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战国策》的思想倾向问题的研究，由于早期《战国策》被斥为“邪说”，历来颇受冷遇，然而近年来专家学者们慢慢也开始关注了和研究。《战国策》是一部文学艺术性比较高的史学著作，其思想倾向主要包括崇计、重利、尚贤、尊时四个方面，然而其中“重利思想”又是最突出最鲜明的思想倾向。《战国策》中毫无避讳公开宣扬“势位权贵”追名逐利，是先秦时期其他文史作品中所不具有的独树一帜的思想特征。本文主要致力于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力求将《战国策》中“重利思想”进行更系统化的梳理和呈现，为将来的学者研究这方面问题提供材料和依据。
近年来，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都对《战国策》进行的多方面研究，特别在对《战国策》的思想倾向方面的研究，一改“五四”之前认为“邪说”而鲜少研究的状况，开始了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得出许多的成果。其中对“重利思想”的研究剖析，是专家学者比较多探讨的。“重利思想”是《战国策》中最鲜明突出的思想倾向，它与同时期许多文史作品，如儒家经典中宣扬的“重义轻利”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古代时期，《战国策》常常受到批判，有学者
认为“学者不习”（鲍彪《战国策序》）；甚至后后世儒者视为异端，斥为“邪说”（曾巩《战国策目录序》），指微为“坏人心术”之书（陆陇其《战国策去毒跋》）和“畔经离道之书”（李梦龙《刻战国策序》）。而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体质下，人们的生活也是充满着“重利”风气，可以在做这方面学术研究的同时，给现实社会和社会学研究带来借鉴和参考。所以说，对“重利思想”的研究不但具有其科研价值，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本文旨在总结前人的成果，对其进行分析和综述，力求将《战国策》中重利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化的梳理，和进一步的了解把我，希望能对今后深化这方面学术的研究能提供一些有用的材料依据。
一、“重利”思想的宣扬主体
熊宪光说:“《战国策》所记主要人物大多为战国时代活跃于各国政治舞台之上的谋臣策士、说客游士”。也就是主人公大多是战国时的纵横家，作者用很大篇幅在记录和渲染这些纵横家的言行、计谋。那么纵横家中如苏秦、张仪、陈轸等都是公开宣扬“势位权贵”，他们的思想的综合，便形成了整个《战国策》中的“重利”思想倾向。
关于“重利”思想倾向出于纵横家之说，谭家健是这样认为的：“《战国策》基本上自成一
家，就是纵横家。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与儒家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郭预衡《<战国策研究与选译>序》谈到思想倾向时也说：“《战国策》和《国语》、《左传》大不相同。《国语》和《左传》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而《战国策》主要倾向纵横。”他认为《战国策》一书中某些思想意义较高的篇章并不代表主要思想倾向，只有书中大量存在的苏秦、张仪等人的言论才能真正代表纵横家思想、成为《战国策》一书的主要倾向，并且对“虽丑恶而真实”的纵横家思想的真实反映给予肯定。
而熊宪光还从政治思想、用人主张、人生哲学、处事方针等四个方面对《战国策》的思
想倾向进行了探讨。认为重计、重利、重时正是纵横家的思想特征。他说“纵横之势,长短之术,诡谲之计,诈伪之谋,充溢全书。即便是儒、墨、法、兵各家代表人物,如孟轲、荀卿、墨翟、韩非、吴起之流,一入其书,也无不带上鲜明的‘纵横’彩”,所以“纵横家的思想在全书中一以贯之,却是勿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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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利思想”的表现方式
刘向在《校〈战国策〉书录序》中提到：“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明确了《战国策》中的“士”大多为“权谋之徒”。他们以追求个人名利作为自己的人生观，公开宣扬追求权力地位，争名逐利。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无论是在过去或是现在，如此大胆表明自己内心的强烈愿望的做法，以满足自己的一私己欲，都不会被社会完全接受。但是在这些纵横家中，“追逐名利”可以表现为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个人功利主义的体现。纵横家中，有许许多多为了追逐个人私利，不择手段，取得荣华富贵和高管爵位。傅德珉在《古文观止鉴赏辞典》中《苏秦以连横说秦》赏析一篇中说：“苏秦作为一个典型的个人功利主义，做事不择手段。为了取得荣华富贵、高官爵位，实现个人的追求，他的政治主张也由原来的说秦连横转而说赵合纵了。在他的心中，维护哪个国家的利益，站在哪个国家立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功名利禄一定要得到实现，自己的抱负，野心一定要得到依托的载体。合纵、两横不过是苏秦的手段而已，他的目的还是名利二字。” 赖云琪说：“张仪在《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中表示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的观点。他在发迹之前家境贫困，利用了楚怀王贪恋女，以及南后、郑袖易妒的心理弱点，声称为楚王推荐郑、周美女，从中得到双方的赠金，甚至被楚王认为不忠不信。”
个人功利主义者更有违背平等互利原则、以欺诈的手段损人利己谋取不义之财者。刘德来在《刘向整理<战国策>》一书中说：“在《战国策·东周策》中：苏子为了个人私利，使西周君放水，蒙骗两国国君，到最后，使百姓失去了生存的根本，流离失所，饿殍满地。“失人心者失天下”，东周、西周本来就是弱国，再失去民心，他们还能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期存活多久呢？而《战国策》的著者对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不但没有丝毫的鄙视，而且还津津乐道，赏识之意溢于言表。”
第二，互利双赢的政治买卖关系。《战国策》写了许多策士人物，策士们东奔西走，杨树增认为：“游说各诸侯国的君主，实际上是进行一种政治买卖，以奇谋异策换取功名利禄，双方合则成不合则散，完全是一种利益的结合，一种特殊的交换关系。”那么除了那些鲜明的个人功利主义者，一些遵循平等互利原则，讲求道义的游士可以算得上是“良商”了。所谓“良商”，指用无形的智慧换取有形的财富的策士，他们使“买卖”的双方都获得利益。
刘德来说：“ 《战国策·齐策三》中：孟尝君出巡到楚国，楚王派郢都的登徒官送他一张象牙床，登徒官害怕象牙床在送的过程中会损坏，无力赔偿，就去孟尝君的门人公孙戍，让他阻止这件事，并许之“先人宝剑”。买主主动上门来，并提出了价钱，公孙戍觉得价钱
合理，就接受了这笔买卖，去劝说孟尝君不受象牙床。经过这番买卖，使多方都获得了利益：公孙戍既得了一柄宝剑，又受到了孟尝君的重视；郢之登徒避免了一场可能导致家破人亡的危险。孟尝君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改正了它。这种使多方获利的商人思想是当时的统治者允许和鼓励的。”谢东贵在《<战国策>思想新讨》一书中则认为：“ 《战国策》宣扬和追求个人功利，标志人的初步觉醒，肯定正常的功名利欲，把它看作合情合理的东西，强调通过智能的发挥求取富贵，那么力量的培养，知识的研求，也就必然受到重视。”
《先秦两汉散文研究》期末考试试卷 第3页 共5页
三、“重利思想”的特征和意义。
《战国策》中鲜明的“重利”思想，虽然历来不被接受，但是它也再一定的侧面反映出当时策士的内心真实情感，以及思想意识的觉醒，甚至是凸显出人的价值和生命意义。
第一，突出表现了策士思想的“真实性”。缪文远在《战国策新校注》中说：“ 《战国策》写了许多策士人物，策士们东奔西走，纵横家的说辞一般没有空泛、虚伪的仁义说教，直来直去。出谋划策，不顾形式，不择手段，即使使用狡术，也毫不掩饰。”郭预衡在《
<战国策研究与选译>序》中谈到苏秦追求富贵利达的言论时，说“苏秦这样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实地说出内心的思想,是应该给以恰当的历史的评价的。即便站在无产阶级人生观的高度看来，是丑恶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赤裸裸的，未曾掩饰的。”与“美丽而虚假”相比较，他肯定这种“虽丑恶而真实”的思想的反映。刘美生分析了策士追名逐利的价值观，指出“虽然有唯利是图之嫌”，但“他们出智慧，统治者出利禄，这是符合互惠互利的公共关系原则的。再说他们就某种程度上也为国分忧,于己于国都有利。因此,无可非议”。王佩娟也指出“战国策士的这种追逐势利富贵的共性，乃是特定境遇的产物。它与时俱生，因此既不必褒其美，称其正，亦不可贬其丑，斥其邪，它是时代给策士留下的深深烙印。”她认为《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在于“真”，是战国策士追逐功利的形象和新兴封建势力不加掩饰的唯利本性历史面貌的真实写照。“这正是《战国策》的难能可贵之处，也是它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第二，肯定了“人”的作用。谢东贵：“《战国策》作者处在强者称霸、能者为官竞争激烈的战国乱世中,异常清醒地了解人的作用和价值,排除神秘鬼神思想的干扰,高扬人的因素,重视人的主体意义,为后人的觉醒,起了启蒙作用”。他进而出:“《战国策》称颂追求个人功利的言行,实是深化了春秋以来的义利之辨,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首次肯定了人的价值”,“是在怀疑
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对人的生命意义的重新发现和追求”。王佩娟《难能之处在于“真”——评<战国策>的思想价值》也指出“作为下级的策士,有了相对的独立,他们在为豢养自己的上层统治服务时,要求代价,提出交换条件,……这种相对独立人格的形成,标志着士的个人意识的觉醒”。着也可以看出，策士们的“重利”思想倾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重视“人”的生命价值。
结语：
综观前人对《战国策》的“重利”思想倾向的研究，我们可以得知，“重利”的思想倾向因与传统的儒家思想针锋相对，使得此问题的研究曾在学术界上颇受冷遇。然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成果。“重利”思想是《战国策》中尤为突出的思想倾向，鲜明地体现出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深刻地体现出《战国策》异于其他文史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更是独树一帜地宣扬了“利”的作用，也在侧面反映出“利”对士的“人生规划”的一定的积极影响，为后世肯定“人”的生命价值提供一定层面的有积极意义的借鉴。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但可以更深刻了解战国时期的时代状态以及把握《战国策》的文学价值，对现世处世之道和人生规划和认识自身都有借鉴和反思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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