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No192
摘 要 纵观戏曲几百年，其剧作大多以团圆来收尾，要么死而复生如《牡丹亭》；要么大小登科如《琵琶记》。这似乎是中国戏曲一个颠扑不破的模式或者说是套路。大团圆的结局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性。当然，并不是因为它普遍存在于戏曲当中我们就可以这么说，而是因为这一结局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传统文化，还是由戏曲的本体性所决定的。
关键词 戏曲 大团圆 审美
朱光潜说“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剧本给人的印象很少是阴郁。仅仅元代（即不到一百年时间）就有过五百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悲剧的”[1]大团圆的结局是中国古典戏曲被批判不存在悲剧的一个重要证据。
而被王国维褒奖为可立于世界大悲剧中而无愧的《赵氏孤儿》也是以圆满收尾的。程勃在降服屠岸贾后将其交由主公处置，魏绛代主公言之“则为屠岸贾损害忠良，百般的挠乱朝纲；将赵盾满门良贱，都一朝无罪遭殃。那其间颇多仗义，岂真谓天道微茫。幸孤儿能偿积怨，把奸臣身首分张。可复姓赐名赵武，袭父祖列爵卿行。韩厥后仍为上将，给程婴十顷田庄。老公孙立碑造墓，弥明辈概与褒扬。普国内从今更始，同瞻仰主德无疆。”[2]如此这般平定了十六年来的恩恩怨怨。
而另外一部《窦娥冤》也以窦天章的出现来使蒙冤者平反。纵观戏曲几百年，其剧作大多以团圆来收尾，要么死而复生如《牡丹亭》；要么大小登科如《琵琶记》。这似乎是中国戏曲一个颠扑不破的模式或者说是套路。大团圆的结局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性。当然，并不是因为它普遍存在于戏曲当中我们就可以这么说，而是因为这一结局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传统文化，还是由戏曲的本体性所决定的。
首先，从审美这个层面而言，大团圆是中国戏曲的普遍审美取向。悲剧产生的最根本的审美作用是使观者产生悲剧快感。“当我们看完一出优秀悲剧的成功演出，比如看了《窦娥冤》或者《奥瑟罗》的演出（或者很投入地读完悲剧剧作），他们在我们情感上引起的反应，就是悲剧美感或曰悲剧快感”[3]，观众不仅要对悲剧主人公产生怜悯、同情和恐惧等情绪，更重要的是观众自己的情感得以宣泄。怜悯，同情和恐惧等情绪是随着演出的进行而不同步产生的，情感的宣泄则是在观剧结束的一刹那，随着悲剧主人公命运线的最后一个点的出现而产生的。这里就有一个情感宣泄的倾向性问题。不同的民族在其集体意识当中有不同的宣泄倾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宗教上举例说明：耶稣拯救世人的方式就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让世人通过见证耶稣受难而感知自己的原罪。这一行为背后所显现的就是西方人的情感宣泄的倾向。所以西方悲剧中大多主人公也都是以自己受难而警醒世人。观众也在观看主人公蒙难乃至于死亡的过程中，情感得以宣泄。而国人则不然，从佛道儒
论戏曲中的大团圆结局
贾宝玲
（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研究院）
三家的言说当中我们发现，其大多数所宣扬的思想中并没有原罪一说，所以中国人的普遍审美取向是不需要世人个体的来赎罪而达到人生的圆满。佛道儒三家更多宣扬的是个体忍受现实的困难，翘首下一世的幸福。这一点作用到古典戏曲当中就是大团圆结局，如王国维所说：“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4]无论现实遭受了再大的苦难，最终都是会有好的结局，这不正是佛儒道极力宣扬的思想在戏曲中的体现吗？当观众在观看《窦娥冤》时，观众跟随者窦娥经历了种种冤屈，听到了在刑场上窦娥发下的三桩誓愿。如果按照西方的悲剧审美取向，作者就可以在此处收尾了，那么西方的观众不仅可以对窦娥产生怜悯、同情，还可以由此宣泄情感。然而关汉卿毕竟是一个中国人，他的创作必然要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思想。所以他最终还是让窦天章出场，为窦娥平反了冤屈，让好人得以有好报，而到此时中国观众观剧的悲剧快感才最终得以宣泄。
其次，大团圆的结局不仅可以从审美角度上寻到根源，还可以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宋代苏轼的《水调歌头》这首词写在八月十五，苏轼与其弟分隔两地，苏轼见到一轮圆月而思念远方的亲人。所以他不禁叹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可见圆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是一个几何概念，更是一种对于物事的期待。“中国戏曲的‘乐贵和’则意味着一种现实的圆美的人生之境。”戏曲作品大多有孤儿怨结局
大团圆结局，这正体现了中国人的尚圆情结。虽然窦娥在人间经受了各种冤屈甚至含冤而死，但最终还是得以平反。而晋国赵氏孤儿的灭门大仇最终也以屠岸贾“身首分张”而完结。虽然在大团圆结局中，有的事在现实中得以团圆，更多的是如梁祝般在幻境中团圆，但无论哪种团圆都寄托了中国人对于善恶有报的美好期待，这也正是大团圆结局对于中国人的重大意义所在。
王国维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5]这种“乐”的精神就是中国戏曲的本体，“‘乐’，作为中国戏曲艺术精神的体现，本质上表现为一种现实乐观的情怀，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一种感性娱乐的精神。”[6]“乐”的精神体现在中国戏曲的各类作品当中，是戏曲的终极审美精神，大团圆的结局模式也正是“乐”的体现。况且中国戏曲毕竟与西方戏剧所追求的终极价值是不同的，西方戏剧在剧中所追求的是对理性和崇高的探索，而中国戏曲更多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
综上所述，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戏曲悲剧精神的独特之处。很多学者因为中国戏曲作品的大团圆结局而否定了戏曲的悲剧精神的存在，这未免有些以偏概全。例如《赵氏孤儿》这样的作品，虽然其结局是善恶有报，但在其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无数的仁人义士为了一个“忠”字不惜杀身成仁，一个草泽医生为了一个“义”字也牺牲娇儿，含冤受辱十六年。这种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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