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七篇解读公孙丑篇（5.3）
孟子一共有几篇
【原⽂】
滕⽂公问为国。
孟⼦⽈：“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恒产者⽆恒⼼。苟⽆恒⼼，放辟邪侈，⽆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在位，罔民⽽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夏后⽒五⼗⽽贡，殷⼈七⼗⽽助，周⼈百亩⽽彻，其实皆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挍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狼戾，多取之⽽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岁，粪其⽥⽽不⾜，则必取盈焉。为民⽗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母，⼜称贷⽽益之，使⽼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母也？夫世禄，滕固⾏之矣。《诗》云：‘⾬我公⽥，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校，殷⽈序，周⽈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伦也。⼈伦明于上，⼩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王之谓也。⼦⼒⾏之，亦以新⼦之国！”
使毕战问井地。
孟⼦⽈：“⼦之君将⾏仁政，选择⽽使⼦，⼦必勉之！夫仁政，必⾃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制禄可坐⽽定也。
“夫滕，壤地褊⼩，将为君⼦焉，将为野⼈焉。⽆君⼦，莫治野⼈；⽆野⼈，莫养君⼦。请野九⼀⽽助，国中什⼀使⾃赋。卿以下必有圭⽥，圭⽥五⼗亩；余夫⼆⼗五亩。死徙⽆出乡，乡⽥同井，出⼊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家皆私百亩，同养公⽥；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也。此其⼤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矣。”
——《孟⼦·滕⽂公上》5·1、5·2主要讲滕⽂公的故事。滕⽂公是我们的知⼰，是孟⼦的知⼰，是中国⽂化的知⼰。5·3体现了滕⽂公与孟⼦进⼀
步的交流。这⼀交流是深度的交流，涉及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仁政的⼏⼤举措，⽐如什⼀税、井⽥制。孟⼦这些治国安邦的制度设计，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较⼤。理想⾛得好慢，历史⾛得好快，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太⼤了。我等下会讲⼀讲这个问题。
“滕⽂公问为国”，滕⽂公向孟⼦请教治国的⽅略。“孟⼦⽈：‘民事不可缓也。’”孟⼦说：⽼百姓的事情
是不可以怠慢的，不能不放在⼼上，是必须⽴刻做的。所谓“民事”，孟⼦有句话：“诸侯之宝三：⼟地、⼈民、政事。”（14·28）政事与⼈民加在⼀块，就是民事。
民事为什么不可缓？“《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这是讲盖房⼦、种地的事。我们⽩天把茅草割回来，晚上把茅草编成绳⼦。茅草编成绳⼦后，⼲什么呢？因为房⼦有点破烂了，我们得马上修好。房⼦修好后，春天来了，我们开始春耕、种百⾕了。这是孟⼦引《诗经》来回答滕⽂公。
《诗经》对先秦知识分⼦的影响特别⼤，对于孟⼦的影响特别⼤——《孟⼦》引过很多《诗经》。诗教的传统是中国古代的⼤传统。诗教⼀⽅⾯是为了陶冶我们的⾝⼼，让我们在诗歌中安顿我们的⼼灵；另⼀⽅⾯也是⼀种政治。《论语》讲过“诵《诗》三百”与“授之以政”“使于四⽅”的关系：你学会了《诗》三百，我把政治任务交给你，你⼀定要能做好；我派你到别的国家执⾏外交任务，你说诗句，就得琅琅上⼝、脱⼝⽽出。假设你做不到，你学诗学得再多，⼜有什么⽤呢？以上就是孔⼦说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
语》13·5）所以，《诗经》的意义既是陶冶⾝⼼，同时还要落实到具体的政治事务当中。
孟⼦引《诗经》，是为了告诉滕⽂公：⽩天、晚上该做的事要做好，房⼦要赶快修好，因为马上要种地了。然后，孟⼦谈到⽼百姓：“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恒产者⽆恒⼼。”⽼百姓的特点是：
他有固定的产业，他就懂得⼈⽂的道理；他没有固定的产业，他就不太懂得⼈⽂的道理。“恒产”这个概念，是指固定产业、私有财产。⽼百姓必须有⾃⼰的私有财产，他才安⼼，才能遵守社会的秩序。哪些⼈没有恒产，却有恒⼼呢？孟⼦在另外⼀个地⽅讲过：“⽆恒产⽽有恒⼼者，惟⼠为能。”（1·7）没有固定财产，但能坚持真理，正道直⾏，为真理⽽牺牲和奋⽃，只有知识分⼦能够做到这⼀点，⽽⽼百姓做不到。
到这⼀点，⽽⽼百姓做不到。
“苟⽆恒⼼，放辟邪侈，⽆不为已。”没有恒产，⽼百姓就没有恒⼼。假设你没有恒⼼，你就会胡作⾮为，就会违法乱纪，就啥事情都⼲得出来。假设⽼百姓没有恒⼼，⼀直胡作⾮为、违法乱纪，有⼀种结果就是：“及陷乎罪，然后从⽽刑之，是罔民也。”等到⽼百姓犯了罪，你再对他进⾏制裁，你这就是在陷害⽼百姓。孟⼦这⾥讲的民智不可欺，最关键的是要制民恒产，让⽼百姓有⾃⼰固定的资产，有⾃⼰的私有财产。假设没有私有财产，它的后果是⽐较厉害的。恒产⼜必须跟恒⼼连在⼀块，⼼⽐较重要。你不能等⽼百姓犯了罪，然后去惩罚他，这样你是在害⽼百姓。
“焉有仁⼈在位，罔民⽽可为也？”哪有仁者在朝廷做官，却做出陷害⽼百姓的事呢？这是不可能的。孟⼦认为：“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所有贤明的君主⼀定是办事认真、勤俭节约、礼贤下⼠的，就是“必恭俭礼下”。按照⼀定的标准对⽼百姓征收赋税，就是“取于民有制”。孟⼦这⾥讲的是“民事不可缓”，⼀定要制民恒产，⼀定不要陷⽼百姓于不义。
孟⼦接着引了⼀句话：“阳虎⽈：‘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阳虎是孔⼦时代的⼈。孔⼦时代的鲁国，鲁王没有什么权⼒，所有的权⼒都集中在季⽒⼿上，⽽季⽒家的⼤总管就是阳虎。阳虎，《论语》17·1称为阳货。阳虎跟孔⼦长得特别像。跟孔⼦同时代的⼈，有两个跟他长得很像：⼀个是阳虎，另外⼀个是孔⼦的学⽣——有⼦。有⼦长得也跟孔⼦很像。
“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的意思是：你要发财致富，就不能有道德；你要有道德，就不可能发财致富。阳虎讲的这句话，历来有学者认为，放在这⾥不是特别恰当。因为它到底要说明什么问题，不是很确切。我的理解是这句话放在这⾥⽆可⽆不可，也有它的意义。因为孟⼦要揭⽰的问题是：富起来与道德起来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琅琅上⼝的⼀句话是“先让⼀部分⼈富起来”，但在孟⼦的思想中，排序是先让⼀部分道德起来、然后让所有⼈富起来。孔⼦讲富、庶、教，是先让⼈们富起来，再让⼈⼝增多起来，再让⼈们得到好的教育（《论语》13·9）。孟⼦基本上是这个理念。孟⼦借阳虎这句话，就是要阐明富起来与道德起来到底是什么关系。他反对阳货说的“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希望富与仁之间达成和谐统⼀，富起来与道德起来是不⽭盾的，是相辅相成的。孟⼦的理论前提是先让⼀部分⼈道德起来，所以他讲“⽆恒产⽽有恒⼼者，惟⼠为能”。没有恒产但是有恒⼼，只有知识分⼦能够做到，这就是先让⼀部分⼈道德起来。然后，通过这帮⼈带领其他⼈富起来，就是“民事不可缓也”，要让⼤家富起来。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可能更能明⽩孟⼦的良苦⽤⼼。
孟⼦讲“民事不可缓也”，归结点是“取于民有制”，按照⼀定的⽅法对⽼百姓征收赋税。为此，孟⼦回顾了历史，对夏、商、周三代进⾏了回顾。他说：“夏后⽒五⼗⽽贡，殷⼈七⼗⽽助，周⼈百亩⽽彻。”这⾥的“五⼗”“七⼗”“百亩”，是指50亩、70亩、100亩。夏朝每50亩征收赋税的⽅法，叫作贡法。商朝每70亩征收赋税的⽅法，叫作助法。周朝每100亩征收赋税的⽅法，叫作彻法。贡、助、彻是夏、商、周三代征收赋税的三种⽅法。孟⼦说这三种⽅法虽然名称不⼀样，但本质是⼀样的：“其实皆什⼀也。”什⼀就是⼗分之⼀。你每收⼊100块钱，要把10块钱给我，这就叫作什⼀、什⼀税。夏、商、周三代都是抽取百分之⼗的税率，“其实皆什⼀也”。
孟⼦⼜解释说：“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周朝每100亩采取彻法。把所有情况都考虑到了，然后再做通盘考虑，这是“彻者，彻也”。彻法是先有全盘考虑，然后统⼀安排。我还要预备、预留⼀些⼈⼒、物⼒、财⼒给⼤家都有份的公⽥，让⼤家⼀起把公⽥种好，这是“助者，藉也”的解释。
对于这三种⽅法，古代的贤者龙⼦做过评价。“龙⼦⽈：‘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龙⼦认为：收这个⼟地税，收那个⽥地税，最好的⽅法是助法，最不好的⽅法是贡法。孟⼦最不赞成夏朝的⽅法，为什么呢？“贡者，挍数岁之中以为常。”打个⽐⽅，五年下来，每年都有⼀个产量；我把五年来的产量加在⼀块，除以五，得出⼀个平均值，然后收⽥地税，收地租。按照五年内的平均数来收，这就是“贡者，挍数岁之中以为常”，以后每年都按照这个平均数来收。
种粮⾷是靠天吃饭的。上天保佑你，你的收成就好。上天不保佑你，你的收成就不好。所以，按照平均数收地租，必然出现两种情况。第⼀种情况是：“乐岁，粒⽶狼戾，多取之⽽不为虐，则寡取之。”“乐岁”是指收成好的那⼀年。“粒⽶狼戾”，粮⾷多得都吃不完。可是你收地租，还是按照原来那个标准，收得很少。其实你多收⼀点，⽼百姓也不会怪罪你。收成好的时候，粮⾷吃不完，你还是按照以前那个固定的平均数来收。你这个时候多收⼀点，⽼百姓会说你什么呢？第⼆种情况是：“凶岁，粪其⽥⽽不⾜，则必取盈焉。”收成不好的那⼀年，⽼百姓连给第⼆年买肥料的钱都不够，但上⾯收租的还是按照以前那个平均数来收，⼀定要按照那个平均数来收。
夏朝的贡法就是有个平均数，每年都按照这个数来收。⽐如规定每年收⼀⽯⾕，那你收成好，我收⼀⽯；你收成不好，我也收⼀⽯。这就是贡法。孟⼦认为这种⽅法不好。当时的农业⽣产，靠天吃饭，耕种技术不⾼，产量很低。即使是在今天，如果没有袁隆平，我们中国⼈吃饭都是⼤问题。因为有了袁隆平，⼗⼏亿⼈⼝的吃饭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在孟⼦的时代，粮⾷的产量很低，⽼百姓的⽣活很艰难。孟⼦认为所有的统治者都应当为民⽗母，做好⽗母官。你为民⽗母，就应当多为⽼百姓想⼀想。可是，统治者根本不是这么做的。
下⾯这段话描绘的就是统治者贪得⽆厌，民不聊⽣，⽼百姓⽣活过得很不好。孟⼦说：“为民⽗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母，⼜称贷⽽益之，使⽼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母也？”你们这些为民⽗母的，⼀年四季让⽼百姓忙个不停。“使民盻盻然”，就是让⽼百姓忙个不停。“将终岁勤
动”，就是⼀年从头到尾⼲这⼲那的，⼲得累死累活、要死要命。即使这样做，你连你的⽗母都养不活。但是，你还得交这些⽥税，交那些⼟地税。你怎么才能交得起呢？“⼜称贷⽽益之”，就是到别⼈那⾥借⾼利贷，才能把差额补上。我⼀年的劳动所得连⽗母都养不起，可是还要交税。我家⾥的钱就这⼀点点，离你那个平均数还差了⼀⼤截，我只好借别⼈的⾼利贷，才能把窟窿补上。“使⽼稚转乎沟壑”，就是⽼⽼少少根本就吃不饱，饿得有⽓⽆⼒，甚⾄饿死了；饿死了，⼫体就扔在荒郊野岭。⽼百姓成了这个样⼦，你们这些当官的配得上“为⼈⽗母”吗？这是孟⼦在讲当时⽼百姓饥寒交迫的贫困⽣活，他希望所有在位者都能“为民⽗母”。
孟⼦⼜⼀转，说道：“夫世禄，滕固⾏之矣。”世禄就是吃国家粮、吃皇粮。不仅滕国的贵族，⽽且先秦时代所有的贵族，都有固定的⽥地，⽥地上⽣产的粮⾷是他们的。这些⽥地从第⼀代开始是你家的，以后世世代代都是你家的，这就叫世禄。孟⼦说滕国已经实⾏世禄的制度：只要是贵族，你就有⾃⼰的⽥，就有⽥地的收成作为⾃⼰⽣活的保障。
我们还要注意《诗经》讲的⼀句话：“《诗》云：‘⾬我公⽥，遂及我私。’”《诗经》说：下⾬了，先下到我们的公⽥，然后下到我们的私⽥。孟⼦通过《诗经》，要证明什么问题呢？他就是要证明⽼百姓怎么才能分到⽥地。所谓“世禄”，只是讲贵族有⾃⼰的⽥，能够靠⽥⾥的农作物收成来维持奢华的⽣活。但是，⽼百姓没有。所以，孟⼦想到《诗经》说
的“⾬我公⽥，遂及我私”，就是天下⾬，先下到我们的公⽥，然后下到我们的私⽥。孟⼦由此到了两⽅：⼀个是私的⼀⽅，⼀个是公的⼀⽅。
这⾥还没有点明井⽥制，孟⼦只是要证明：在夏、商、周三种收取赋税的⽅式中，夏朝的贡法最不好。商朝、周朝的⼜怎么样呢？孟⼦根据《诗经》得出结论：“惟助为有公⽥。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在商朝的助法之下，是有公⽥的。“惟助为有公⽥”，是说只有在助法之下，才有公⽥存在。“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是说由《诗经》看来，即使是在周朝，也是⽤助法。我们刚才讲夏、商、周分别采⽤贡、助、彻，周朝采⽤彻法。孟⼦认为周朝虽然采⽤彻法，但它的本质是助法。这是孟⼦从《诗经》得出的结论。
如果只是按照平均数、每年按照平均数要求⽼百姓交粮交税，遇到收成好的年成，倒是没事；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成，⽼百姓是很为难的。所以孟⼦主张另外⼀种做法，就是既有私⽥、⼜有公⽥。这种⽅式好不好？如果“⾬我公⽥，遂及我私”真的实⾏起来，它跟⼀般⼈的⼼理到底有什么关系？⼀般⼈的基本素质能不能做到《诗经》讲的——先做公⽥的活、后做私⽥的活呢？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如《吕⽒春秋》认为⼀般⼈都有⾃私、懒惰的⼼理：在⾃⼰家的地上做事，肯定很卖⼒；到⼤家都有份的公⽥上做事，就会偷懒。但是，孟⼦还是把赋税制度提了出来，讲出了什⼀税。
历朝历代对⼈民都是收税的。⽥地是⼈民的命根⼦，也是政府的钱袋⼦。收税是历朝历代很正常的现
象，只是有收得多、收得少之分，⽐例不⼀样。孟⼦讲什⼀税，在他看来是⼀个恰当的⽐例。有⼈（⽩圭）认为什⼀税太多，可以收少⼀点，⼆⼗抽⼀（12·10）。什⼀税是⼗分抽⼀，100块钱抽10块；⼆⼗抽⼀是100块钱抽5块。按道理，后⾯这种⽅式更加有利于⽼百姓。但是，孟⼦认为不⾏。孟⼦认为：⼀个⽂明国家与⼀个落后国家的最⼤差异，就在于⽂明国家有⾃⼰的政府管理系统。有政府管理系统，必然有相应的开销。这些开销从哪⾥来？肯定是从⼟地上来。政府要把社会管理得好，必要的开销是必须保证的。如果100块钱只抽5块，肯定太少了。100块钱抽10块，这是⽐较恰当的⽐例。
孟⼦⼜讲到学校制度，同样是从夏、商、周三代来谈学校制度是怎么回事。孟⼦认为：⽼百姓有了固定财产之后，政府按照⼀定的⽐例收税之后，我们还应当有学校教育。“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就是我们要建⽴学校，建⽴不同类型的学校，对⽼百姓实⾏教育。“庠者，养也”，“庠”的意思是培养。“校者，教也”，“校”的意思是教育。“序者，射也”的“射”字，按照杨伯峻的解释，意思是陈列。我们进⾏学校教育，有课本教育——⼀边看课本、⼀边受教育；还有实物教育，就是摆⼀些实物来教育。“射”是陈列⼀些实物，⼀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对⽼百姓进⾏教育。
然后，孟⼦说：“夏⽈校，殷⽈序，周⽈庠；学则三代共之。”这⾥区分了两种不同层次的教育：⼀种是⼩学教育，⼀种是⼤学教育。孟⼦认为：⼩学教育的名称，夏、商、周三代是不⼀样的，夏朝叫作校，殷朝叫作序，周朝叫作庠；但是⼤学教育的名称⼀样，夏、商、周三代都称为学。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的庠序学校，都是学校教育。它们的⽬的是什么呢？“皆所以明⼈伦也。”学校教育的⽬的就是让⽼百姓“明⼈伦”。⼈是⼀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都⽣活在社会当中。⼈与⼈之间有基本的⾏为准则，学校教育就是让⽼百姓明⽩⼈与⼈之间必须遵守的⾏为准则。“⼈伦明于上，⼩民亲于下。”⼀旦统治者完善地制订了⼈与⼈之间必须遵守的⾏为准则，下⾯的⽼百姓就会和谐、团结地⽣活在⼀块。
孟⼦⼜说：“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滕⽂公，你要按照⼀定的⽅法，向⽼百姓收取⽥地税；你要加强学校教育，让⼈与⼈之间的⾏为准则，⽼百姓都能遵守它。假设你做到了这⼀点，同时⼜有⼀个王者，就是有⼀个想成就王道事业的⼈成长起来了，他⼀定到你这⾥来取经。这样，你就成了王者的⽼师。孟⼦告诉滕⽂公：你把这⼀切做好了，你就成了⼀个典范，成了⼀个样板，成了⼀个⽰范。很多⼈都会⾏王道，都想成就王道事业，都想把⾃⼰的国家建设好。他们肯定到你这⾥来取经，你传经送宝，你就成了那些想成就王道事业的⼈的⽼师，“是为王者师”。这⾥并不是
设好。他们肯定到你这⾥来取经，你传经送宝，你就成了那些想成就王道事业的⼈的⽼师，“是为王者师”。这⾥并不是说滕⽂公就是王者之师，只是说假设他做得好，就可以成为其他⼈的⽼师。
然后，孟⼦引《诗经》：“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这句诗⼴为⼈知、脍炙⼈⼝。它的意思是：周朝虽然是⼀个古⽼的国家，但它充满着向上的、更新的⼒量；周朝虽然是⼀个古⽼的国家，但它在新的历史
时代肩负着新的时代使命。“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我们通常简称为“旧邦新命”。我们中华民族是旧邦新命。中国是⼀个古⽼的国家，但它在新的时代要有新的历史担当、新的时代使命感，这就是旧邦新命。
《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赞美⽂王的诗，“⽂王之谓也”。孟⼦对滕⽂公说：“⼦⼒⾏之，亦以新⼦之国！”假设你能坚决有⼒地做好以上这些事，你也可以让你的国家⽓象⼀新，变得更加美好。“亦以新⼦之国”，就是让你的国家焕然⼀新、更加美好。旧邦新命、“新⼦之国”，是孟⼦对于滕⽂公寄予的殷切期望。这⼀期望也可以说是⼩邦⼤命、“新⼦之国”，因为滕国是个⼩国。
以上是孟⼦对滕⽂公讲的⼀席话。意思是说：你要建设好国家，就必须让⽼百姓有⾃⼰固定的财产，同时采取合理的税收制度，还要加强学校教育。只有这样，你才能旧邦新命、⼩邦⼤命，才能“新⼦之国”。这席话给滕⽂公留下的最深印象，很有可能是《诗经》的两句诗：⼀句是“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另⼀句是“⾬我公⽥，遂及我私”。
因为⼟地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孟⼦⾛了之后，滕⽂公想了很久：我怎么才能落实什⼀税呢？我要把⼗分之⼀的⼟地税收上来，物质基础在哪⾥呢？滕⽂公从《诗经》的两句诗⾥得到启发，觉得井⽥制是很重要的举措，是让滕国这个⼩国家富强起来的必由之路。于是，他派毕战去向孟⼦请教井⽥制的情况，就是“使毕战问井地”。
在《孟⼦》中，“井⽥”⼀词其实没有出现过。《孟⼦》叫作“井地”，⽽不叫“井⽥”，这个我们要多注意。“井⽥”⼀词，最早出现在《春秋》三传之⼀的《穀梁传》中。出于⽅便，我们还是笼统地叫作井⽥制。
滕⽂公认为实⾏井⽥制是让滕国富强起来最有效的⽅式，但他对井⽥制的情况不了解，所以派⼤⾂毕战来问孟⼦。“孟⼦⽈：‘⼦之君将⾏仁政，选择⽽使⼦，⼦必勉之！’”孟⼦对毕战说：你们国君想实⾏仁政，派你来问我，你⼀定要好好努⼒！这是孟⼦对毕战的⿎励。
然后，孟⼦说：“夫仁政，必⾃经界始。”这是中国思想上很有名的⼀句话。意思是说：好的政治，善良的政治，必须从经界开始。“经界”就是为⼟地划界。5·1讲到滕国截长补短，拼成正⽅形，每边之长将近50⾥。滕国是丘陵地带，不属于平原地带，⽥地不是⽅⽅正正的。孟⼦认为：这⼀家与那⼀家的分界线到底在哪⾥，必须搞清楚。现在必须把这些⽥地变得⽅⽅正正。“夫仁政，必⾃经界始”，就是仁政必须从⽥地划好界开始。
原因在于：“经界不正，井地不钧，⾕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不正”，意思是⽥地的分界搞得不准确。“钧”的意思是平均。“井地不钧”，意思是井地的⼤⼩就很难平均。井地是⽅⽅正正的，是⽥字形。“⾕禄不平”，意思是粮⾷、俸禄就会不公平。经界是要解决⼟地问题，划好界才能解决⼟地问题。这件事有利于⽼百姓，但它对于那些既得利益者是极⼤的伤害。正经界、钧井地、平⾕禄，
那些暴君污吏是最不想⼲的。所以，⼀谈到经界，⼀谈到仁政，暴君污吏总是慢慢腾腾，不把它当回事，甚⾄蓄意破坏它。
孟⼦说：你要实⾏井⽥，为⽥地划界是⾸先该做的事。“经界既正，分⽥制禄可坐⽽定也。”把⽥地的分界做好了，后⾯两件事做起来，就轻⽽易举了。第⼀件事是把⼟地分给⽼百姓，第⼆件事是把俸禄分给⽂武百官、皇亲国戚。“经界既正”，这两件事就能毫不费⼒地定下来。
孟⼦⼜说：“夫滕，壤地褊⼩，将为君⼦焉，将为野⼈焉。”滕国的⼟地不是⽅⽅正正的，所以是“壤地褊⼩”。“将为君⼦焉，将为野⼈焉”，这句话历来不太好解。杨伯峻是这样解释的：“为”的意思是“有”；滕国虽然很偏僻、很⼩，但那⾥既有当官的，也有⽼百姓。“将为君⼦焉”，就是有官吏；“将为野⼈焉”，就有⽼百姓。君⼦、野⼈是指官吏、⽼百姓。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君⼦，莫治野⼈；⽆野⼈，莫养君⼦。”没有官吏，就没有⼈来治理⽼百姓；没有⽼百姓，就没有⼈来养官吏。⼤家知道孟⼦谈过劳⼼、劳⼒两者的关系（5·4）。君⼦、野⼈这种关系，就是劳⼼、劳⼒的关系。滕国，国家很⼩，但是既有野⼈、也有君⼦，既有官吏、也有⽼百姓。
有官吏，有⽼百姓，就必须提供相应的物质基础，让“君⼦”能够安⼼⼯作，让“野⼈”能够⽣存下去。所以孟⼦建议：“请野九⼀⽽助，国中什⼀使⾃赋。”“野”是农村，“国中”是城市。孟⼦说：对于农村，我们采取九分抽⼀的助法；对于城市，我们采取⼗分抽⼀的贡法。如果从⽂本解读的前后看什⼀税，5·3
是不是完全没有⽭盾呢？孟⼦认为滕国要治理好，农村、城市采取的税收制度可以有所区别。农村采取九分抽⼀的助法，城市⼿⼯业者采取⼗分抽⼀的贡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这是值得我们好好想⼀想的。
“卿以下必有圭⽥，圭⽥五⼗亩；余夫⼆⼗五亩。”官吏、⽼百姓，这是两⼤阶层。还有⼀个阶层，就是⼠，就是知识分⼦。到孟⼦的时代，知识分⼦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不⾼。他们最有知识，是最有理想、因⽽最能让这个世界得到改变的⼀⼈。但是，他们没有⼟地。孟⼦开始为知识分⼦代⾔了！孟⼦说“卿以下必有圭⽥”，圭⽥是什
这个世界得到改变的⼀⼈。但是，他们没有⼟地。孟⼦开始为知识分⼦代⾔了！孟⼦说“卿以下必有圭⽥”，圭⽥是什么？古代社会有两件事最⼤：⼀件是打仗，⼀件是祭祀。祭祀，⼀定要有⽥地。圭⽥就是为祭祀提供粮⾷、提供⽜⽺的⽥地，所以卿以下⼀定要有圭⽥。每个卿以下的官员（包括⼠）要有50亩圭⽥。假如家⾥还有其他劳动⼒，那再每⼈给25亩。“卿以下必有圭⽥，圭⽥五⼗亩；余夫⼆⼗五亩”，这是讲地位⽐较低的官员或者还没有进⼊体制内的官员，要给他们⼀块⽥，让他们⽣产粮⾷。这些粮⾷除了⾃⼰⽣活以外，还要⽤于祭祀天地。
对于⼀般⼈，孟⼦说：“死徙⽆出乡，乡⽥同井，出⼊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死徙⽆出乡”的意思是：不管是死后的埋葬，还是现在搬个家，我们都不要离开本乡本⼟。孔⼦
说：“⽗母在，不远游，游必有⽅。”（《论语》4·19）⽗母健在的时候，⼦⼥不要到外⾯跑来跑去。你想到国外留学，可以；但是“游必有⽅”，你要告诉⽗母，你是到哪个国家留学。孟⼦讲“死徙⽆出乡”，是指不要离开本乡本⼟。
“乡⽥同井”，就是住在同⼀个井⽥，住在同⼀个⼩区（社区）。住在同⼀个井⽥的⼈，要做到以下三点：“出⼊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住在同⼀个井⽥，每天出出进进，我们要互相帮助，这是“出⼊相友”。每家每户都有恒产，但世界上也有⼩偷。邻居不在家，你在家，你要帮着看看邻居的家，不让⼩偷光顾，这是“守望相助”。有了病，⽣了病，⼀定要相互扶持，这是“疾病相扶持”。⼀旦做到“出⼊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所有的⽼百姓就会亲密起来、和睦起来。
下⾯是孟⼦对于井⽥制的描述：“⽅⾥⽽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是个什么概念呢？按照古⼈的说法，每300步是⼀⽅⾥，形成⼀个井。每个井⽥的⾯积是900亩，中间那⼀块是公⽥。“⽅⾥⽽井”就是每个井⽥有900亩，中间的100亩是公⽥。其他800亩呢？孟⼦说：“⼋家皆私百亩，同养公⽥。”每个井⽥有900亩⼟地，⾥⾯有⼋户⼈家。⼋户⼈家每户的私⽥是100亩，⼀共800亩，剩下的100亩是⼤家⼀起耕种的公⽥。“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也。”这个井⽥的800亩分给了⼋户⼈家，还有100亩是⼤家都有份的公⽥，这块公⽥要靠⼤家的劳动才能种好。孟⼦认为“⾬我公⽥，遂及我私”，就是先把公⽥的事做好，再去做⾃⼰那100亩私⽥的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跟野蛮⼈相区分。这是“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也”的⼀种解释。另⼀种解释是：那些当官的也有⼟地，
也有其他的事。他只有先把国家的事做完之后，才能去处理⾃⼰的私⼈事务。这是官员跟⼀般⽼百姓的区别。“所以别野⼈也”，就是官员不同于⼀般⽼百姓的地⽅。
孟⼦把井⽥制介绍完了，接着说：“此其⼤略也。”这句话体现了孟⼦的谦虚，同时让⼈疑惑起来：井⽥制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孟⼦设想的呢？“此其⼤略也”的意思是：上⾯所讲的只是⼀个⼤略。孟⼦⼜对毕战说：“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矣。”我给你讲的只是⼀个⼤概，如果要把井⽥制具体化，把它落到实处，那就在于滕⽂公与毕战你们这些⼈怎么去做。
对于古代制度，孟⼦肯定有⼀定的了解。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典籍被那些贪得⽆厌、别有⽤⼼的诸侯破坏得差不多了。所以，孟⼦对于当时的礼制⼜不是特别了解。井⽥制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构出来的？到底是历史上实有其事，还是孟⼦的理想设计？思想史上有着不同的说法。尽管说法不同，但⼈们⼀致认为孟⼦是⼀个有理想的⼈，他想让⾃⼰的理想从内圣、外王两个⽅⾯展开。内圣是让每个⼈的⼼灵真善美，外王是让整个社会真善美。为了实现⼈的内⼼的真善美、整个社会的真善美，就要有⼀套能够落实、能够做到的制度。⽐如，你要尽孝，就要⾏三年之丧；你要让⼈民富起来，就必须把⼟地分给⽼百姓。这就是孟⼦理想中的制度设计。
再看看“若夫润泽之”。每次读到这⾥，我就想起⽑泽东（1893—1976）。⽑泽东，字润之。⽑泽东的名（有“泽”）、字（有“润”）是怎么来的？除了⽑⽒族牒有泽字辈之外，我估计它还跟孟⼦说的“润泽”
有关。⼟地问题始终是历史上所有的⾰命者、先⾏者必须解决的问题，把⼟地分给⽼百姓是历代仁⼈志⼠努⼒奋⽃的⽬标。“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的公私问题，在⽑泽东那⾥同样有很明显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孟⼦应当对⽑泽东是有影响的。
1920年初，⽑泽东在北京⼯作过⼀段时期后，准备回南⽅。他从别⼈那⾥借了⼗块银元，⼀路从北⽅经过⼭东，到曲⾩去看过，并且看到了孟⼦的出⽣地。那是⽑泽东的年轻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起来。对于⽑泽东与孟⼦、尤其是他与5·3的关系，我没有确凿的⽂献来证明，但传统⽂化对于中国第⼀代马克思主义者产⽣过影响，这是毫⽆疑问的。
井⽥制对于所有仁⼈志⼠的影响是不⾔⽽喻的。井⽥制这个理想，古往今来其实很难实现。孟⼦的很多理想，⽐如⼋⼝之家养上“五母鸡，⼆母彘”（13·22）是多么地简单，可是即使到了洪秀全（1814—1864）制定《天朝天亩制度》，还是家家户户五只母鸡、两头⼩母猪。时间⾛得好快，理想⾛得好慢，是我们读《孟⼦》最深的感受。
今天我们讲的5·1⾄5·3，是⼀个关于滕⽂公的完整的故事。滕⽂公做太⼦的时候，就跟孟⼦见⾯了。滕⽂公的⽗亲死了，滕⽂公问孟⼦怎么办，孟⼦告诉他⾏三年之丧。然后，滕⽂公慢慢成长了。他向孟⼦讨教治国的⽅略，孟⼦告诉他要实⾏什⼀税，实⾏井⽥制。滕⽂公就是在孟⼦的教育下，慢慢让滕国有了⼀定的发展，滕国的名⽓也越来越⼤了。滕国的名⽓越来越⼤，在5·4就有了体现。
解读专家