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财会专业
一九六○年底，我怀揣一张初三年级的“转学证”，跟随部队转业支援新疆建设的三哥来到乌鲁木齐市。
三哥被分配到新疆商业运输公司秘书科临时负责。春节后的一天，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我们家庭出身不好，当干部难以得到重用，工人按技术等级拿工资，你还是去当工人吧！”
我一直专心读书，期盼以后能上大学，突然听到不上学，去当工人，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我虽然很留恋上学，但仔细想想，能当上
工人也不错，各方面都是农民没法比的。
三哥带我去见人事科张科长。张科长是个中年女干部，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说话很和气，翻看我的学习
成绩单后，觉得我不去读书实在太可惜。
就在此时，原来老红军、校党委书记郭仕诚来到商业运输公司联系汽车帮学校搬家的事。
张科长看到郭书记后就问：“你们学校还招不招生？我们这里有个转业干部的弟弟刚从内地来，学习成绩很好，到你们学校去上学怎么样？”
郭书记爽快地答应：“好呀！我们正愁招不到好生源，以前还去吐鲁番大河沿火车站
散文
青春无悔献边疆
邓建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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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进疆火车终点站）打广告招生呢！”
很快，我被安排单独参加考试。两天后，新疆商业学校通知我去报到。真是喜出望外！我又可以继续圆读书梦了。商业学校是当时新疆少有的几所公办全日制中等专业学校之一，学制三年，毕业后包分配，学费和吃住费全免。
三月初，我们将行李放在搭有帐篷的汽车两侧当凳子坐，一路颠簸簸地翻越天山往西行驶七天后到达喀什市。几个月后，学校搬迁到离城十五公里的疏附县。
我最初录取到工业商品班，因故未开班，便被安插到农业机械班。不久，农业机械生产资料的经营权从商业系统分离，学校把我们农业机械班改为财会班。
这次改专业，同学们反映很大，议论纷纷。有的说：“毕业后当会计，就像电影《白毛女》里黄世仁的管家穆仁智一样，夹着账本和算盘到处要债，人人见了都讨厌。”有的说：“会计是个危险的职业，天天与钱打交道，常言道‘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稍不注意就陷进去了。”还有的说：“更可怕的是，会计是管经济的，要按会计制度办事，容易得罪人。各种运动来了，首先就是被审查、挨整的对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同学们认识到：今天的会计人员是为社会主义祖国当家理财，不论哪个单位的每笔收支都要经过会计审核，会计人员是经济战线的卫士，会计工作是光荣的职业。大家决心努力学习会计专业知识，做一名廉洁奉公、又红又专的会计干部。
我虽然是中途插班生，但参加了这个班全部专业课程的学习，而且各科成绩良好。从此，我与财会事业终生结缘。
在新疆商业学校期间，每月伙食标准十八
元，相当于老家农民半年的收入；粮食定量三十三斤、连骨羊肉二斤。对于我这个解放前就在贫穷的农民养父家吃苦长大的孩子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好生活了，我心里美滋滋的，心想：这是党和国家出钱培养我，今后一定要更加刻苦学习，毕业后加倍努力工作，用实际行动报答祖国。
一九六二年初，在被发展入团时，我填写了抚养我长大、“历史清白”的下中农家庭情况后，还将生父在旧社会当过中学校长且现在劳改、二哥被划为“右派”、四哥在台湾当兵、生母娘家是地主等情况都如实填报了，这些并未影响我入团，也未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歧视。那真是一段最快乐的时光。
毕业时，学校动员有志青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冷零下四十度的边境地区阿勒泰去，我响应号召积极报名，后被分配到阿勒泰地区商业局。
在工作中快速成长
从喀什到北疆阿勒泰有两千四百多公里，当时大部分是简易的泥土公路。我们坐车在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公路上颠簸了十五天到达阿勒泰，沿途住的都是土块房内用木板搭的长长的通铺，途中只在乌鲁木齐洗过澡换了一次衣服。
阿勒泰是祖国西北角的一座边陲小城，四面环山。北面，终年白雪皑皑、海拔四千三百七十四米的“友谊峰”矗立在中国、苏联、蒙古三国边境区域。东面是将军山。西面是悬崖陡峭的骆驼峰。南面的山口有条唯一进出阿勒泰的公路，向北延伸到山城小镇，公路两边多是用土块砌的民房。街上静悄悄的，行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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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时有牛车、毛驴车及骑马的牧民过往，偶尔有从外地运货来的零星汽车强过。
一九六二年我来时，阿勒泰全地区总人口只有十九点二万人，年工业总产值七百零三点五万元，财政收入六百一十七点三万元，财政支出主要靠中央拨款。这里虽然经济落后，各方面条件较差，但各族人民信心满满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守卫和建设好可爱的家乡。
阿勒泰地区商业局是政企合一的单位，批零兼营地区直属及阿勒泰县百货、纺织、五金、食品、石油、饮食、服务等各行业业务。财会科只有九人，人手实在太少，忙得无暇顾及家庭和小孩，晚上及星期日都要加班。当时，记账用蘸水笔，计算靠算盘，效率低，工作积压，记账差错难，有的人甚至都急哭了。
当时，老会计中流传着两句顺口溜：“工作好的，累坏了进医院；工作不好的，出了问题进法院。”特别是会计管钱要按制度办事，容易得罪人，很多人不愿意当会计，调走、改行的多。
我们这次分配来的五人是阿勒泰地区商业系统接收的第一批会计专业毕业生。在地区成立专业公司时，食品公司财会科长杨昌明笑嘻嘻地指着我说：“我就要这‘小鬼’。”
当时，食品公司经营的副食品有糖、茶、烟、酒、糕点、酱油、醋等，肉食有牛、羊、马、猪等，饮食服务有饭店、旅社、澡堂、照相馆、理发店等，还有食品加工厂、屠宰场和牧场，共有民汉职工二百余人。
我参加工作后，从做出纳开始。每天上午带着要办的托收承付凭证及收来的转账支票，提着两大提包现金送存银行，节假日收的钱更多，提不动时就请大门警卫人员帮忙。在银行收款员点钞票时，我带着记账等工作去做。从
银行回来后，一边办理收付款业务，一边利用空隙时间列工资表、核对银行账和现金账，做到账账、账款相符。
每天下午下班前，副食品、肉食、饮食服务业下属各网点的收款员都来交当天的营业款，我一直要收到下班以后。
晚饭后，我反扣上办公室的门，将当天收的现金从大铁柜的保险箱内取出，摆在办公桌上，按照伍元、叁元、贰元、壹元、伍角、贰角、壹角、伍分、贰分、壹分的不同面额分别整理，每一百张就用橡皮筋捆扎起来。最后，清点现金总额，与各人的交款合计数核对完全一致才算完成了当天的任务。那时我经常工作到晚上九点。
通过操作大量的收付款业务和广泛接触各种业务，我很快熟悉了全公司的业务情况。六个月后，我移交出纳工作，开始负责填制会计凭证，审核批发销售进发货单、各门市部实物负责人的进销存日报表，登记收入、费用、往来款项及在途商品、仓库的库存商品、副食品门市部各实物负责人的库存商品金额账等各项明细账。在打扫办公室卫生时，我把账本叠放在椅子上，堆得比我还高。
月末，要对门市部的实物清查盘点，审核、报销残损商品。有一次，门市部人员拿着半面袋破碎的干虾米来报损，我检查后发现里面还混有一些好的，就用筛子筛选了上面较好的退给他们去卖。门市部主任见后夸奖说：事小见精神，将来一定是企业勤俭节约的好管家。
我还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负责办黑板报、宣传和组织学雷锋活动，由于工作量大，加班是常事。当有汽车送来货物时，我们经常去帮助卸车，如果遇到卸“古巴糖”，每袋是一百一十六公斤，非常沉重，但我还是勉强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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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卸完。
在中专学校，我是中途插班生，未参加前一年半的基础课学习，只学习了后一年半的专业课，因此实习期的工资是行政最低级，即二十八级。在我转正定级时，大家认为我的工作能力并不比其他同学差，表现又好，特与学习期满三年的同学一样评定为行政二十五级。
一九六四年初，杨科长被抽调到外地查账。他负责的登记总账、编制会计报表、审核托收承付、报销各种费用等工作都移交给我，我在较短时间内学会了全套商业会计核算业务，成为公司主办会计。
那时的我工作繁重，走路都是小跑，不分节假日加班到深夜。好在是单身，吃饭有职工食堂，住宿在办公室放一张单人床，累了掀开被子就睡。大家都很喜欢我这个经常哼着“学习雷锋好榜样”歌曲、朝气蓬勃、无忧无虑、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不显疲倦“小鬼”。
哪里需要哪里去
由于公司下属的食品加工厂需要更换会计，但那里条件很差，没有人愿意去，党支部决定派我去。我未假思索就同意了，满怀信心地去迎接新的工作。
食品加工厂原有三名干部，厂长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工农干部，采购员和保管员是“以工代干”人员。工人大多是从内地来疆谋生、能吃苦的中老年人，车间负责人是有技术的老师傅。各车间都是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除有技术的老师傅外，其他人工资都很低。家属住的多是解放初期建的地窝子及“干打垒”旧屋。
为熟悉各种产品的生产情况，我利用干部
每星期参加劳动两天的时间，轮流到各车间去劳动。
在蒸气弥漫的粉条车间劳动时，我与三个光着膀子、汗流满面的山东大汉一起围着陶瓷缸，踮起脚，用手使劲向下搓揉混合粉面。在酿酒车间扬糟时，我穿着单衣，手持木铲，铲起醅料，不停地往空中来回抛洒。在酱油、醋车间四十多摄氏度高温的发酵房，手持铁锨，与工人师傅一起不断地翻倒醅料。在糕点车间，晚上经常跟师傅们一起值夜班，参与发面包、摔面。寒冷天在养猪车间喂猪时，用铁桶到浆池里捞粉渣，拉到猪圈，一桶一桶倒入猪槽，棉手套、衣裤湿了又结了冰。在冷饮车间，初春去河里打冰时，我将沉重的大冰块一块块往汽车上背。最折磨人的是，在工厂劳动中我得了终身难以治愈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后经鉴定为“六级伤残”。通过亲身体验和耳闻目睹，我不仅熟悉了各车间的工艺流程，还了解、发现了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为开展财务分析、实行增
产节约得到了第一手资料。
我在学校学的是商业会计，到工厂要做的是核算产品成本的工业会计。为此，我自学了《工业会计》《工业财务管理》《工业企业管理》《工业统计学》等大学教材，并根据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参照大学教材，建立了一套适合本厂实际情况的规章制度和财务管理方法。
在会计核算方面，由原来的全厂一揽子核算改为分车间核算，分别计算各车间的收入、成本、费用、税金和利润，并按月公布，按季与同行业先进水平对比，出差距，提出改进办法，使厂里的盈利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也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中这些成了我“管、卡、压”和“利润挂帅”的“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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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金不怕火炼
一九七○年初，阿勒泰专区革委会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支左的“军宣队”进驻商业局，同时派三人进驻我厂。
这时，那些想报复我的人说我与前出纳兼支书邹运宽一个是会计、一个是出纳，两人亲如兄弟，关系不正常，肯定有经济问题，不是“互相包庇”，就是“合伙作案”。
“军宣队”听到有人提出经济问题，立即查封了账簿和凭证，并派来了查账组进行查账。“军宣队”负责人还分别了我俩谈话，要我们老实交代问题，争取主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坚定地回答：“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干部，决不会做任何损害国家利益的事，等你们查完账就清楚了。”
有些好心人为我俩捏把汗，担心工作中万一有个小差错，就不好交代了。而那些居心不良的人很高兴：“这回只要能在账上到一点儿小差错就饶不了你们。”但我们心里很踏实，平时不仅要求别人要按财务制度办事，对自己也是一丝不苟。除恪守廉洁奉公外，在工作中也是互相督促、互相帮助。每天盘点现金，核对账目，做到日清月结，保证账证、账账、账实、账表相符。真金不怕火炼！我们有信心经得起各部门的检查。
查账工作组由“军宣队”负责人坐镇，另两位“军宣队”成员每天骑着自行车不辞辛苦地跑阿勒泰各单位，调查近四年到我厂购货的所有发票号码和付款金额，并细心地逐笔抄回来交给查账组核对。
“军宣队”和查账组内查外调，反复查，里里外外忙了四个多月，所有销货款都有入
账，各项付款真实无误，账账、账款相符，怎么
北疆也不出差错和纰漏。最后，“军宣队”宣布“本厂财会人员没有经济问题”，终于还了我们一个清白。
出谋划策创收益
我于一九六九年结婚，将妻子从老家带来。回到阿勒泰后，单位没有空房，只好暂住在离厂五公里的下窝子两间“干打垒”旧屋内。我用小土块砌了一个放双眼铁板的小炉灶和五孔火墙，用白石灰刷了墙，再用旧报纸糊了顶棚，又用厚木板条钉了两张三角凳，放在我原用的单人床里面，上面搭了几块床板，扩大成双人床，再到门市部要了一个装过罐头的小木箱，翻过来铺张报纸当饭桌，最后用一块红颜的布挂在西面的小窗户上当作窗帘，在电灯的照射下，远远就能看到从窗户透出的红光喜。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之家。
一九七二年开始，地区商业局拨款扩建食品加工厂，我积极支持和协助领导由本厂自身承担搞一部分基建：用本厂的石匠就地打石头、砌地基，用本厂的木工和电锯制作门窗、屋架，雇居民委员会的毛驴车拉土和运土块，雇临时大小工砌墙。在扩建中，有两千多平方米的厂房、宿舍、办公室是我们厂自己建造的，比承包给建筑公司节约资金百分之三十左右。经扩建后，工厂面貌焕然一新，成为本地规模较大的主要工厂之一。新建的水果糖、豆腐等车间先后投产，原有的粉条、糕点、酱醋、白酒等车间得到了扩大。多数职工住上了油毛毡屋顶的新房。职工人数也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还有不少季
节性临时工。税利由过去的两万元增加到八万元，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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