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勾践剑与吴越地区的冶铸技术
越王勾践剑，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通长55.6厘米，剑身长47.2厘米，剑茎长8.4厘米，剑身宽4.6厘米，剑格宽5厘米，重857.4克。剑身遍饰菱形暗纹，近格处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两行入字错金鸟篆铭文。
  剑是先秦冷兵器时代最主要的武器之一，也是贵族、士人身份的标志。剑在古代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文人武士与剑都有不解之缘。如果没有剑，中华文化将大为失。
一、文献中的吴越之剑
  在中国古史的传说体系中，蚩尤被奉为兵神，是兵器的创造者。《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世本·作篇》也有蚩尤作五兵的记载。有人认为蚩尤所作的五兵，包括剑在内。由于剑是后世最典型贴身兵器，故汉画像石上的蚩尤就是手持利剑的形象。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剑，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江苏邱县大墩子发现的一把环形短剑，是用蚰岩玉制作的。
  从公元前2l世纪起，中国进入青铜时代。河南堰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戈，是日前山土年
代最早的青铜兵器。但二里头文化和早商遗址中都没有出土过青铜剑。直到商代晚期、青铜剑才问世。由于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我国南北各地的青铜剑风格番异，精彩纷呈，逐渐形成了中原式、巴蜀式、滇式、吴越式等几大谱系。
  早期青铜剑的形制比较简略。如陕西长安张家坡的西周早期墓出土的一把青铜剑，仅27厘米长，扁茎、斜肩、无格，茎部有两个纵列的圆孔，当是在两侧夹缚木柄用的。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的一件周初的铜剑，只有17．5厘米长。这些剑，除去握持的部分，有效的部分很短。到早周或稍晚，中原地区出现了以脊柱为特点的铜剑，如果再作细分，又可以有直刃和曲刃两类，前者出现较早，后者出现较晚。
  在商周之际或稍晚，西部的四川地区出现了颇具地方特的短剑，器身呈柳叶形，习称“柳叶形剑”。由于以往柳叶形剑主要出土于川东的重庆等地，当地为古代巴国的所在，故又称为“巴式剑”。后来，柳叶形剑在古蜀目的所在地成都平原也不断出土，铜剑上常见的手心纹也见于三星堆的青铜人像上，可见柳叶形剑是巴蜀地区共有的文化特征。
  今川南、贵州和云南地区，古代是以滇文化为中心的西南夷的地域，青铜文化出现较迟，大约到中原地区进入战国时代之时，这里的青铜文化才开始兴盛。滇式剑的形式很多，最
典型的是三叉格式剑，此外金鞘铁柄铜剑用金、铁、铜三种金属，颇有特。
  吴越之剑的形制，主要有有格圆茎空首式和有格圆茎带箍式两类，是当时工艺最精的剑系，设计科学，剑锋犀利，剑相高贵，总体水平远在周围各国之上，从而为各国竞相仿效，战国时期流行的双箍剑和空茎剑都源自吴越。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经指出，我国的青铜剑起源于吴越地区，是颇有道理的。
《荀子·强国》提到，铸造一把好剑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刑(型)范正，金锡美，工治巧，火齐得，副刑(型)而英邪已。”意思是说，剑范要正，金(铜)锡的品质要好，工艺技术要巧，合金的配方要恰到好处，如此铸造，则刨开器范就可以得到莫邪之剑。吴越之剑正是具备了《荀子》提及的种种条件。其中尤其重要的是“金锡美”，因为青铜剑足金(先秦称铜为“金”中国名剑)与锡的合金，金、锡的品质是否纯正，决定着剑的质量的高下。先秦时期南方盛产铜、锡，而且材质精
美。如江西瑞昌从商代起就有了大型铜矿的开采，江苏无锡的锡山曾经是名闻天下的锡矿产地。《考工记·叙》说：“吴、粤(越)之金锡，此材之美有也。”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
吴越的金、锡甲于天下。此外，地理、气候环境对于青铜剑的铸造也有特殊的作用，它可能包括水质、水中包含的微量元素等，古人称之为“地气”。《考工记·叙》说：“吴粤(越)之创，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金、锡和地气，是吴越两国的天赐之利，加之能工巧匠的过人智慧，吴越之剑的出类拔萃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春秋战国之际，吴越两国的君王拥有天下名剑。据《越绝书》外传《宝剑》记载：“越王勾践有宝剑五，闻于天下。”勾践的五把名剑，指湛庐、纯钧、胜邪、鱼肠、巨渊；其中大型者三、小型者二，都锋利无比，“风吹断发，削铁如泥”。后来，吴越交战，勾践败北，夫差的胜邪、鱼肠、湛庐三剑为吴王阂闾所得。
  吴越之剑的锋利、先秦文献就有详细的描述。《战国策·赵策三》马服君赵奢对田单说：“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匝。”不仅可以斩断牛马之躯，而且可以斩断青铜质地的盘匝。真可谓无坚不摧。
  吴越之剑的品相也为时人所赞美，《吴越春秋》载相剑名家薛烛之语说：“光乎如屈阳之华，沈沈如吴蓉始生于湘。观其文，如列星之芒；观其光，如水之溢塘，观其，涣如冰将释，见日之光。”吴越的铸剑工艺剑名闻天下，代表东周时期铸剑技术的最高水平。
  最初的青铜剑，器型比较简单，如今四川地区出土的柳叶形剑，扁茎，无格，元首，剑身与剑茎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春秋晚期起，随着剑的普遍流行，剑制渐趋一致，一把剑必须具备首、茎、格、脊、镕(刃)、末(锋)等要素。剑外有鞘，明的某些部位有玉饰，如口部的玉饰叫漳，对面的小方土叫泌。
二、剑与先秦社会
    在吴越地区的历史文化中，由于剑的出现。而变得更为生动鲜明。工匠的终身愿望，就是为了铸造出一把盖世无双的名剑，为此目的，可以慷慨赴死。《吴越春秋·阂闾内传》记载，吴人干将与妻善于铸剑，吴王命其铸雌雄剑，久炼而不得，遂双双跃人沸腾的铜液之中，用自己的生命铸就了天下名剑。
  东周列国的君王为了一把吴越名剑，不惜连年征战。越王勾践拥有的五把名剑之一的湛庐之剑，其后流人楚王之手。秦王闻讯，要求楚王交出，楚王不允。秦王乃兴师攻楚，楚王宁可兵戎相见，也决不交剑，宝爱的程度本难想见。《越绝书》记载，楚王派风胡子到吴国请欧冶子、干将铸铁剑。欧冶子、干将铸成龙渊、泰阿、工布三把剑，晋郑王闻而往求，楚王不允，于是出兵围楚，竞达三年之久。拥有吴越之剑者，无不视为奇珍。《庄子·
刻意》说：“夫有干(吴)越之剑者，押而藏之，不敢轻用也，宝之至也。”可见吴越之剑的名负。
  剑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流传，使剑取得特殊的地位的象征。先秦文献《考工记》有执掌铸剑的“桃氏”一职有如下一段文字，意思说，按照剑的长度和重量，剑的规格可以分为上制、中制和下制三等。上士的剑，剑身的长度是茎的五倍，重量是九 ，中土的剑．剑身的长度是茎的四倍，重量是七  ；剑身的长度是茎的三倍，重量是五  。由此可见，当时的士都得佩剑，剑已是身份的标志。因此，再潦倒的士，也不愿意抛弃他的剑。《史记·韩信列传》说，韩信流落市井，乞讨为生，但“好带刀剑”。《史记·孟尝君列传》说，孟尝君的食客冯浚，寄人篱下，“甚贫，犹有一剑耳，又  侯”。喉是剑把处，一般用丝带缠绕作为装饰。冯辐一贫如洗，只能用铡草搓成绳，缠绕于缎。对于侠土来说，剑又是风流倜傥的象征，《史记·刺客列传》说荆坷“好读书击剑”。
春秋时期的官员都有佩剑，这种风气也影响到地处西陲的秦国，《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简公六年(公元前409年)“令吏初带剑”。张守节的《正义》解释说：“春秋，官吏各得带剑。”
官员奉命出使他国，佩剑更是不可须灾离开。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公元前544年，季
札奉吴王之命聘于鲁，北过徐国(今安徽泅县北)。徐君十分喜爱季札的佩剑，而羞于启齿。季札看出他的心思，但是使命在身，不敢解剑相赠。季札行聘结束回吴，经过徐国时，徐君已死，季札“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累树而去”。“季札挂剑”的故事，主旨是称赞季子的真诚，但我们从中可以得知，在外交活动中剑是不可或缺的。
《左传》宣公十四年，楚王派申舟聘于齐国。途经宋围时，申舟被杀害。楚王闻讯，“投抉而起，履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干蒲胥之市。”意思是说，楚王拂袖而起，连鞋也没穿好就跑出去，准备出兵。随从慌忙将驻和剑递给他，同时备车。楚王走到“室皇”(寝门的门阅)时，才穿好鞋，走到寝门之外才佩好剑，走到蒲胥的集市时，才上了车。这段文字将楚王冲动的神情描绘得淋漓尽致。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剑是君王不可须臾离身的器物。
文献中对吴越之剑的描述，每每与某些故事相联系，生动无比，读之，令人为之动容。不过，掩卷之余，人们又不免会怀疑“风吹断发，削铁如泥”之类的描述的可信性，以为它不过是文学家的夸饰之言。谁也不敢断言古代中国能铸出这样的利剑，因为，毕竞谁也没有见过吴越之剑。
三、吴王夫差剑  出土知多少
    吴越出产利剑，官方和民间所藏不知凡几。据《越绝书》记裁，吴王阂闾之墓在虎丘山之下，“饲停三重，源池六尺。玉克之流，扁诸之剑三干”。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了防范人民的反抗，“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锦，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廷宫中”。吴越之剑自然令秦里不安。相传，秦始皇南巡到苏州时，下令挖掘吴王阂闾之墓，希望能挖山深藏于墓中的利剑，但挖到地下水涌动为池，也未见剑的踪影。这就是当今苏州名胜“剑池”的由来。其后．东吴的孙策、孙权也曾来此觅剑，结果都空手而归。
  千百年来，金石收藏家以搜寻吴越之创作为终身梦想。就目前所见的材料而言，最早著录吴王夫差剑的是清代学者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此剑剑身的拓本长约44厘米，圆筒状茎，窄镕，剑身中部突起圆弧形脊。腊部(剑身与剑柄相交处)铸有铭文“攻吴万元差自作其夫用”2行10字。其中“夫”字与“元”字误倒。此剑最初为钱塘黄小松所藏，后为日照许印林所有，最后归潍县著名收藏家陈介棋。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对此创的铭文有考证。《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和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著录同一件吴王夫差剑，腊部铸铭“攻王元差自作其夫用”2行10字，形制及铭文特点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所收夫差剑相同。
  著名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于省吾教授藏有稀世名剑两把，故以“双剑诊”作为室名。其中一把是吴王夫差剑，相传1935年出土于安徽寿县西门内。此剑通长58.9厘米，宽5．3厘米，圆首，圆柱状茎上有两道圆箍，剑格嵌有绿松石，饰简化兽面纹，刀锋锐利。器身有“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十个字的铭文。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也藏有一件剑首与剑锋残均已残缺的吴王夫差剑，但腊部的铭文“攻王夫差自作其元用”2行10字尚在。剑的形制与上面提到的两件相似。
  此外，文物部门在废品收购站的“废铜”中，也发现两把吴王夫差剑。1965年，在山东平度县废品收购站发现一把吴王夫差剑，通长57．8厘米，宽5．8厘米，扁茎。腊部有铭文“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2行10字。现藏山东省博物馆。L976年，河南辉县百泉文物保管所从废饲中发现一把吴王夫差剑，首部已残损，残长59.1厘米，宽5厘米。器型与于省吾教授所藏相似，剑身也有“攻吴王夫羌自作其元用”10字的铭文。据访查，可能是1949年之前从辉县琉璃阁战国墓葬中所盗出。
  l974年，安徽庐江县农民在开挖水渠时，无意发现一把吴王剑，长54厘米，无锈，有光泽，柄为椭圆柱形，上有两道箍棱；剑首已经残损；剑格较宽．上有用绿松石镶嵌的花纹；
茎部较宽；中脊近格处有两行大篆铭文“攻吴王光自作用剑口余以至克肇多功”。吴王光即吴王阂闾。春秋晚期，庐江属吴国，此地出土吴王剑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