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价格是农产品市场的晴雨表，牵动着百姓的菜篮子，因而备受政府重视。生猪与粮食具有同等重要性，这可从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窥见一斑，而猪肉价格的背后，则是我国生猪生产力发展水平、供给与需求的匹配状况、政策的角度与力度、贸易与储备、疫情与防控等多重经济政策因素在交互作用。
猪肉价格坐上“过山车”
2022年8月初，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暴发，引发了近三年来猪肉价格的“过山车”式剧震。疫情之初，猪肉价格先是总体延续下降走势，继而出现主销区价格上涨与主产区价格走低并存，2022年年底以后，猪肉价格总体持续上行，2022年2月涨至历史高点49.68元/公斤。2022年1月以来，猪肉价格走势急转直下，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价格自2022年第2周的47.21元/公斤一路跌至第25周的21.08元/公斤，直逼疫情之前的价格水平。此次猪肉价格波动幅度之大、原因之复杂、对经济稳定的潜在影响与破坏性可谓前所未有，尤其面对猪肉价格“跌跌不休”的走势，生猪养殖主体普遍高进低出、严重亏损。为此，6月1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生猪价格过度下跌三级预警，提示养殖场（户）科学安排生产
经营决策，防止猪肉价格暴跌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严重冲击，力求将生猪产能保持在合理水平。
供求关系对“猪周期”的影响
基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商品市场价格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时受供求关系影响，当供给大于需求时，商品价格下降，反之则上升。不管是2022年年底后猪肉价格的一路飙高还是2022年年初以来的“跌跌不休”，其根本原因都是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或者说严重失衡。具体到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二者在“猪周期”中的表现既明显不同又紧密关联，而供给的波动尤其是外源性冲击，是导致此轮猪肉价格大幅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猪肉消费需求因素。第一，在未来非常长的时间，猪肉仍会占据家庭肉类消费的主导地位，具有刚性消费需求。第二，在正常年度周期之内，猪肉消费通常会受季节影响，夏天有效需求明显不足、猪肉价格相对较低，冬季需求大幅增加、猪肉价格相应上涨。第三，近年来我国猪肉消费总量及人均消费量均不同程度呈现稳中略降的趋势。第四，从肉品消费结构来看，猪肉消费占比明显趋于下降，由20世纪80年代占比80%以上，逐步下降到2022年的55.6%，而牛羊肉、禽肉的消费占比和绝对消费量均日益提高。因此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猪肉消费需求稳中略降的趋势仍将延续，根据这一发展趋势，需求变动并非导致此轮猪肉价格大幅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猪肉生产供给的内源性因素。导致猪肉供给波动的因素一般分为内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内源性因素主要包括生猪养殖成本和养殖场（户）的积极性等。非洲猪瘟及肺炎“双疫情”期间，由于养殖风险增大，养殖场（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在衡量养殖收益与成本之后产生了对于利润的不理想预期，于是积极性大幅下降，随着疫情趋于稳定和猪肉需求的逐步恢复，一定时期市场中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于是价格出现过热现象；与此同时，国家为了恢复生猪产能，给持续过热的猪价降温，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生猪养殖的补贴措施，在降低养殖场（户）养殖风险的同时降低了成本，部分养殖场（户）在扶持政策预期收益驱使下盲目扩栏，加之春节前的猪价上涨，让部分养殖场（户）对年后猪价产生了较高的期望，导致猪肉供给量短时间内快速增加。猪肉生产供给的外源性因素。生猪疫病、生猪市场调控政策与猪肉食品安全事件、进出口贸易、收储投放、流通成本变化等外源性因素对猪肉供应的影响较为明显。疫情期间，70％的养殖场（户）由于物资调入障碍、玉米等物料存储不足等，无法正常进行生猪养殖及运销，经营成本普遍大幅上升，而交通不畅、冻品流通受阻拉升了鲜肉价格。疫情过后，库存冻品进入市场流通，一时之间市场上猪肉的供给量相当于多期
产量的叠加，如果得不到及时消纳，既占用库存又占用资本，销售厂商往往急于抛售，导致市价一降再降。与此同时，疫情过后生猪屠宰量与进口量显著增加的趋势没有得到及时扭转，也放大了市场上的猪肉供给，加剧和扩大了猪肉价格下跌的速度与幅度。此外，非洲猪瘟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消散，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猪肉的供给水平。
“双疫情”影响的叠加猪的价格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此轮猪价波动使猪业健康发展受到冲击。一是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国家为平抑波动付出了巨大代价，同时市场机制受到一定约束；二是猪肉消费者福利受到重大影响，间接给微观养殖场（户）造成一定冲击；三是直接给微观养殖场（户）造成严重冲击，后期猪肉价格持续走低，但是前期水涨船高的仔猪、饲料、用工、服务等成本难以同步下降，养殖利润微乎其微甚至大面积亏损，导致许多散户退出市场，逐利资本纷纷撤离，大型猪企相继陷入困境，行业健康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根据经济学原理，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但猪肉价格连跌以来，大型猪企净利润同比下降均在70%以上，利润空间还在收窄，维持生猪产能面临不确定性。无论是价格的暴涨还是暴跌阶段，作为配置资源的“两只手”—政策与市场
往往难以精准对接，甚至错位叠加。例如在“猪周期”四阶段中，如果第一期猪肉价格上涨或下跌过猛，那么在第三期会表现为更强烈的反作用，导致猪肉价格难以控制。平抑“猪周期”要顺势而为，“两只手”打好配合。一是突出平抑，严防助长。要重视市场基础条件建设、信息服务与市场秩序维持，采取温和持续的政策措施，而非采用过激过猛的行政干预和巨量财政投入，在“猪周期”生猪供给波谷（猪价波峰）附近尽量避免采用过激的产能扩张手段，在生猪供给波峰（猪价波谷）附近尽量避免过猛的收缩产能手段，尤其要避免其他“一刀切”政策的叠加。二是注重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研究和借鉴通过规模化、集中化养殖来平抑“猪周期”的手段，逐步提高我国生猪养殖的集中化程度。三是系统化设计、整体化布局。注重加强疫病防控能力建设与应急机制建设，完善猪肉价格风险预警与信息指导机制，健全饲料粮供给和替展路径，加大研发投入，采用科学养殖技术以有效提升生猪产能，逐步实现生猪从繁育到餐桌的全过程质量监控与安全追溯管理。四是顺应肉品结构演变趋势。应当改变原先注意力过度集中于生猪的局面，将猪牛羊、禽蛋奶、驴马驼等更多畜种组合纳入视野，扩大政策的覆盖面，平衡不同畜种产业协调发展。随着生猪产能不断恢复，中央和地方已于7月启动多轮猪肉储备收储工作，稳定猪肉价格，提振养殖户信心，避免价低伤农。随着生猪生产的恢复与国家收储政策的支撑，猪肉价格有望保持稳定态势，直至回到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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