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促织》寓意探索
众所周知，《促织》是清初山东淄博穷儒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中的名篇，历来《聊斋》研究者均认为，《促织》所反映的，是从里胥、邑宰到抚军，全都是百姓的家伙。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下官“欲媚上官”，上官则欲媚朝廷，百姓的深重灾难，乃因“宫中尚促织之戏”。蒲松龄就是这样借《促织》揭露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从而使最高统治者皇帝对这一切负责，并以此层层深揭封建社会官吏贪残的根源的。因此，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促织》曾作为反映封建社会阶级压迫的作品而备受重视，乃至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作为向青少年学生进行阶级教育的教材。
研究《聊斋》，首先必须注意《聊斋》是一部寓意颇深的文学作品，这是该书最大的特点之一。正如该书清代南题跋中说的：“余观其寓意之言，十固八九。”此虽未免言之过分，但该书的寓意的确是既深且丰的。那么，《促织》的寓意何在呢？请看!这篇主人公成名的命名即寓有深意。作者何以将他命名为成名？原来科举时代被取录叫成名，如唐代黄滔有《放榜日》诗，其题注云：“从此成名后作”。他又有《成名后呈同年》诗（见《黄御史集》（三）四）。而唐代罗隐《甲乙集》八《偶题》诗，即有“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之句。且“成名”还有树立名声，亦即在某方面有成就而为人称道之意，
如《论语?子罕》“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的“成名”，即是此意。不仅如此，因“成”“盛”均为禅母、耕部，二字以双声叠韵而可通假，故“成名”还有盛名之义，如《荀子?非十二子》云：“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其“成名”即盛名之义。且前人有“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之语（见金代刘祁《归潜志?七》）。成名既然有上述数意，那么《促织》中的成名因何而成名呢？他凭腹中诗文，“操童子业，久不售”，不仅默默无闻，而且穷愁潦倒，惨遭责打，忧闷欲死。然而只因他后来贡一只奇异的促织（蟋蟀），竟一举成名，不仅免去徭役，而且“以善养虫名”，“俾入邑庠”，富于世家。可见“成名”这个名字，对科举取士的欺骗性的揭露讽刺，是非常深刻尖锐的。
不仅如此，而且《促织》之末，作者于“异史氏曰”中说：“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这“蠹”是什么意思？历来注《促织》者，均以为此处的“蠹”（蛀虫）是指篇首所说的“假（借）此（促织）科敛丁口”的里胥（乡里公差）及与征促织有关的各级官吏。如清代吕湛恩即注“蠹贫”为“因吏胥所蠹而贫”，这就将此处的“蠹”误释为动词了，且将“蠹贫”作一个词来注释也殊属不妥。其实，从“以蠹贫，以促织富”这上下句的句式、结构、词性均同的句子来看，即可知此处的“蠹”是名词。后来各注家对此处的“蠹”均误袭吕注，有的注者虽将此处的“蠹”注为“蛀虫，这里指里胥”（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即如此）。但也是因受吕注影响才作此注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成名因吏胥侵害而贫，但
也是因为他“操童子业，久不售。为人迂讷，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才使他“不终岁，薄产累尽”的。因
此，归根究底，成名是因为死啃书本，才被吏胥视为蠹鱼，受其欺压而贫穷的。因此，此处“以蠹贫”的“蠹”，揆情度理而言，当是喻成名是个死啃书本的蠹鱼。由此可知，将“以蠹贫”的“蠹”解释为吏胥是不对的。此处“以蠹贫”的“蠹”，表面上是指蠹鱼（蛀书虫），实则暗喻成名是只知埋头死啃书本的蠹书虫。这样解释，不仅是从《促织》讥讽科举取士的寓意而得，而且也是从成名贫困的根本原因（“操童子业，久不售”，致使“为人迂讷”则被里胥欺压）而得的。须知，蒲松龄这种以蠹鱼喻埋头死啃书本（“操童子业，久不售”）的成名，并非凭空臆造，原是有所本的，如唐代名家韩愈于《昌黎集》五《杂诗》中，即有“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的诗句。韩诗此处的“蠹书虫”，即喻埋头死啃书本而食古不化，不合时宜的书生。不仅如此，以蠹鱼喻书生，在《聊斋》中也有成例，如也是讥刺科举取士的《素秋》中的书生俞恂九，死后即化为“蠹鱼径尺，僵卧其（指棺材）中”。由此可知，蒲松龄所说的“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对科举取士的讥刺是多么辛辣尖锐。而《聊斋》另一名篇《书痴》中的书痴郎玉柱，祖先遗留“积书盈屋”。他则“昼夜研读，无问寒暑”，至“年二十余，不求婚配”。虽“每文宗临试，辄首拔之”，但却“苦不得售”。何以如此？其女友颜如玉说得好：“君所以不能腾达者，徒以读（书）耳。试观春秋榜上（指春试考进士之榜和秋试考举人之榜），读如君者几人？”这于成名“以蠹贫”的“蠹”是死啃书本，真是极好的注脚。
蒲松龄生于科举时代的清初之际，其时，清沿明制，故仍以八股取士来强化其政治、文化统治。蒲松龄自幼饱读诗书，才高学富，早岁即颇有文名，深为当时名家施闰章、王士祯所激赏。但他在科举考
试中虽于十九岁就考取了秀才，但其后却屡应省试不中，一直考到五十一岁时，才放弃应举，七十一岁始援例成一贡生。他因久困场屋，深知其中苦况，故对科举弊端与丑恶黑暗看得清楚，揭得深刻，讽得辛辣，批得尖锐。他虽因受时代和阶级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自觉否定科举制度，但在他所著的《聊斋》中，却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以嬉笑怒骂之笔讥刺科场衡文不公和贿赂公行的丑恶行径。如《司文郎》《贾奉雉》《王子安》《于去恶》《续黄粱》《三生》《三仙》《苗生》《素秋》《郭安》……就是揭批嘲讽科举取士的名篇。
遗憾的是，历来的《聊斋》研究者虽均知蒲松龄于《促织》是以古喻今，即借明代故事揭批清代弊端，对该篇深隐的讥刺科举取士不公的寓意却均失察。在《促织》中，蒲松龄所写的故事虽堪称离奇，但“操童子业，久不售”的成名，却因贡一奇异促织“俾入邑庠”而一举成名，这对科举取士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因为，它通过成名以贡一促织而入邑庠的故事表明：科举取士中，有的士子是通过不正当手段来猎取功名的。
蒲松龄所以在《聊斋》中将寓意深隐于离奇曲折的故事中，固然是出于文贵含蓄的艺术表现手法的需要，同时也是因为他所处的是一个文网甚密的时代，因此，用含蓄手法深寓本意，也就可以免灾避祸了。正因为这样，所以要求《聊斋》研究者必须结合作品的写作时代，胥字怎么读
作者的身世、思想，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并联系《聊斋》的其他有关篇章，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只有这样，才能知其寓意，得其三味，明其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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