数，盖终亦未全也。”在介绍版本流变与比较时说：“光绪癸巳排印本《淞滨琐话》亦十二卷，亦丁亥中元后三日序，与此序数语不同，内容大致如一；惟十七则为此本所无，实一书尔。”《〈鲍远明集〉校记》《虞预〈晋书〉序》等也同样涉及版本介绍以及版本流变等问题。鲁迅还会谈及刊刻时代的某些特点，如《题〈风筝误〉》说，“画人金桂，字蟾香，与吴友如同时，画法亦相类，当时石印绣像或全图小说甚多，其作风大率如此”；又如《〈北平笺谱〉序》：“宋人刻本，则由今所见医书佛典，时有图形；或以辨物，或以起信，图史之体具矣。”由此类书话可见，鲁迅对传统题跋形式之娴熟，体认如此
自然而贴切。要言不烦的评点介绍，足见鲁迅对传统旧学的敏锐。2．目录式目录式书话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作家(包括鲁迅本人)作品的简介和概述，如《〈且介亭杂文〉附记》《“连环图画”辩护》
等。《〈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关于作者的说明》则概括了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六位日本作家的基本情况和作品特点，如称“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而菊池宽的作品“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等。《〈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则介绍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并对该选集所选取的二十一幅版画作品逐一进行评介。第二种是中国古书目录的抄录，比较典型的是《关于小说目录两件》。该文抄有“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书目录”以及“也是园书目”两种。大致说来，鲁迅作目录式书话的目的有三：一是为某些如“连环图画”“版画”之类的艺术形式正名；二是普及或纪念某些外国作家作品；三是保留古本、珍本书目以保存史料。3．案语式此类书话的数量相对少一些，却最能见出鲁迅的尖锐度。最典型的是《书苑折枝(一)》《书苑折枝(二)》《书苑折枝(三)》等组文。在《书苑折枝》系列中，鲁迅选择了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宋代张耒《明道杂志》、周密《癸辛杂识》、唐庚《文录》、明代陆容《菽园杂记》、清代褚人获《坚瓠九集》、严元照《蕙櫋杂记》、清代陈祖范《掌录》等，“意有所会”，并“录其尚能省记者，略加案语”，间或鲁迅的评点或引申。《书苑折枝(一)》言明，此则书话为自己“卧阅杂书”所成，是“长夏索居，欲得消遣”的副产品。这些书话虽然是鲁迅休闲看书时的所感所得，但是他所加案语内容却并无休闲之意，嬉笑怒骂中更多的是对历史与现实的观照。如《书苑
折枝(一)》引张耒《明道杂志》中一则笑话，鲁迅于其中发现关于三国故事的考据资料。《书苑折枝(二)》引周密《癸辛杂识》一段文字，鲁迅却由此谈及当时社会上对白话文的菲薄。鲁迅在书话中时刻
关切着国民社会，如《书苑折枝(三)》引陆容《菽园杂记》中一则故事，鲁迅由此生发出“无论什么局面，当开创之际，必靠许多‘还债的’；创业既定，即发生许多‘讨债者’。此‘讨债者’发生迟，局面好；发生早，局面糟；与‘还债的’同时发生，局面完”的感慨。4．文抄体在鲁迅的创作中也存在着体例上与周作人“文抄体”非常相似的书话。如《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题未定”草(一至三)》《“题未定”草(六至九)》等即抄录了颇多的旧籍段落。鲁迅所摘录内容都与文章密切相关，且丝毫没有掉书袋之弊。文段嵌入其中，做到了如盐溶于水，与整篇文章化为一体。周氏兄弟都是此间圣手，当然，与周作人的迂回、隐晦和缠绕文风不同，鲁迅每摘古人文字后都有态度鲜明的评论、生发，这与鲁迅的文风有关，这也更反映了鲁迅阅读旧籍的审慎选择及其对传统的透彻独到的眼光。同样是对清代俞正燮(1775－1840)的关注，周作人更从宏观上着意俞理初符合“人情物理”的眼光，而鲁迅更留心俞氏具体历史判断的立意与悖谬。相较于周作人，鲁迅观史之更尖锐、更深刻，由此可见一斑。例如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鲁迅摘录了俞正燮《癸巳类稿》改定本中的《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的结语：“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后晋高祖，金，元，及明景帝，于法宽假之，而尚存其旧。余皆视为固然。本朝尽去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汉儒歌颂朝廷功德，自云‘舒愤懑’，除乐户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