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礼器图式》（现存故宫博物院，以下简称《礼器图》）是⼀部完成于乾隆⼆⼗四年（1759）的⼤型器物图谱，由庄亲王允禄领衔绘制。4年后第⼀次校刊，后来⼜由乾隆的亲信⼤⾂福隆安率员增补，于乾隆三⼗⼀年由武英殿修书处刻版印刷。再后于乾隆三⼗⼋年收⼊《四库全书》史部。《礼器图》⾃绘成⾄进⼊《四库全书》的⼏番变化，使⼈感到它绝不是⼀般意义上的图谱。要解释这个现象，该图的内容、含意，以及乾隆皇帝绘制此图的⽬的，就成为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皇朝礼器图式》的内容
《皇朝礼器图式》是⼀部册页式的图谱，左为图，右为说，共计1300幅图。[1]主要参与绘制者有蒋溥、汪由敦、何国宗等礼部、兵部、⼯部3部27⼈。其内容分6个部分：
第⼀为祭器部，计2卷。所祭者有11坛9庙2殿，即天坛、祈⾕坛、地坛、社稷坛、朝⽇坛、⼣⽉坛、先农坛、先蚕坛、天神坛、地祗坛、太岁坛，奉先殿、传⼼殿，太庙、⽂庙、帝王庙、先医庙、都城隍庙、内城隍庙、永佑庙、天下第⼀龙王庙、昭灵沛泽龙王庙；所⽤祭器分璧、琮、圭、爵、登、簠、簋、边、⾖、篚、俎、尊、琖、鉶等14类，因祭祀时每类所⽤祭器多寡不⼀，图中仅以⼀类绘⼀器作标识。
第⼆为仪器部，计1卷，分天⽂仪、地理仪、测绘仪、光学仪和时钟4类共50件。
第三为冠服部，计4卷，有男⼥服之别。男服分皇帝、皇太⼦、皇⼦、亲王、世⼦、郡王、贝勒、贝⼦、固伦额驸、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侯爵、伯爵、⽂⼀品、武⼀品、镇国将军、郡主额驸、⼦爵、⽂⼆品、武⼆品、辅国将军、县主额驸、男爵、⽂三品、武三品、奉国将军、郡君额驸、⼀等侍卫、⽂四品、武四品、奉恩将军、县君额驸、⼆等侍卫、⽂五品、武五品、乡君额驸、三等侍卫、⽂六品、武六品、蓝翎侍卫、⽂七品、武七品、⽂⼋品、武⼋品、⽂九品、武九品、未⼊流、举⼈、贡⽣、⽣员、祭祀⽂舞⽣、祭祀武舞⽣、祭祀执事⼈、乐部乐⽣、卤薄舆⼠、卤薄护军、卤薄校卫、从耕农官计59类⼈，所⽤冠服有冬夏朝冠、冬夏朝服、朝带、朝珠、端罩、衮服、冬夏吉服冠、龙袍、吉服带、冬夏常服冠、常服褂、常服袍、常服带、龙褂、补服、蟒袍、冬夏公服冠、⾬⾐、⾬冠等24类。但由于⼈员等级不同，冠服虽名称相同，纹饰差别却很⼤，如世⼦以下均⽤补服，纹饰却完全不同。
⼥服分皇太后、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皇太⼦妃、皇⼦福晋、亲王福晋、世⼦福晋、郡王福晋、贝勒夫⼈、贝⼦夫⼈、镇国公夫⼈、辅国公夫⼈、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主、县主、郡君、县君、镇国公⼥乡君、辅国公⼥乡君、民公夫⼈、侯夫⼈、伯夫⼈、⼀品命妇、镇国将军命妇、⼦夫⼈、⼆品命妇、辅国将军夫⼈、男夫⼈、三品命妇、奉国将军命妇、四品命妇、奉恩将军夫⼈、五品命妇、六品命妇、七品命妇计39类⼈，所⽤冠服有冬夏朝冠、⾦约、⽿饰、朝褂、冬夏朝袍、领约、朝珠、冬夏朝裙、吉服冠、龙褂、龙袍、采綐、蟒袍、吉服褂等17类。与男冠服同，同样因⼈员等级不同，其冠服的纹饰也不完全相同。
第四为乐器部，计2卷，有鎛钟、编钟、特磬、编磬、琴、瑟、排箫、箫、笛、篪、笙、壎、⿎、搏拊、敔、柷、戏⽵、⽅响、云锣、管、⼤⿎、拍板、⾦、钲、⼤铜⾓、⼩铜⾓、蒙古⾓、龙⿎、杖⿎、画⾓、铜点、正钹、平笛、⾏⿎、节、⼲、戚、⽻、籥、筝、琵琶、三弦、⼆弦、奚琴、⼝琴、⽉琴、胡琴、提琴、胡笳、⽕不思、轧筝、觱篥、铙、正钹、⼩和钹、⾦⼝⾓、海笛、腰⿎、得胜⿎、鐋、星、巴拉满、苏尔奈、哈尔扎克、喀尔奈、塞他尔、喇巴⼘、达⼘、那噶拉、丐⿎、丐拍、丐哨、丐弹弦⼦、丐弹胡琴、丐弹双韵、丐弹琵琶、丐三⾳锣、接内塔兜呼、稽湾斜枯、聂兜姜、聂聂兜姜、结莽聂兜布、达布拉、萨朗济、丹布拉、达拉、公古哩等87类，以不同的组合，组成不同的乐队。
第五为卤薄部，计3卷，有辇、辂、舆、车、拂尘、提炉、⾹盒、盥盆、唾壶、⽔瓶、马杌、交椅、仪⼑、櫜鞬、豹尾、戟、⽎、盖、撒、扇、幢、幡、旌、节、氅、麾、纛、鉞、星、⽠、仗、灯、象、静鞭、仗马等35类。它们同样有以纹饰区别等级或场合的原则，如辇，就有⽟辇、⾦辇、凤辇之分；纛有黄龙⼤纛、五⾊⾦龙纛、⼋旗骁骑纛、护军纛、前锋纛等；⽽旗的纹饰，就更是多达88种之多，其内容，天上⼈间，⼏乎⽆所不包。皇家成员在出⾏时，以不同纹饰、不同造型的仪仗器物，组成不同的仪仗。
第六为武备部，计6卷，有甲胄、⾏营冠服、櫜鞬、⼸、箭、⼑、、镰、斧、棒、⾦、⿎、⿅⾓、海蝥、⽭、戟、鐗、椎、滚被、炮、⾃来⽕、纛、旗、幄、帐房、凉棚等26类。每⼀类⼜分若⼲种，
如炮，有⾦龙炮、制胜将军炮、威远将军炮、神威⽆敌⼤将军炮、神威将军炮、武成永固⼤将军炮、神功将军炮、得胜炮、九节⼗成炮、冲天炮、铁⼼铜炮、⼦母炮、严威炮、红⾐炮、龙炮、奇炮、⾏营信炮、浑铜炮、台湾炮、回炮20种，⽽箭的种类就更是多达67种。同类的武器在功能上并⽆质的差别，所以区分，主要是区别形式或使⽤者的等级。
⼆、《皇朝礼器图》器物的含意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礼器图》是⼀部关乎清代典则的⼗分繁复的图谱。要认识是图，不能不认识清礼。据《⼤清通典》，清礼分吉嘉军宾凶五类。每类⼜各分若⼲项：其中吉礼129项，嘉礼74项，军礼18项，宾礼20项，凶礼15项。《礼器图》所分6部，当然是以五礼为基础，但⼜并⾮是对应五礼⽽绘。清礼的来源，乾隆皇帝在《礼器图·序》中，开宗明义指出：“五礼五器之⽂，始著《虞书》。”显然，清礼是承袭古礼⽽来。如何认识古代之“礼”与“器”，是今天我们分析《礼器图》的基础。
⾸先是对古礼本质的认识：
中国的古礼，是⼀个从远古礼俗发展⽽来的极为复杂厐⼤的系统。它虽包含有先民最初的礼俗，但却远不⽌于此，⽽是⼏乎涵盖了古代社会的⽣产⽅式、⼈伦关系、⽣活习俗、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军事法律、哲学宗教等各个⽅⾯的内容：“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也。礼不妄说⼈，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践⾔，谓之善⾏。⾏修⾔道，礼之质也。……道德仁
义，⾮礼不成；教训正俗，⾮礼不备；分争辨讼，⾮礼不决；君⾂上下、⽗⼦兄弟，⾮礼不定；宦学事师，⾮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法，⾮礼威严不⾏；祷祠祭祀，供给⿁神，⾮礼不诚不庄。”[2]
如此繁杂的古礼，对简约化的今⼈来说，不免眼花瞭乱。我们将其进⼀步归纳，可以看出，古礼实际上属于⾃然礼仪、社会礼仪与政治等级礼仪三⼤系统，它们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社会成员的基本运⾏模式。对此，先哲是这样解释
的：“民之所由⽣，礼为⼤。⾮礼⽆以节事天地之神也，⾮礼⽆以辨君⾂、上下、长幼之位也。⾮礼⽆以别男⼥、⽗⼦、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君⼦以此之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废其会节。”[3]
⼦⽈：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礼，譬犹瞽之⽆相与！[4]
显然，在先哲⼼⽬中，礼的核⼼之意是“事天地之神”，“辨君⾂上下长幼之位”；它具有礼的仪式即“治”（后⼈称之为“礼仪”），与礼的含意即“辨”（后⼈称之为“礼义”）的外在与内涵两层结构。[5]但⽆论如何，它们都不可能脱离前述三⼤系统。
《礼器图》所涉之“礼”与“器”，也包含在上述三⼤礼仪系统之内。
如《礼器图》第⼀、⼆卷“祭器”，与吉礼相对应。吉礼实为祭礼，所祭者基本分为两⼤类，⼀是祭祀⾃
然神灵，⼀是祭祀祖先神灵，分属于⾃然与社会礼仪系统。《礼器图》中所祭的11坛9庙2殿，除⽂庙、传⼼殿、帝王庙与先医庙，似乎难以归⼊⾃然与祖先神灵，其余⼀望可知，均为祭祀天地神灵与祖先神灵的祭场。⽽难以归⼊这两⼤类的4座殿庙，⽂庙和传⼼殿因所祭者孔⼦，在清代被封为“⾄圣先师”、“万世师表”，实际上也已披上神的⾊彩；历代帝王庙与先医庙，所祭均为古代帝王（先医庙所祭正位为伏羲、神农与轩辕），对于清帝来说，实为“帝系”之祖。
再如卷六之“武备”，是与军礼相对应的，在“国之⼤事，在祀与戎”的古代，军礼属于政治等级礼仪系统。
⽽“冠服”卷所绘共计99类，⼏乎涵盖清代社会男⼥各⾊⼈等的服饰，其样式与⾊彩，代表着⼈的不同等级，及⼈们相处时的不同场合，⽽绝⾮单纯的⾐着服饰。它所反映的是社会关系，是社会礼仪系统之礼的集中体现。
“乐器”卷与“卤簿”卷所绘之乐器及仪仗器具，为三⼤礼仪系统中任何⼀礼不可缺少者。道理很简单，古⼈在祭祀、出征、宴饗、举殡时，⼀定会持以器具，伴以⾳乐。甚⾄在已进⼊21世纪的今天，重⼤典礼，也还少不了⾳乐和仪仗。仅“仪器”卷出现在《礼器图》中颇觉不协。但作为清代重要典则，其内容绝不可能随意添改，将仪器列⼊礼器，必有原因。个中缘由下⽂详述。
其次是对器的认识：
这⾥谈的“器”，是与“礼”相关的器，⽽⾮今天的所谓器物。在《易经》中，“器”⼀出现，就是与“道”或“象”相关的⼀种象征。“《易》有圣⼈之道四焉：以⾔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筮者尚其占。”“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之谓之法。”“是故形⽽上者谓之道，形⽽下者谓之器。”[6]在此可以看出，器与道是相对的，但其义尚不甚清晰。到了《周礼》中，“器”的意义就⼗分明确了：“⼤宗伯之职……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壹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以⽟作六瑞，以等邦国，……以禽作六挚，以等诸⾂……以⽟作六器，以礼天地四⽅，……”“⼩宗伯之职……辨吉凶之五服、车旗、宫室之禁。”“司⼏筵掌五⼏五席之名物，辨其⽤与其位。”“典瑞掌⽟瑞、⽟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事，设其服饰。”“司服掌王之吉凶⾐服，辨其名物与其⽤事”[7]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器”的种类各不相同，⽟瑞是“器”，六禽也是“器”，服饰车舆宫室是“器”，酒⾁筵席也是“器”，但它们具有共同的功能，即在“⽤事”。
事”。
“器”之于⽤事是多⽅⾯的，核⼼则是某种象征：如以器象征天地四⽅，以器象征社会等级，以器象征吉凶等。但是，当施礼处于具体操作阶段时，“器”就不仅仅是象征了，还要落实成为某种器具：“陈其牺牲，备其⿍俎，列其琴瑟管磬钟⿎，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祖先，以正君⾂，以笃⽗⼦，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妻有所。”[8]在这⾥我们看到，“牺牲”、“琴瑟管磬钟⿎”等“器”，变成了施礼者与上神或祖先交流时不可缺少的⼯具。只有使⽤这种⼯具并完成了这种交流，才能实现从君⾂到夫妻社会各
层的和协。
同时，“器”⼜是施礼时表达某种意愿或价值判断的承载物：“礼有以多为贵者，天⼦七庙，诸侯七，⼤夫三，⼠⼀，……”“有以⼤为贵者：宫室之量，器⽫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有以⼩为贵者：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有以⽂贵者，天⼦龙衮，诸侯黼，⼤夫黻，⼠⽞⾐纁裳，……”“有以素为贵者：⾄敬⽆⽂，⽗党⽆容，⼤圭不琢，⼤羮不和，……”[9]这些论述明确告诉我们，在古⼈⼼⽬中，⼤⼩⾼低贵贱等等价值，离开了“器”，便⽆从表述。可以说，“器”是与“礼”互为表⾥、相伴⽽⽣的产物，若⽆“器”，“礼”便⽆以承载，⽆法实施；“器”的形制、⾊彩、纹饰等，势必成为古⼈关注的重要对象。
由于礼与器与⽣俱来的相互依存关系，在仍以敬天法祖为基本理念的清代，皇帝钦命绘制《礼器图》，就是件⾃然之事。《礼器图》所绘虽为图谱，但实际上表达的，却是三⼤礼仪系统所涵盖的清代社会成员的理念和运⾏模式。但是，清礼与清礼器，⼜绝⾮古礼与古礼器，《礼器图》中所绘，有相当多的器物在清以前从未出现过。它们只能是经过“整合”，即清代特定的社会⽂化的产物。
三、乾隆礼制思想的确⽴与《礼器图》的绘制
《礼器图》是清代礼制的⼀个组成部分，完成于乾隆⼆⼗四年（1759）。此时距清⼊关已115年。这正是清代社会发⽣⼤变化、进⾏所谓⽂化“整合”的最重要的历史时期。清礼也是在这⼀百多年间，从最
初带有浓重的满族烙印，到后来融⼊儒家理念，进⽽形成系统成熟独具特⾊之礼。其中清代祭天礼的确⽴颇具典型性。
清代祭天包括冬⾄祭天、正⽉祈⾕、孟夏雩祀三⼤礼，从设⽴⾄完备，长达127年。三⼤礼中，最早实施的，是皇太极于崇德元年（1636）所⾏冬⾄圜丘祭天礼。但其意义完全不同于《周礼》中的祭天，即“冬⾄⽇祀天于南郊，迎长⽇之⾄”[10]，不过是将发兵征讨朝鲜前的满族传统堂⼦告祭礼移⾄圜丘。⽽祈⾕和雩祀这两种体现农业社会的祭礼，则是随着清⼊关后社会转型才逐渐设⽴的。但也直到乾隆七年（1742），才将祈⾕之坛明确定在祈年殿；⼜过了17年，才最后定⽴了雩祀的仪节。[11]
尽管如此，乾隆本⼈对礼制的认识，在其初政时，也还没有达到⼀个系统完整的程度。他对礼制的认识，经历了⼀个为强化统治秩序⽽强调礼制，到为规范礼制⽽梳理诸礼的演变。
乾隆即位时，虽未发⽣前朝那样残酷的权⼒争⽃，但不利于皇权的⽭盾总是不可避免的，如其弟弘瞻就曾以“汗阿哥”称已为“今上”的四兄弘历。[12]这表明建⽴新的社会秩序是当务之急。因此，乾隆元年他便全⾯阐述了对礼制与统治关系的认识：“朕闻三代圣王缘⼈情⽽制礼，依⼈性⽽作仪。所以总⼀海内，整齐万民，⽽防其淫侈，救其凋敝也。”[13]
对礼制衰败给社会带来的负⾯影响，乾隆看得颇为清楚：“汉唐以后，虽粗备郊庙，朝廷之仪具其名物，藏于有司，时出⽽⽤之。时虽缙绅学⼠，皆未能通晓，⾄于闾阎，车服宫室、饮⾷嫁娶丧祭之纪，
皆未尝辨其等威。议其度数，是以争为侈恣，⽽耗败亦由之。将以化民成俗，其道⽆由。”[14]
对因礼制的复杂致使百姓⽆以适从的情况，乾隆⼼⾥也很有数：“前代儒者，虽有书仪家礼等书，⽽仪节繁委，时异制殊。⼠⼤夫或可遵循，⽽难施以黎庶。”[15]
他要求总理事务王⼤⾂会议，就“本朝会典所载，卷帙繁重，民间亦未易购藏。应萃集历代礼书，并本朝会典，将冠婚丧祭⼀切仪制，斟酌损益，汇成⼀书，务期明⽩简易，俾⼠民易守”[16]。⽽这些认识的理论依据，就是孔⼦对礼制之于君权意义的阐释：“礼者，君之⼤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17]所以，皇帝推⾏礼治，⽬的就是要把各种关系理顺。否则，国家就会陷⼊混乱，社会⽣活就会动荡不安。
在阐述了理论之后，便是实际的操作。乾隆花了10余年的时间，通过不断调整参与治礼的成员、修正相关礼器礼仪，逐渐强化并完善了礼制。
先是增加宗室随祀⼈员：“乾隆元年议准：太庙奠帛献爵，⽤宗室侍卫四⼗⼈。宗室将军官员⼆⼗⼈。”[18]第⼆年⼜针对“省会之地，督抚司道驻扎同城，向不与祭专属府县官⾏礼”的情况，要求官员：“肃祀典⽽迓休和，礼⾄重也……督抚司道等官，均有封疆守⼟之任，⾃当虔奉明禋，为民祈报。凡春秋⾄祭，督抚应率阖属⽂武⼤⼩官员敬谨⾏礼。”[19]接着，“乾隆三年奏准：奠帛献爵，增宗室将军六⼈。”此后，九年、⼗年，对于参加祭礼的官员⼈数⼜有增加。[20]⾄乾隆⼗⼆年，⼜增加了⼀项
新规定：“嗣后有事于圜丘、⽅泽、祈⾕、雩祭，应于午门前宣誓戒，陪祀之王公⽂武⼤⾂官员
⼗⼆年，⼜增加了⼀项新规定：“嗣后有事于圜丘、⽅泽、祈⾕、雩祭，应于午门前宣誓戒，陪祀之王公⽂武⼤⾂官员朝服齐集，跽听⾏礼，以明齐明严敬之意。”[21]
这些规定，特别是要求官员陪祀前于午门参与⽴誓的⽬的很明显，⽆⾮是通过祀礼加强对王公⼤⾂的控制。这表明，尽管乾隆出于⼀统天下的皇帝⾝份，和⾃幼培育的尊师重道的儒学素养，⼗分清楚强化礼治对统治的意义，但多数王公⼤⾂，特别是满洲贵胄，对极具中原特⾊的祀礼，在认识上还是有很⼤距离的。有鉴于此，乾隆强化礼制以及治礼的⼿段，有了改变和发展。可以说，从⼗⼆年（1747）开始，乾隆的治礼，开始从政治上要求王公⼤⾂共同参与，进⼊到改善礼器礼仪的礼制⾃⾝建设阶段。《礼器图》的绘制，正是这⼀阶段乾隆治礼思想成熟的⼀个标志。
乾隆对礼制⾃⾝的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其⼀为明确清礼的顺序。清五礼在乾隆初年始修的《钦定⼤清会典》⾥，排序为嘉礼、军礼、吉礼、凶礼、宾礼[22]，⽽到⼆⼗四年完成的礼制专书《⼤清通礼》时，五礼的排序才变成吉礼、嘉礼、军礼、宾礼、凶礼。此后终清160余年再⽆改变。
礼序的变化显然不会是偶然的，应是乾隆对礼的重要性认识深化的结果。如对吉礼从第三位升⾄⾸位，
与他在⼗⼆年时表达的“朕思⼋政，祀居其⾸，⽽⼤祀莫重于郊”的认识相关。[23]对军礼，⼗四年时有谕：“兵戎，国之⼤事，故命遣⼤将必先有事于堂⼦，正类祭遗意。⽽列纛⾏礼，则禡也。……朕思出师告祭，则凯旋即当告。⾄乃天地宗祖俱已祝册致虔，且受成太学，⽽堂⼦则弗之。及祠官疏略，如神贶何！祀典攸关，彝章宜备。著议政王⼤⾂详议具奏。朕亲为裁定。”[24]从此确⽴了⼤兵凯旋祭告堂⼦之礼，等等。礼序的规范化，在乾隆看来，则有助于达到“⼈伦⽇⽤之间，兴孝悌⽽正风俗”，即整顿社会秩序之⽬的。[25]
其⼆为改造礼器礼仪。⽽《皇朝礼器图式》的绘制，则可视为对礼器礼仪改造的⼀个结果。
清初祭天之礼器，因袭明代⽤瓷质，雍正年间改为铜质。乾隆于⼗⼆年明确要求更换礼器的质地：“考之前古，籩⾖簠簋诸祭器，或⽤⾦⽟以⽰贵重，或⽤陶匏以崇质素，各有精义存乎其间。历代相承，去古浸远，⾄明洪武时更定旧章，祭品祭器悉遵古，⽽祭器以瓷代之。惟存其名。我朝坛庙陈设祭品，器亦⽤瓷。盖沿前明之旧。”[26]
当然，要更换礼器，他既不可能回避雍正时的更动，也不可能正⾯反对先皇的作法，只有含混其辞：“皇考世宗宪皇帝时，考按经典，范铜炎器，颁之阙⾥，俾为世守。曾宣⽰廷⾂，穆然见古先遗则”。但⾃⼰要改⾰礼器的理由也很充分：“朕思坛庙祭品，既遵⽤古名，则祭器亦应悉⽤古制，以备隆仪。著⼤学⼠会同该部稽考经图，审其名物度数制作款式，折衷⾄当，详议绘图以闻。朕将亲为审定。
敕所司敬谨制造，⽤光禋祀，称朕意焉。”部议⾃然会“称朕意”，回覆为：“议定凡祭之笾，以⽵丝编造，……郊坛之笾纯漆，太庙画以⽂采。⾖登簠簋，郊坛⽤陶，太庙之⾖与簠簋，皆⽤⽊……”[27]这次对祭器的变⾰，可说是为⽇后形成《礼器图》所奠定的第⼀轮基础。
礼器既变，礼仪也要变。礼仪的变⾰，是通过⼗三年重定卤簿之制实现的：
如前所述，从古⾄今，世界各民族在举⾏礼仪活动时，都少不了陈列或持旗或持的仪仗队，中国古代也不例外，称之为“卤簿”。清初的卤簿较为简略，如辂，仅有⽟辂和⼤辂⼆辆[28]，且名称也因袭前朝：“国朝定制，有⼤驾卤簿、⾏驾仪仗、⾏幸仪仗。其名参⽤宋明以来之旧，⽽旗章麾盖，视前倍简。”乾隆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古者崇郊祀则备法驾，乘⽟辂，以称巨典。”在礼器已变的情况下，礼仪不变是不妥的。因此“今稍为增益，更定⼤驾卤簿为法驾卤簿，⾏驾仪仗为銮驾卤簿，⾏幸仪仗为骑驾卤簿。合三者为⼤驾卤簿，南郊⽤之。⽅泽以下，皆⽤法驾卤簿”[29]。说是“稍为增益”，实际上改⾰以后的卤簿，品类众多，规模宏⼤，不仅增加了4头导象、5头宝象，辂也仿周礼增为⾦⽟象⾰⽊5种，⾄于伞盖旗幡、斧钺⼑、⿎铙锣钹等，更是⼤量增添，达到后来《礼器图》“卤簿”卷中罗列的品种和数量。对卤簿的这⼀改⾰，则是为绘制《礼器图》打下的第⼆轮基础。
两年后，乾隆明确提出要绘制礼器图：“⼗五年谕：礼器昭垂，世守勿替。祠官掌故，图谱宜详。其令内府依卤簿⼤驾之例，按器绘图，具著体式，俾懿⽂洽，礼展帙犁。然永传册府，称朕修厘法物，毖
敕明禋⾄意。”[30]不过，从此谕可以看出，这时在乾隆⼼⽬中，礼器图仅限于卤簿⼀类，与后来的《皇朝礼器图式》差别还很⼤。
《礼器图》正式设馆绘制的时间不详，全部绘完，是在乾隆⼆⼗四年。乾隆说，此时绘图条件已经成熟：即对五礼的梳理和对祭器、卤簿礼器的厘定业已完成，⽽往代所绘礼图，⼜⼤都“执器⽽不求精意则器敝”，属于“臆说附会⼆者⽽
清朝的历代帝王已”[31]。但这时距初绘已有9年之遥。⼀部图谱耗费9年，可谓旷⽇持久。因为煌煌《四库全书》，也不过修了10年。何以要在⼆⼗四年宣布告竣？馆⾂在书成后所上表中道出实情：“当此青编之告竣，适逢紫塞之归诚。”[32]所谓“紫塞之归诚”，是指准噶尔蒙古和⼤⼩和卓⽊于⼆⼗三年和⼆⼗四年对清廷的⾂服，从此清廷奠定了对天⼭南北的有效统治。
显然，选择⼆⼗四年“告竣”，与清廷“版图式廓”、⼤功告成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乾隆礼制思想⾛向成熟化系统化所致。因为清代最⾼典则《⼤清会典》的重修，与重要礼书《⼤清通礼》的修纂，也⼏乎同时完成。⾄此，我们可以
所致。因为清代最⾼典则《⼤清会典》的重修，与重要礼书《⼤清通礼》的修纂，也⼏乎同时完成。⾄此，我们可以说，绘制《礼器图》，是乾隆⾃⼗⼆年以后，围绕重修《⼤清会典》的⼀个治礼系统⼯程的⼀部分。
清代《⼤清会典》始修于平定三藩之战结束的康熙⼆⼗三年。雍正年间再次纂修。但由于“例可通，典不可变”[33]，在乾隆帝眼⾥，这两部《会典》都有“典”与“例”不分的通病，其权威性可能会受到质疑，所以早在⼗⼆年时就“有不得不重修者”的考虑，⽬的是“区会典则例各为⼀部”[34]。⼆⼗三年，当“西陲⼤功告蒇”时，重修《⼤清会典》也告完毕，乾隆欣慰地表达了“缵成祖宗欲竟之志事”的⼼情。[35]第⼆年，《⼤清通礼》完成。它与《会典》的关系，其“凡例”讲得⼗分明确：“《通礼》与《会典》相为表⾥，谨遵谕旨，同《会典》节次进呈。”[36]⽽《礼器图》的绘制，虽未直接阐明与《会典》的关系，但在乾隆为《礼器图》所写的序⾔中，也有“武备器什，有旧会典未经胪载者”的提法。⾔外之意，《礼器图》中“武备器什”⼀门，是要列⼊新《会典》的。
当然，《礼器图》的绘制与《⼤清会典》的重修，是两个书馆，两套⼈马。所设“礼器图馆”，为⾸者是总理礼器图馆事务庄亲王允禄，下设总裁官5⼈，分别是户部尚书蒋溥、原吏部尚书汪由敦、兵部侍郎观保和翰林院编修何国宗。在班⼦成员的选择上，体现了乾隆“求精意”的态度。庄亲王允禄本⼈“精数学，通乐律”[37]，在康熙朝修《数理精蕴》时，就是主要参与者。户部尚书蒋溥为康雍两朝重⾂、显赫的宫廷画家蒋廷锡之⼦，其“⼯诗善画”的家学不容忽视，应是其出任礼器图馆总裁的重要因素。汪由敦“学问渊深，⽂辞雅正”[38]，是深得乾隆欣赏与信任的“五词⾂”之⼀。何国宗为当时最重要的科学家，是康乾两朝《皇舆全图》的主要测绘⼈员。惟有观保不见经传。想来由于《礼器图》中有涉及军礼的武备卷，不能没有兵部参与，兵部尚郎观保由此成为五总裁之⼀。总裁官下，另有22⼈分别担任“
提调”、“收掌”、“誊录兼纂修”和“绘图誊录”。只是《礼器图》作为⼤型图谱类书，绘图⼈员仅监⽣门应兆等6⼈，颇觉不协。待考。
四、《礼器图》所反映的清代社会⽣活
前⽂已述，清礼与清礼器，⾮古礼与古礼器。《礼器图》中，有相当多的器物在清以前从未出现过。它们是经过整合后的清代社会⽂化的产物。这种整合，集中体现在清朝⽂化实为⼀满汉为主的多民族融合的社会⽂化上。下⾯，就《礼器图》中⼀些具表性的器物略加说明。
⾸先是冠服。这是《礼器图》中最能反映经过社会整合后的礼器。众所周知，清代冠服是带有突出满族传统特点——右衽、披肩、箭袖、开裿——的服装。对⾐冠在确⽴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乾隆君⾂均不讳⾔。乾隆在为《礼器图》所作序中，语重⼼长，特别提出：“⾄于⾐冠，乃⼀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袭。朕则依我朝之旧⽽不敢改焉。恐后之⼈执朕此举⽽议及⾐冠，则朕为得罪祖宗之⼈矣。此⼤不可。且北魏辽⾦以及有元，凡改汉⾐冠者，⽆不⼀再⽽亡。后之⼦孙，能以朕志为志者，必不惑于流⾔。于以绵国祚，承天祐，于万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39]馆⾂
在“冠服卷”附⾔更是坦⾔：“昭名分辨等威，莫备乎冠服。”[40]从清代社会秩序确⽴的历史进程看，这些⾔辞毫不过分。为改⾐冠，清⼊关之初满汉民族为此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谁也不可能忘记。但是，清冠服⼜⾮仅具满族传统⽂化的单⼀元素。《礼器图》中所列，最⾼从皇帝，⾄最低“不⼊流”的冠服，
⼜⽆⼀不带有中原⽂化的元素。如皇帝朝服上的“⼗⼆章”纹，即⽇、⽉、星⾠、⼭、龙、华⾍、宗彝、藻、⽕、粉⽶、黻、黼12种纹饰，以及各级⽂武官员官服上所绣麒麟、孔雀等补⼦，都是中原⽂化的继承和延伸。[41]
其次是乐器。乐器卷中，排在最前边是鎛钟与特磬。这两种乐器，显然是承袭周礼器⽽来，我们从近年湖北出⼟的曾侯⼄墓古钟就可知它的源流。它的作⽤乃为定⾳。但乾隆将其载⼊《礼器图》的缘由还不⽌于此。就在《礼器图》即将告成之际，江西临江出⼟了11尊古钟。如此重器，江西巡抚不敢怠慢，将其献⾄皇宫。乾隆“辨其名，知为周时所
铸”[42]。但是，“律应⼗⼆钟，缺其⼀”，便不但新铸⼀钟，补⾜⼀套后列⼊《礼器图》，⽽且还在西苑为古钟特辟了名为韵古堂的陈列室。⽽特磬在此时琢制，则完全是由于西陲告捷，盛产美⽟的和阗正式纳⼊了版图，“谕廷⼯请以和阗贡⽟琢为物磬，⽤彰始终条理之盛。”[43]。⾄于乐器卷中出现的“廓尔喀部乐”、“⽡尔喀部舞乐”、“回部乐”、“缅甸国乐”、“安南国乐”、“朝鲜国俳乐”等乐器，就更是清廷与周边民族或国家交往，逐渐形成多民族国家或与藩属国友好往来的历史所致。
再次是武备。武备卷中收⼊冷兵器计有⼸、箭、弩、⼑、、⽭、戟、滚被、斧、藤牌10类139种，有炮与⽕2类76种。冷并列出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惟有此时。这期间在世界范围内，正是冷兵器向过渡之时。76种⽕与炮出现在《礼器图》中，表明⾄18世纪中期，乾隆朝的武
器装备还⼏乎与世界同步，并⾮半个世纪后那般落伍。⽽139种冷兵器，也正是清代武器装备和军事活动的基本反映。如藤牌、藤牌营挑⼑、射虎箭、射虎等武器的出现，与清军征台湾及清帝热衷狩猎活动直接相关。
《礼器图》中，从多⾓度折射了清中期社会⽣活的为“仪器卷”。将仪器收⼊《礼器图》，按乾隆君⾂的本意，仍是⾃尧舜时就形成的“乃在睿玑⽟衡，以齐七政”的传统观念，即天⼦拥有对天象的绝对解释权，天⽂由此成为皇权的象征：“⾂等伏惟仪器之作，所以授时成宪，体天运⽽布岁功，盖其钜也。”[44]但从收⼊本卷的50件仪器看，它反映的社会⽣活绝⾮皇权⼀点。由于50件仪器中，有38件实物还存于故宫博物院与东便门古观象台。结合实物，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信息：
在内容上，仪器可分为天⽂、地理测绘、光学、计时器等数种；在制作时间上，最早从1541年，最晚⾄1750年；在制造者上，除清廷钦天监和造办处⾃制外，还有21件来⾃英、法、德等国且刻有西⽂款识的仪器。[45]这些信息⾄少告诉我们：（1）18世纪时，清代官⽅的科技活动⼗分活跃，不仅有天⽂观测，也有地理测绘，其⾃⾝的价值，远远超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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