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一家在中南海西楼的日子
搬进了西楼大院落
1949 年，中南海里有几栋楼房拔地而起。因为地处中南海南部的最西端，故称西楼。
在灰砖墙围起的西楼院落里，最南端是东西并排的两幢三层小楼，东为甲楼，西为乙楼。住进甲楼的，是从中南海静谷东北卍字廊搬出来的刘少奇一家。到 1964 年再度搬家到福禄居，刘少奇一家在甲楼住了 12 个寒暑。
三个子女在异国坠入爱河
早在 1939 年。刘允斌和刘爱琴，就被送到苏联。
50 年代中期，毛毛中学毕业后，也被送到苏联深造。偏偏刘少奇和何葆珍的这 3 个儿女，都在异国他乡坠入爱河。然而，他们比一般平民多了一层政治的制约。
第一个为跨国姻缘付出情感代价的，是刘爱琴。在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刘爱琴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的外甥费尔南多相识，并献上自己初开的情窦。
然而，刘少奇却认为她的婚姻是不妥当的。费尔南多虽然也是革命者的后代，但他来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度。刘少奇要求女儿一切要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实际上就是要求她不能再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亲和父亲所拥有的理想面前，刘爱琴屈服了。这对青年夫妇就这样被活活拆散。
关于刘允斌的婚姻悲剧，在刘少奇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刘振德有如下简要的概述：允斌曾向我谈起他的婚姻问题：“我们的离婚是迫不得已的。我们之间感情上没有丝毫的裂痕，我们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坚持回祖国工作。这种生离死别给双方心灵上造成的折磨是多么残酷呀”
经受心灵折磨的其实并非只有刘允斌和他的苏联夫人玛拉，要孩子作出艰难选择的父亲刘少奇，其内心首先要经历一番苦涩。
性格有点儿执拗的刘允若，则因其跨国之恋与时宜“不合”，既给父亲平添了许多烦恼，又把自己煎熬得遍体鳞伤。
在苏联留学期间，刘允若与一位叫丽达的苏联姑娘相识而坠入爱河。而他们的恋情，偏偏伴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矛盾和敌对与日俱增。
鉴于中苏关系的转恶，刘少奇要刘允若慎重考虑恋爱婚姻问题，终止和丽达的关系，但处于热恋中的人都是盲目的，不遵从理智的忠告。眼看着刘少奇和毛毛
父子俩的对峙，王光美心中非常焦虑。她深知丈夫的政
治抉择是不可改变的，但作为继母，她对失去生母的孩
子，更希望施予尽可能多的关爱。
“爸爸不得已的选择给毛毛带来的情感损伤，始终
让妈妈牵念。凡是能做的她都不遗余力，以使毛毛获得
情感补偿。可毛毛的婚姻之事格外蹉跎，因此，父亲内
心一直存着一个结。”从政多年的刘源，大概最能理解自
己父母亲的内心款曲。
紧张的生活开销
就在大哥刘允斌回国前后，刘少奇和王光美所生的
孩子刘平平、刘源、刘亭亭都上学了。他们在北京第二实
验小学就读。同在一校的中南海的孩子，还有朱德的孙
子朱援朝、朱和平，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阳、儿子李平平，谭
震林的儿子谭小光、谭小旭，吴振英的二儿子吴小立等。
虽说学校离家不算很远，但为了培养孩子们独立生活
的能力，刘少奇要求他们在学校食宿。每星期六下午，
一位老师傅骑着木板包厢的三轮车，把刘家的 3 个孩子和其他人家的孩子一起接回中南海。每星期一的
早晨，还是这位老师傅，再把这一孩子送回学校。当刘源上三年级以后，刘少奇提出：孩子大了，应该
让他们锻炼着自己乘车上学。从此，孩子们就自己到中
南海西门偏南的车站，先乘 14 路，然后再倒 10 路公共
汽车上学了。
上学期间的涛涛、丁丁、平平、源源、亭亭，每月的全
部生活、学杂费共计 100 元。虽然不愁衣食，但确实不
算很宽裕。
兄妹们每人每年只能买一双新鞋，这种平均造成
了实际上的不平等。男孩子穿鞋费，规定更新的时间尚
未到，鞋子已惨不忍睹。在刘源记忆中，彼时能让他兴
奋的事之一，就是换新球鞋。
当时，刘少奇夫妇的工资，加在一起总共有 500 多
元。但家里人多，各项开支多，把必要的花销一刨除，手
头不能不说有点儿紧。
王光美亲生的四个孩子中，刘源是唯一的男孩，但他
在生活上没有丝毫的特殊。他用的铁皮铅笔盒，也是
传给他的，后来连盖都盖不上了，就用一根橡皮筋勒着。
横竖就是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
堂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来的，家庭财政的拮据状况，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想象。可刘少奇家庭财政的拮据，在中南海内不是秘密。
1960 年春天的一天，一位警卫员领回刘少奇的工资后，就和大家议论起来，“别看他是，生活也够紧张的”
“连孩子们夏天喝点儿饮料也抠得很紧。”保育员最清楚这些。
“最为难的是我这个厨师，逢年过节稍一改善，就说超标准了，这样下去首长的身体会受到影响的。”
一位同志有点儿不平地说：“应该给少奇同志夜餐费，我们不是都有嘛。少奇同志平时出差从来未拿过出差补助，这也是不合理的嘛。”
最后大家在没有汇报的情况下，经与警卫局主管刘少奇行政工作的副局长商量，决定每月补助刘少奇夫妇二人 30 元。
1962 年夏季的一天，警卫局的一位领导对说，中央几位领导也应该有夜餐费，但他们都不要。现
在有的领导同志生活比较困难，准备予以补助。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嘛，总司令和少奇同志、
同志，靠他们生活的小孩多，应该补助，我就不需要嘛。”后来，出于对生活困难的同志的关心，又在一次
小会上提到这件事。
刘少奇回到家里就问王光美：“是不是给过我们什么生活补助?你去查一查。”王光美立即来到卫士组。卫士们见瞒也瞒不住了，便照实说：“根据国家工作人员工作到夜里 12 点就应该给夜餐费的规定。我们认为也应该发给你们两个人夜餐费，这样就”“别说了，总而言之是补助了。”王光美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刘少奇。刘少奇马上把有关人员叫去，严肃地批评说：“我的生活问题，为什么瞒着我?这些事过去我曾多次说过，通宵工作，是我的习惯，一个人每天就吃 3 顿饭嘛，白天工
作、夜间工作，横竖就是 3 顿饭，要什么夜餐费?请你们从补助的那天起到今天为止，算一算共补了我们多少钱，我要退赔。”
有关人员算了一下，共补助了两年零 10 个月，每月30 元。这样一来，每月从补助 30 元，到倒扣 30 元，等于此后每个月的生活费一下子降低了 60 元。
刘少奇的子女与
刘涛上大学时，和当时多数领袖的孩子一样，被动员选择理工科，她进了清华大学的自动控制专业。但是刘涛对自控专业兴趣不大，她比较喜欢文学和历史，加之身体不太好，一度学习成绩不甚理想。
在这种情况下，刘涛提出要转学别的专业。但刘少奇不同意，他觉得不应稍遇挫折就退缩。然而，在
一次和相遇时，刘涛将自己的这些情况和想法，毫无顾忌地讲了出来。一向比较关爱孩子的，听了刘涛的诉说后就给王光美写了一封信，认为让孩子学习她感兴趣的东西或许好些。刘少奇看了的信，非常吃惊，他没想到毛泽
东会这么认真地过问自己女儿读书的事。他把女儿叫到身边，进行了耐心的教育，讲明年轻人要经得起挫折
的磨炼，同时严肃地指出：“是党的领袖，有很多大事要考虑操心，你怎么能为个人的一点儿小事去打扰
呢!”
男孩子草男孩子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刘少奇家的孩子，在面前显得无拘无束，能毫无忌讳地谈一些内心的真实想法。
消失的收音机
在生活上，刘少奇给孩子降低了水准。但在其他方面，刘少奇不仅要求甚严，而且有细致具体的指标。为
了锻炼孩子们的毅力和体质，刘少奇为子女们制定了一
个严格的“成长进度表”：9 岁学会游泳，11 岁学会骑自行车，13 岁能够自理，15 岁独自出门。
1956 年以前，在甲楼一层秘书的办公室里，有一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物以稀为贵，刘少奇的几个
孩子，经常到这个办公室来收听广播节目。
为了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就与总
参谋部联系，希望能用这台大收音机换两台小的。总参
那边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送来了 3 台由他们组装
的简易“小收音机”。其中有一台，就放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
有一天，刘少奇发现了这台收音机，觉得奇怪：“这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如实回答说是一位秘书拿来的。
刘少奇从孩子房间出来，就把那位秘书叫去，问明了情况后，他面严肃地说：“你们怎能随便向人家要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
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要来的这
些东西，通通退回去。”于是，孩子们房间里的那台收音机又消失了。
为刘源和丁丁改名
刘源喜欢画画，逢节庆之日，刘源就自己动手绘制贺年卡，寄赠亲朋好友。一次，他画了幅画送给，随手把自己的名字写或了元元。看了署名，半诙谐半认真地说：“这个名字不好，不要圆，要有棱角嘛!”刘源赶忙解释：“不是那个圆滑的圆，是源泉的源。”听了笑着说：“源泉的源么，还可以!”
和的对话，使刘源开始琢磨起自己的名字，渐渐感到不太满意了。于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父母提出改名的请求。父亲被说动了，真的思考了一番，给他更名“鉴真”。刘少奇说：世间的事物是复杂的，遇事不应简单视之，要加以鉴别，求是求真；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要人云亦云，要勇于坚持真理。
吗?”福楼拜笑道：“亲爱的，我一直有这样的习惯：一张稿纸只写第一行，而其余九行是留着作修改用的。”
有人说：“好文章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改出来的。”此话颇富哲理。古今中外许多名家精心改稿的轶事，就给我们以这样的教益。
作品与手稿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写作态度极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的每篇作品，都是反反复复修改而成的。这从他的作品与手稿中就看得十分清楚。他写过一篇《破坏地狱和建立地狱》的文章，手稿一共有 400 多页，上面涂满了修改的笔迹，最后发表时只有20 页。他的小说《为克莱塞尔乐章而作》发表时只有5 页，可是手稿却有800 页。他的长篇小说《复活》，草稿则是满满一箱子。他写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时，仅开头就改过12 次，最后才定稿为“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充满生活哲理的名言。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写作真是件艰难的工作。我不偷懒，可是整整一天，只改了 5 页，而这还需再修改。”
只写第一行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的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在初学写作时曾带着一篇新写的短篇小说去向他的老师——法国大作家福楼拜请教。他在福楼拜的书桌上看见一厚迭十行字的稿纸，上边只有第一行写有铅笔字，而其余九行都是空白。莫泊桑见了十分吃惊，便问：“您这样写不是太浪费稿纸了莫泊桑似乎悟到了什么，匆匆向老师告辞，赶紧回家修改他的新作去了。
贴在墙壁上“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起初写文章也不好，后来看到唐代杰出的散文家韩愈写的文章，原稿改得一塌糊涂，才恍然大悟。从此以后，他写文章就十分注意在修改上下苦功夫，每写一篇文章，总要修改许多遍。他经常将稿子贴在墙壁上，反复地看，逐句修改，有时原稿竟改得一字不留，直到万无可去，才拿给别人看。他的著名散文《醉翁亭记》，原稿中一句有数十字，经再三修改，只剩下“环滁皆山也”五个字。
生命垂危时我国文学大师鲁迅认为，修改文章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因太炎先生想起的二三事》，是他逝世的前两天抱病所作。当时，他生命垂危，但仍奋笔写作，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修改。在这篇文稿上，经他修改的笔迹竟达63 处之多，其中删改38 处，增加25 处。无怪乎著名作家老舍这样赞誉道：“鲁迅作品一字不能动，我的作品可以改得一字不留。”
（纪云）
然而，王光美认为，“鉴真”与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和尚同名，她不赞同这样改。于是改名之事就被搁置了下来，但父亲那谆谆教诲，却烙在刘源的心里。通过起名字对孩子进行教育，在刘家还发生过一次。
有一段时间，刘少奇发现丁丁做事松懈而漫不经心，学习不刻苦也不认真。他把丁了叫进自己的办公室，在指出他的弱点和缺点后，告诉丁丁，自己为他想了个学名“允真”。他对丁丁说：“爸爸希望你以后能改正自己的缺点，无论干什么事都要努力认真。”丁丁在起用学名刘允真后，常常想着父亲的殷切希望，做什么事都比以前认真和投入了。
最后的那段日子
在刘少奇一家搬离西楼甲楼前的最后那段日子里，特别让刘源难忘、也让中南海内当时读中学的男孩子兴奋并在以后几十年间常常骄傲地加以回顾的事情，就是在中南海里穿着军装，挎着五六式冲锋，像中南海里的警卫一样，在哨位上站岗。
刘少奇对子女的政治成长很关注，刘允若刚从苏联留学归来，刘少奇就对他说：“你应该尽量争取到农村、工厂、部队锻炼一下，这对了解中国，接触广大众，使自己成熟起来有好处。”这番话虽是跟刘允若一个人谈的，但要求则是对
家中全体孩子的。刘源偏巧听到了父亲和异母哥哥的谈话，觉得很对自己的心思。他进出中南海从岗哨身前走过，对军人的戎装和威武心仪已久，便向父亲提出在假期到部队锻炼的要求，刘少奇随即表示支持。
刘源把这事告诉了常常在一起玩的朋友，有董必武的孩子董良翮，陈毅的孩子陈小鲁，李富春的外孙李勇，李先念的孩子李平平男孩子谁没萌生过当兵的渴望，他们都向各自的父母请求，几乎都从长辈那里得到了支持和鼓励。
刘源当兵次数最多，3 年里一次假期也没落下。至今依然让他自豪不已的是，经过多次严格训练和考核，他的军事技能颇有长进，还荣获了“特等射手”的称号。1966，年国庆节阅兵时，他甚至成为国旗护卫队中的一员，迈着标准的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然而，也就是在刘源几次当兵锻炼期间，他的家从西楼甲楼，搬到了原来林伯渠家居住的福禄居院落。“”开始后，随着家长的蒙难，孩子们则全部迁出了中南海。
（王凡东平）
名家改稿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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